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选官制，以察举、征辟、任子为主要途径。察举指的是三公九卿、列侯、郡国守相等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进行考察，首要考察德行，然后根据策论水平，进行授官。这也意味着，察举必然沦为权贵操持的官员晋升制度，哪怕寒门子弟通过察举，也不可避免打上权贵的标签。征辟指的是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选用士人为幕僚，幕僚视高官为主公，这形同君臣关系。任子指的是荫庇原则，任用二千石以上高官的子弟为官。

西汉前期和中期，强势的君主还能压制豪强，尤其是武帝多次大规模发动对外战争，本身极大地消耗了豪强力量，并借助军功评定不断扶持新的豪强，形成对旧豪强的压制。但到了西汉晚期，在朝的官僚世家，地方的豪强已经无法被君主压制了。王莽篡汉，刘秀重新建鼎，这一系列的变化背后，都有豪强操弄的影子。

东汉王朝的建立，本质上是豪强选择了最佳代理人刘秀。这也使得刘秀军政集团一统全国变得异常顺利，几近可以用砍瓜切菜。东汉王朝的建立和维系，就离不开豪强的支持。

豪强世家占据解释权

周武王讨伐纣王，取代商朝，周公将政权的合法性解释为上天授予，看重了周王室的德行。而秦朝的建立，则强调统一全国的功业。汉朝糅合了周和秦的统治合法性理由，至武帝由董仲舒引入了阴阳家、道家的神秘性学说，这一方面强化了刘姓皇族的合法性地位，但另一方面使得谶纬学说四处流行，世家大族可以借助对儒家意识形态和谶纬学说的解释权反过来挟制皇帝。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东汉末年，若干个世家、豪强都反对曹操改朝换代，希望继续维持刘姓皇族为统治代理人的局面，但这些世家、豪强并不真诚地拥护汉帝，更不愿将家族资源耗费在帮助汉帝强化中央集权。

这也意味着东汉的政治，腐化变质的速度会异常迅速。因为政治合法性已经不再被直接绑定德行，而是虚无缥缈的谶纬，以及经学家的理论解释。哪怕统治者开明，但只要不符合世家、豪强的利益，就很可能被解释为失德。反过来，弱势君主，又找不到外戚和宦官撑腰，那也是世家、豪强喜欢的好代理人。

所以，这就使得东汉的选官，进一步落到了所谓望族大姓手中。世家、豪强大量擢升亲人，挑选一些可供使用的外人作为门庭羽翼，而对于其他人则加强排斥。

望族大姓将大量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利用经术致身通显，通过传经、辟除，广植门生故吏，发展为文化地位显赫的经学集团。士子必须选择投效望族大姓，修习儒家意识形态，拜大姓家族家主为主，才可能获得推荐为官的资格。

世家与皇帝逐渐陌路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子彦在其所著的《党与阀：汉晋之际的士族与党争》一书中谈到，东汉士人的“两重君主观”，也就是必须对望族大姓认主，哪怕日后做了高官，对于昔日的举主也要自称“故吏”，将举主视为“旧主”——也就是事实上的君主。

“门生故吏为举主、府主殉死之事亦颇为常见，他们并无是非观念，只要故主有难，就不惜冒死相救”。

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东汉政治就变得非常浑浊和腐朽。望族大姓垄断选官推举的渠道，而皇帝及其权力代理人外戚、宦官要打破这种被挟制的局面，就必须走察举以外的渠道任官。察举等渠道晋升的官员，就将外戚、宦官提拔的官员视为无耻小人，前者自居为清流，而后者被看成是浊流。东汉末年的几任君主，之所以被士人抨击为昏君，从根本原因而言就是试图挑战既有的政治分肥秩序。

外戚、宦官提拔的许多官员，确实贪赃枉法，但望族大姓子弟和门生也大抵相差不多。外戚、宦官要依托皇权去抢夺选举权，望族大姓当然不允许，所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书中介绍谈到，太学是当时士人入仕的一个主要途径，所以宦官就在太学之外另设一个鸿都门学，推崇辞赋、小说、绘画、书法，来对抗士大夫们垄断的经学。

望族大姓要夺回选举权，开始聚朋结党，在地方能赶上组织清议，谈论时政、臧否人物。洛阳太学的学生、各郡国学生，再加上在朝的官员进行广泛串联，掀起诋毁、抹黑皇帝以及外戚、宦官的舆论战。这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也就是党锢之祸。

《党与阀：汉晋之际的士族与党争》这本书将党锢之祸，解释为党人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这是存在局限性的。党人领袖以及依附望族大姓的士人，对于国家政治腐朽的根源缺乏认知，拒绝承认宦官集团的崛起源自皇帝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党人集团和宦官集团都各自利用政治权力展开政治报复，当权时对对手展开政治清算。党人集团中一些素有清名的官员，对于世家子弟类同于宦官集团依附者的贪腐、暴行视而不见。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宦官集团发起对党人集团的清算时，很多素有清名的党人官员被到处检举，这显然不能全部定义为诬告。

当然，《党与阀：汉晋之际的士族与党争》这本书也承认，党人集团中的士大夫，长于清议，擅长坐而论道，其实缺乏政治斗争的谋略，也缺乏治理地方、安抚民众、为王朝治理解困的经验和智慧。

