测谎仪，在刚刚问世以后，就带给了人们巨大的希望，也创造了显著的失望。

1922年的美国伯克利警察局长奥古斯特·沃尔默，因为其整顿警务及其对测谎侦讯设施的支持性贡献，而在后来被称为“现代警察之父”。他是德国裔移民的孩子，为人正直，在美国各地警队充斥腐败和低效的那个时代，更是堪称清流。

古代，近代，现代，所有时代的警察，以及承担警察功能的官员都面临案件侦破的困难。大量的刑事案件哪怕找到部分证据，但仅有这些，并不足以将嫌疑人送进大牢。除了部分激情作案的案件，真凶往往会在行动之初就设法湮灭痕迹，包括设法在没有目击者的场景下作案，销毁凶器，以不记名的现金完成买凶以及凶器购置等过程。这也意味着，警方侦讯，天然面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需要耗费极大的搜寻成本。而且，如前述，即便缉捕到最大嫌疑的对象，如果证据链过于脆弱，也很容易在法庭上被推翻。

测谎仪，简单来说就等于警察寻找到一种外挂，通过测量嫌疑人在涉及案件以及其他事件、对象的信息的生理反应，来推导其有关案件的答辩、证词是否可行的结论。这种结论被用于向法官或陪审团佐证嫌疑人是否有罪。

测谎仪的引入，另一个作用就在于向嫌疑人施加压力。在很多情况下，警方面临证据不足，而测谎仪被描绘为科学设备，带有不容置喙的公正性，所以当然会有很多嫌疑人顶不住这方面的压力，老老实实供述警方其实根本还没有掌握的一些证据，以及作案过程和手法。

但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测谎仪的机制过于简单，也就是测定嫌疑人是不是说谎，推导供述是否真实，但有些案件的嫌疑人心理素质很好，甚至信口瞎编的谎言，也不会引起心率、呼吸频率变化等生理反应。事实上，测谎仪最初应用时，就已经有测试对象很轻易地看穿了其把戏，通过改变暂时的生活习惯，整晚不睡觉、抽烟、饮用浓咖啡的方式，篡改正常心理状态下的锚点，使得异常情绪状态可以混淆过关。

英国记者、作家阿米特·卡特瓦拉在其所著的《血色战栗：谋杀、执念与测谎仪的诞生》一书中就谈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警方侦缉的、著名的亨利·威尔肯斯杀妻案中，大量证据清晰指向的作案者亨利，并非刑案老手，甚至性格非常脆弱多变，却能轻易蒙蔽测谎仪。

反过来，有些案件的嫌疑人其实是被冤枉的，但他们的心理素质非常差，尤其是对扣在自己头上的指控感到十分不忿，所以生理反应很大，然而那其实是激愤而非说谎被揭穿的表现。问题是，测谎仪不能区分激愤和说谎被揭穿的情绪反应。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测谎仪会助长许多案件的冤假错案率。无论是警察部门、公诉机关，还是公众舆论，一旦在具体案件问题上，对嫌疑人产生强烈的憎恶和指控怀疑，测谎仪结果将压倒最后一根稻草。

《血色战栗：谋杀、执念与测谎仪的诞生》是一本非常坚实、耐读的法制类、文学类读物。这本书还原了测谎仪诞生之初及其关联的美国多起著名案件，较为客观地描绘了案发过程、嫌疑人行为以及警方侦缉、法庭审判等情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利·威尔肯斯杀妻案的绝大部分真相，其实依靠的是警察传统的侦缉方式得以挖掘的：盯梢，发现嫌疑人踪迹；循着嫌疑人案发前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顺藤摸瓜；依托关系人提供的亨利·威尔肯斯与妻妹、受害人妹妹的不伦关系证据，戳破后者提供的亨利夫妻关系良好的说法……甚至，警方在察觉到同案嫌疑人中的一人，道德感相对较高，从而制造了“苦肉计”，故意安排被冤枉的被指控者在该嫌疑人周边羁押，让被指控者悲惨地喊冤，激发该嫌疑人的不忍和道德羞耻。

更有意思的是，测谎仪诞生后不久，用于侦缉的新的科学产品“吐真药”也浮出水面，那就是东莨菪碱。东莨菪碱最初被用于产妇生产过程中的镇痛，后来被刑侦专家用来让嫌疑人在精神放松时吐露真迹。但这个所谓的“吐真药”的效用和问题跟测谎仪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的确有助于击破一些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或诱使其吐露警方不掌握的一些证据，但对于意志力顽强的嫌疑人，或者精神、情绪状态本就不稳定的嫌疑人，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可以说，《血色战栗：谋杀、执念与测谎仪的诞生》这本书非常好地展示了现代社会如何自信而无知地迷恋通过技术手段，致力打破认知障碍、信息障碍，却徒劳无功的过程。从测谎仪到吐真药，再到21世纪第2个10年被赋予了无限美好期望的大数据，以及最近的AI，都是如此。

书名：《血色战栗：谋杀、执念与测谎仪的诞生》

作者：（英）阿米特·卡特瓦拉

译者：王人力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