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以后，发起过多次针对蒙元王廷以及之后的蒙古部落的征伐，但也很快进入据险防守的局面，设置了九个军镇，修建了总计超过5600公里的长城。

毫无疑问，长城防线对于保卫明朝尤其是统治的腹心区域意义重大。

但如果离开军事史的角度，明代长城防线在历史地理学、环境史研究中所引发的讨论，就是九个军镇及其长城沿线的森林破坏、生态崩溃。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及明代对森林的滥砍滥伐，以至于引发土地荒漠化，再加上军屯滥垦、过度放牧、焚烧草场使得土壤沙化、地力减退、草场退化、森林面积缩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问题到了清代也变得更加严重。这主要是因为明代就存在的砍伐燕山、北太行山的森林以供养城市柴炭需要，到了清代增加了供应量。

我国台湾地区历史学者、“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邱仲麟长期致力于明清北京史研究。邱仲麟所著的《山林水火：明清中国的生态、环境与社会》一书开篇就深入讨论明代长城沿边的森林砍伐与人工造林。

很显然，大肆砍伐长城内外的树木，实际上会恶化生态，而且也给蒙古以及后金骑兵冲击留出了空当。尽管明代士大夫在国防安全与柴炭供应之间当然会倾向于前者，但明代北京城的秋冬取暖柴炭需要，使得相关的限制政策不可能得到非常严格的执行。而民间百姓为了谋生，也甘愿冒险为之。

不仅如此，北京城作为明代首都，宫室、寺庙、达官贵人住所等许多重大工程也要耗费建材。因而从太原府所辖的五台山，以及太原、大同两府的界山恒山选择木材，也成为刚需。再加上长城沿线驻军采暖与边墙兴筑的需要，所以这些区域的植被进入加速破坏的过程。《山林水火：明清中国的生态、环境与社会》书中谈到，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上书谈到，居庸关附近林木本身是防线的天险、藩篱，却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砍伐过半，这些区域的树木动辄数十年才能长成，暴露出巨大的军事风险。马文升的上书中还指出，长城防线守军的将领与镇守太监甚至和商人勾结，进一步加大砍伐规模，私自倒卖当地的木材。虽然明孝宗接纳了马文升严控当地木材砍伐的建议，但负责若干重大工程的工部进而提出异议。

明朝后期，燕山、太行山的林木已经肉眼可见比之前少了很多，这使得国防安全更受关注。所以，不断有大臣提出、皇帝采纳限制甚至禁止采伐的政策。但是，此事说到底已经关乎官方利益部门、权贵、商界甚至普通百姓方方面面的利益，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北京、河北、山西等多地的木材交易都发展到非常大的体量，而明朝后期随着土地荒漠化加剧，再加上气候原因，军民滥垦也渐渐失去控制。也就是说，控制林木砍伐、保护草原不被烧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意思的是，事实上明代不少文武官员都意识到植树造林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林木被不断加速砍伐，造成了生态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的问题的背景下，人工造林当然会一定程度上实现弥补。但问题在于，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边镇、长城沿线的军士如果修筑边墙，就是军功，而种树不仅见效慢，而且也不能归于军功。虽然有官员建议将边镇将士的考核项目中加入植树指标，但在当时的考核、监督技术条件下，这显然也是很难落到实处的。

《山林水火：明清中国的生态、环境与社会》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深入考察了明代长城沿线的森林砍伐与人工造林，随即引出明代军民在边境以北进行的采集、捕猎与垦种，讨论了其生态影响。第二部分则主要聚焦于明代北京城的雨灾、沟渠疏浚等问题。第三部分转向对明代烧荒现象及其生态影响的研究，以及明清煤矿开采、城市用煤及其环境生态问题。

所评图书：

书名：《山林水火：明清中国的生态、环境与社会》

作者：邱仲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11月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