汝颍士人集团为何与曹魏反目

汝颍士人集团，指的是汝南、颍川地区的世家大族为核心构建起的政治势力，标榜儒学，把持中原一带的选官和政治舆论。

曹操起家，依托的两大力量，除了谯国、沛县的武人集团，就是汝颍士人集团。

颍川，在秦朝到汉末，是两都以外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夏文化的核心腹地。汝颍地区涌现出一批世家大族，以及其供养和依托的经学大师。

汝颍士族为主体的东汉党人，当初应当相当程度上倒向袁绍，这就可以解释荀彧、辛评、郭图等颍川士人先投韩馥，再转袁绍——荀彧对袁绍感到失望后，才选择了曹操，并引荐了戏志才、郭嘉等人。随着曹操稳定豫州局面，并在许昌尊奉汉帝，这使得流落到外的颍川士人如陈群等重新回归。荀彧甚至还引荐了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杜畿等外州士人，使得形成了曹魏政权的士人支持基础。

相较于东汉后期，皇帝与士族整体离心离德，彼此展开激烈竞逐的，终将崩坏天下的局面。这似乎开启了一种良性的合作。

汝颍士族投效曹操，很大程度上已经视曹操为政治主君，仅仅将汉天子视为符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正出自这些士人之手。大批汝颍士人有效地理顺了曹操军政集团的治理、后勤，也参赞军务。

曹操的很多显赫功绩，无论是征战，军屯，还是人才使用，其实都离不开汝颍士族的托举。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子彦在其所著的《党与阀：汉晋之际的士族与党争》一书中谈到，汝颍士人之所以作为集团势力在曹操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在于其之间的内在凝聚力，包括联姻、师承、宗族、乡里关系。

谯沛集团以曹氏、夏侯氏武人集团为核心，还包括许褚等依附武人，以及相关姻亲、乡里亲信。在曹魏统一北方过程中，以及正式替代汉朝以后的前二十年，这一集团较为彻底地掌握着军权。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纯都是跟随曹操起兵的元从武将，曹休、曹真、夏侯尚则构成了第二代。

《党与阀：汉晋之际的士族与党争》书中谈到，汝颖集团是世家大族代表，而谯沛集团则是寒门武士，两大集团保持着既合作又东征。比如，建议实行军屯的建议，由司马懿提出，这确实提高了粮食产量，保障了战争所需，减轻了民众负担，但隐形作用还在于削弱了谯沛集团对屯田民的控制权。

两大集团的裂痕，随着谯沛集团拥戴曹操强化霸府专权，进一步掏空汉王朝，“以魏代汉”迫在眉睫，因而变得更大。荀氏代表荀悦作《申鉴》，强调为政根本在于仁义，抨击执政官员越轨、败制。荀悦还通过修订《汉书》，宣扬汉室功业，对曹操霸府构成政治和道德舆论上的绑架。荀彧在曹操接受董昭建议，封为国公、接受九锡后，选择自杀。

尽管汝颍士人集团中的大部分人确实降低了反抗曹操的舆论，一些人甚至快速成为帮助曹魏夺权的代表，但这种靠拢与谯沛集团的效忠完全是两回事。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君主对此是完全清楚的。

曹操死后，司马懿、司马孚兄弟在曹丕即位、稳定政局过程中居功至伟。曹丕要快速推进代汉，就必须进一步借助汝颍集团，这也可以解释曹植的谋士杨修、丁仪（前者属于关中世族代表，后者则归于谯沛集团）为何会分别被曹操、曹丕下令处死。

这些都意味着，曹丕过度借助汝颍集团，并选择将司马懿这样一个并非出身汝颍地区的士人作为该集团代言人。曹叡在位期间察觉到汝颖集团一家独大对于君权的威胁性，尽可能培养曹家、夏侯家的青壮一代，奈何这些宗室难堪大用。至曹芳即位，曹爽和司马懿辅政，前者大量吸收汝颍以外的士人、权贵子弟结为臂膀，开始削弱汝颍士人。双方围绕在朝文官、武将官职，以及不同战区兵力掌控等展开了激烈的竞逐。

尽管史书上讲曹爽辅政集团描绘成笨如猪狗、纸上谈兵的废物，但在长达10年时间内，能够与司马懿争权博弈，压制对方，不断有效削弱汝颖集团的政客，不可能是史书上描绘的那种废柴。事实上，在高平陵兵变之前，曹爽集团已经较为彻底地攫取了军政大权，司马懿本人装病，不得已只能让长子司马师培养死士。

高平陵兵变，以曹爽集团整体覆灭，汝颖集团获得根本性胜利。曹魏宗室以及谯沛集团基本上陷入无法挽回的衰败命运。

司马懿击败曹爽，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汝颖集团对于权臣曹爽，甚至追溯到曹操到曹叡三代君主压制士族的不满到了极致。当然，汝颖集团没有预料到，司马氏会以何其残暴和不诚信的方式掀起政治清洗。

司马氏虽然因此获得了魏晋禅代鼎革的主动权，但丧失了政治信誉，因而也就不得不强化对汝颖集团的依赖。由此开创了世家大族几个世纪主导政局的历史，庶族寒门淡出了政治舞台。

书名：《党与阀：汉晋之际的士族与党争》

作者：朱子彦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