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具体而言就是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在此之前的14年里，鲁迅在京生活和工作，创作了大量小说和杂文名篇，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兼职都让他感触到青春生命的活力。

鲁迅离京去厦，有着多样的动因，以至于不得不走。首先是1926年的政治形势，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下台。鲁迅曾在自传中认为三一八惨案前后，自己受到很大压力，天天提心吊胆，学界对此颇有争论，多认为鲁迅的说法存在夸大。

新出版的《鲁迅在厦门轶事考论》一书，出自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俞兆平。这本书经过考证，引用林语堂等人的回忆指出，段祺瑞政府倒台后，奉系军阀入京，对于左翼知识分子的容忍度进一步下降，甚至提出一个多达50人的通缉名单。奉军入京枪杀了进步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这让林语堂等知识分子也深感不安，甚至需要在家中预备跑路的绳梯子。而不在名单的顾颉刚等人都感到恐慌。

这种情况下，接连书写过《记念刘和珍君》、《“死地”》等抨击作品的鲁迅，只能想尽办法避祸。《鲁迅在厦门轶事考论》一书指出，有些论者将鲁迅离京去厦解释为与许广平相恋的出走，否认政治上的原因，是不够公允的。

第二个原因，那就是经济窘迫。鲁迅在1925年曾因支持女师大学潮，而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职，虽然经过诉讼撤掉了免职令，但成为北洋政府眼中钉的他随时存在再次被免职进而失去收入的威胁，

鲁迅的经济困境，还与多年来将主要收入交由周作人妻子管理有关。这也引出了鲁迅离京的第三个原因。

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据鲁迅、周作人幼弟回忆“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浑金如土”，虽然家里有鲁迅、周作人两个高薪教授，但是家中仆从多达10余人，收支因而难以平衡。而在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后，前者自行购置住所，还欠下外债，在1926年非常紧缺。而辗转至厦门大学任职，对于鲁迅摆脱当时的经济困境极有帮助。

学界人士对于鲁迅兄弟反目经过大量考证指出，主要原因在于羽太信子的挑唆，而周作人轻信妻子所言，甚至在鲁迅搬离后，还与妻子一道暴力阻拦鲁迅搬走自己的书籍杂物。

1926年的厦门大学，由林语堂筹建国学研究院，林语堂还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邀请了鲁迅、孙伏园、顾颉刚、陈万里等名家任职，因而当时的学界盛传“半个北大搬厦大”。鲁迅来到厦门后，非常鼓舞，热切地参加了这一年厦门的双十节（辛亥革命纪念日）活动。

在这段短暂时期，可以说，林语堂与鲁迅的个人关系相当好。当然在这之后，两人就因事误会甚至发展到彼此直斥。后来，鲁迅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性灵类小品也多有批评。尽管如此，鲁迅在1934年给曹聚仁的信中也仍然承认，林语堂是自己的老朋友，应以朋友待之。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写下的《悼鲁迅》文中表达了彼此虽然相弃，但彼此没有私人意气之争。

《鲁迅在厦门轶事考论》书中考证指出，林语堂曾在北京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与鲁迅站在一起。比如关于“费厄泼赖”的论争中，林语堂接受了鲁迅的批评。又如1925年底，段祺瑞政府的外交败绩引发学生不满，而教育总长章士钊等人鼓吹学生不谈政治，还规定小学生必须读经，鲁迅撰文严词反驳，林语堂也撰文助阵。林语堂自己还亲自参加学生活动，与镇压的警察搏斗，以至于被砖块集中眉头，血流满脸，留下永久的疤痕。还有，就是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亲赴现场辨认被段祺瑞卫队屠戮的学生的遗体，先行撰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鲁迅之后发表《记念刘和珍君》，两人一道被列入段祺瑞政府通缉的名单。

《鲁迅在厦门轶事考论》这本书对1926年鲁迅离京去厦，在厦门工作和生活135天所涉及的许多历史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讨论了鲁迅离京原因、鲁迅嫌弃顾颉刚的缘故、鲁迅离开厦大的原因、在厦大期间鲁迅写下的论著、厦门期间鲁迅的思想变化轨迹等。许多问题本身多年构成重要的学术公案，书作者基于详实的史料考证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公允探讨。

比如，顾颉刚在厦大期间，诬陷鲁迅剽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一篇参考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观点，但书中其他20多篇皆为自己创作。顾颉刚自己深知造谣一说根本站不住脚，但不肯认错，而且顾颉刚的谣言被鲁迅的论敌陈西滢大肆传播。鲁迅毕生最恨剽窃，遭此诬陷，对顾颉刚、陈西滢等人深恶痛绝。顾颉刚、陈西滢的做法，胡适等人都看不下去了。

陈西滢的妻子曾因剽窃鲁迅作品，受到鲁迅批评。所以，陈西滢一直寻求报复的机会。1925年的京师大学潮，以及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前后，陈西滢一直攀附章士钊和段祺瑞，挑唆当局镇压进步知识分子。

书名：《鲁迅在厦门轶事考论》

作者：俞兆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