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立宪团体包括两大派系，首先就是康梁流亡海外创建的团体，以帝国宪政会和政闻社最为有名。另一派系是国内立宪团体，主要是各省的士绅组成。

这两大派系在人员组成、政治活动、思想脉络上显然存在明显交集，均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清末民初政治领域变迁进步——使传统团体、势力集团在规则之外的博弈和竞争，推进到政党政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再版了著名历史学者张玉法的代表作品《清季的立宪团体：1894-1911》一书。这本书详细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朋党、会社传统，介绍了西方政党观念的引入及其对于中国清末政治实践的影响，分章探讨了康梁派系在戊戌时期组织的维新团体以及海外流亡时期的立宪团体，以及国内立宪团体及其运动。全书考证严密，对于清末政治团体活动、学堂活动及其主要组成人员信息，各省谘议院议员姓名、籍贯、出身等信息均给出了详细列举，具有显著的史料价值。

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中，结社、朋党就意味着政治纷争，主流观点是但凡朋党，就是不当的政治勾连。尽管一些政治家也曾辩称君子、小人均有党，但这种观点并不占优势。这也使得政党观念在引入中国后，纳入清末民初的政治实践中，出现显著的水土不服。无论是康梁派系，还是国内的立宪团体，清末民初对于代议政治、政党制度进行的宣传，强调通过选举而非其他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竞争方式来分配政治利益，以澄清传统观念但凡提及党争的贬义性裁定，显然是意义重大的。

当然，戊戌时期被大力倡导的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形式，被证明存在比较明显的误读和过度美化。政党政治是启蒙运动、共和革命、民族主义潮流、君主制国家限制专制权力改革背景下的一种具有代表性、妥协性的制度安排，在不同国家呈现不同的制度机制，即如今天的欧洲，同样的欧盟成员国，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的差异性也非常明显，其中部分国家因为政党制度的设计缺陷导致了政府、议会运作相当不稳定。也就是说，政党政治本身相较于过去规则以外的政治斗争，具有进步性，但这并不一定、并不能总能带来国家富强的结果。

《清季的立宪团体：1894-1911》这本书最初出版于1971年，书中许多观点和结论已经逐渐被国内外历史学界吸收，一些重要判断渐成公论。

比如清末民初各省的立宪团体之所以涌现，曾经被较为粗略地解读为清末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影响，更因为这些团体一定时期内主张保留清廷君主制，而曾被解读为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

但书作者就此进行了更为清楚、更令人信服的解读：外患加剧以及对应强化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想，留学生回国以及国外活动的影响，中国本土民本思想与西方引进的民权思想的结合，清代晚期改良教育以及积极普及的新式教育，再加上晚清的新政刺激与训练。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清代中国在甲午战败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已经被列强视为瓜分对象，由此形成的民族主义潮流，推动各地建立民族主义团体，这其中就脱胎而出多个立宪团体。虽然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一度收紧对民间结社的管控，但在开明官员甚至包括满蒙宗室贵族的支持下，许多团体的活动仍然非常踊跃。这些团体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大量引进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等多方面的著作，加速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观念更替。

又如，书中明确提到在海外流亡时期，康有为与梁启超在政治主张上出现了多次分合。梁启超曾在明确倒向革命思想后，又折返回立宪观念，这曾经被广泛解读为受到康有为的压力。这本书更为详细地叙述指出，梁启超之所以接受康有为的劝告发生观念折返，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造访美国期间，恰好洞悉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治最为腐朽黑暗的内幕，当时的美国总统选举以及地方选举充斥着赤裸裸的金钱收买，利益集团动辄民意代言但行害民之事——这种状况在20世纪初期因为进步主义运动而得到部分改善。书作者还援引史料指出，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华人华侨在当地民主政治背景下缺乏权利保护的现实，对于梁启超也构成比较大的刺激。

所评图书：

书名：《清季的立宪团体：1894-1911》

作者：张玉法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11月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