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往往都深信“原始社会远比现代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小国寡民状态的幸福感高于内卷社会，这也成为一种社会观念。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出现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后，描绘远离都市甚至主流文明社会的原始社会，有着淳朴观念，和谐共处的田园诗意社群的影片，也时而涌现。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荣休教授罗伯特·B.埃杰顿的名作《病态社会：挑战原始社会的和谐神话》一书指出，现代人将自己的苦痛归结于无处不在的社会解体、重组，民族分裂，阶级冲突、利益竞争，并向往摆脱这一切的理想状态。但这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潮流加深，过去尚未被卷入或者说有限被卷入的一些地区、社群、边缘地带，也最终纳入了全球化体系。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都尴尬地发现，一些乡土社会、乡土社群存在大量害人害己的丑恶行径。

然而，人类学家惯常依照“多元化文化”的政治正确原则书写乡土社会、乡土社群，也就是远远没有进入工业社会、城市化状态的社会状态、社群生活的康乐。很多人还错误地解释，乡土社会中许多残忍、有害、无效的习俗，原本是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社会解体的后果。《病态社会：挑战原始社会的和谐神话》这本书指出，人类学家写下过的很多民族志，都经过了理想主义化的改写，回避同类相食、酷刑、杀婴、世仇、巫术、痛苦的男性成年仪式、女性割礼等对于人们而言足够骇人听闻的习俗。

这也很大程度上揭破了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长期以来制造的一种迷幻印象，那就是前面引述的原始社会是完美的、和谐的、友善的社会的说法。

《病态社会：挑战原始社会的和谐神话》书中历数了世界许多地方的边远地区，那些文明发展状态远远滞后的部族、部落的生活状态。这些部族、部落经常被学术界、媒体以及文艺青年美化为“所有成员共同坚守的意义世界”，但事实上其生活水平非常低，几乎没有任何公共物品，比如洁净饮用水，粪便被随意地排进取水的溪流，居住环境恶劣，孩子基本上没有得到任何良好照顾，不接受教育。有些部族、部落的青壮年会到周边城镇、厂矿务工以获取食物，却仍未为部族、部落带去可以改变发展状态的知识、技能。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人们麻木地接受一切，有时因为居住地被发现矿藏，就会被轻易驱赶，被逼迁徙到更加糟糕的逼仄环境。

但就是这样的部族、部落及其生活状态，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相对主义政治和文化潮流下，被认为是需要尊重的客观存在。人类学家尤其容易出现这方面的认知、判断和主张混乱。

《病态社会：挑战原始社会的和谐神话》这本书谈到，早期人类的文明产生、进化过程中，人性、社会性产生时，必然同时包括正面内容，也有诸如欺骗等负面内容。“当人们试图抢占先机时，各种形式的欺骗，包括撒谎，在所有社会中都会发生……若想欺骗能够成功，最佳保证便是自我欺骗”，并最终形成一个或一组可遗传的基因。这些使得人性在形成中，就具有高度复杂性，欺骗能力被糅合进入了人的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

事实上，在人类脱离动物而逐渐产生为具有社会性的、唯一高等的群体中，一直在平衡发展亲社会特性以及反社会特性——一个社会、群体必须遏制成员的贪婪、不诚实、贪心、懦弱、欲望、暴食、嫉妒、偷窃、滥情、固执、不服从、亵渎、诽谤等特性，但这些特性本身都可以归结为自利、自私，如果个体没有自利自私特性，群体就难以融合，也显然无法具有对外征服、抵御外敌入侵的发展能力。

这也意味着，群体、社会就必须调控个体的自利、自私，通过文化机制来驾驭不同类型的个体，才可能因此推行群体目标。原始社会的这种文化机制就包括而今饱受诟病的同类相食、酷刑、杀婴、世仇、巫术、痛苦的男性成年仪式、女性割礼等内容。

换言之，原始社会之所以不可能是美好的，不仅仅是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必然相当低下，而且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和文化机制，很可能最终导向一些崇高的文化价值，比如保卫群体，确保群体繁衍继续，确保生存资源被最具生存可能的个体获得——但会以现代人高度不适的方式体现，比如粮食短缺时，会剥夺老人和孩子的食物，杀害体质虚弱的婴儿尤其是残疾婴儿，鼓励身强力壮的个体获得较多的年轻异性资源以及食物资源，不公平的劳动分工以及成果分配机制，抢夺其他部族、部落的果实并杀死对方的老人、男人、孩子，劫走对方的女性……

原始社会的这些令人不适的机制最终在劳动果实剩余增加，社会分工复杂，部族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开始产生更加显著的不平等政治体制和国家框架。知识的产生、保存、传播被严格限定，服务于统治者。统治者会牢固地铭记源自原始社会的统治经验，那就是尽可能尊重底层人口口相传的生存经验和智慧，但避免使之成为体系化存在的知识。

所评图书：

书名：《病态社会：挑战原始社会的和谐神话》

作者：（美）罗伯特·B.埃杰顿

译者：杨靖、杨依依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7月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