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见证了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中国、欧洲、日本，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许多社交网络的兴衰。

即便如今的社交媒体巨头看似稳如泰山，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其中多数仍然会在一个可预期的未来走向衰落直至倒闭。

那么问题来了，人注定会死，那么谷歌、苹果、脸书等公司如果倒闭，或者关闭某一主要业务，我们的数据以及数据遗迹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通常而言，许多公司、数据平台如果关闭，会为用户下载、转移部分数据留出时间。但这里所指的用户，显然只是在世的用户。已经去世的用户所产生过的数据，将面临处置难题。

依照欧盟的立法，破产公司的数据只能由同行业的其他公司收购。虽然法律赋予用户随时要求删除自身数据的权利，但这也仅仅适用于在世用户，将已故数据主体排除在外。这意味着，“已故用户的资料可以在没有任何政府监管的情况下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对于普通人而言，上述风险最突出、最直观的威胁在于，社交媒体作为营利性企业，如果发生系统性坍塌，存在数据记录无人接手，而使得数据遗迹荡然无存的可能。证明许多普通逝者来到过世间的证据，也就荡然无存。

自然，已故用户中的许多用户，数据资产对于公司而言仍然存在价值，而这也引发了相应的风险。首先，因为他们、她们很可能关联着更多的在世用户，比如虽然老人已经去世，但数据资产中包含子孙、亲友相关的数据信息，比如逝者年轻时的晒娃图片，而图片中的小孩已经长大成人，这也意味着数据公司可以绕过在世用户的许可，通过使用逝者数据的关联信息，进行特殊使用。

其次，部分逝者的交互关系、经济联系、政治倾向、付费方式等数据痕迹，是重要的资产。将这类数据纳入特定的训练模型，对于特定公司更好地提升市场洞察水平也是有利的。

第三，数据痕迹很可能被悄然篡改、不合理运用。很多人在世期间绝不允许自己的日记出版、披露，但很难把控这些记录在自己死后泄露。一些著名学者、政客、企业家死后，日记出版，其中部分内容被不乏恶意的研究者挑出来得出有害于逝者名誉的结论。同样，部分已故用户的数据遗迹，比如社交媒体中的私信、草稿箱信息、交易记录，也面临这类危机。

第四，已故用户的信息被不断集中交由少数科技巨头、数据企业掌控，这意味着历史的书写，很可能不再公正。比如，如果一家数据企业基业长青，或者这家企业作为后起之秀收购了之前的科技巨头的数据资产，在对待与自己企业、企业创始人、重要利益相关者（无论已逝或者在世）的历史研究时，很可能将拒绝提供公正、全面的数据信息。

长期致力于研究人工智能政治伦理、数字遗产、深度伪造及数字化社会的伦理与社会理论的瑞典政治学家、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卡尔·奥曼在其所著的《我们死后，我们的数据呢？》书中指出，将人们的数字遗迹的保护工作完全交给科技巨头、数据企业显然不是最可靠的选择。

如果建立起某种国际性的公共机构来掌控共有的数字遗迹，而在各国也建立公共性的数字遗迹机构体系，这有助于平抑商业、资本主导的数字霸权。当然，书作者对此也抱有一定疑虑，认为政府领导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其他形式的数字遗迹机构，与科技巨头、商业组织等机构应当共同参与，避免一家独大，并且建立起更为严格的已逝用户数据调用保护机制——既要避免轻率地移除被认为没有商业价值或商业价值较低的逝者用户信息，还要注重逝者用户信息的合理、规范使用，未经数据保护机构、数字伦理审查机构批准，不得过度使用。

下一个问题，用户数字遗迹目前被展望可以搭建“数字分身”，在世用户可以授权建立，而已逝用户尤其是没有财产继承人的已逝用户的“数字分身”，从建立到使用也应纳入严格管理。

书名：《我们死后，我们的数据呢？》

作者：（瑞典）卡尔·奥曼

译者：梁家瑞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