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固教授长期深耕中朝文化交流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韩国古代汉籍诗文中的三秦文化印象研究》即是其依托其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完成的一部学术力作。全书以“三秦文化”为核心，系统梳理了这一文化印象在朝鲜半岛汉诗文中的传播、接受与再创造过程，不仅为三秦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域外视角，也为东亚汉文化圈内部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有力的注脚。

虽然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朝鲜古代汉籍诗文，但作者所参考和引用的资料却并非全出自朝鲜本土编撰的汉籍，从其对占有资料的介绍来看，还参考了日占领朝鲜时期编撰的《朝鲜群书大系》，就有了日本视角的融入。可以说，这种经由中国学者研究本土印象在域外某一区域的接受，而融入第三方视角介的学术著作，其实并不多见。——

全书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作者突破了传统研究那种单向模式，明确论证了朝鲜古代文人接受三秦文化过程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构建了“文献传播—意象移植—情感共鸣—文化再生产”的研究框架，从这个研究范式的链条来看，作者有意消解了传统“影响-接受”的研究模式，在“文化传播-文化再生产”的链条中加入了“意象移植—情感共鸣”，书中明确指出，三秦文化之所以能在朝鲜半岛“落地生根”，不仅因其自身强大的影响力，更得益于彼此间政治制度趋同、人员往来密切、文化基础相近等条件。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意象移植”才能达成，“情感共鸣”才有了同源的基础。这种研究链条的延长与拓宽，使得本书的论证深入到文化接受的内在机制与心理动因，更具理论的深度与阐释力。

本书结构严谨，逻辑清晰，从多个维度论证了“三秦文化印象”在韩国古代汉诗文中的复杂面貌。一切文学，其本质皆是人学。作者最初的切入点即为“人”。从“政治名人”到“著名诗人”，此种对“人”的关注，正是基于了政治制度趋同、人员往来密切的先决条件。这些被研究和凝视的“人”所属朝代，则集中在周秦汉唐，正是“三秦”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时代。尤值注意的是，作者敏锐注意到了杨贵妃的命运与政治息息相关的史实，将视角留给了与唐玄宗创造了旷世之恋的女子，这一女性形象在异域的接受与呈现更为饱满、立体和多元。这一点与日本对唐代文学和杨贵妃的接受也颇为类似，显然已成为东亚汉文学接受 “互文性”研究的关照重点。

初读目录，我曾一度觉得作者在目次编排上把第五章的人员往来作为第二章才最为合适，因为这样一来，从“陕西名人”到“人员往来”，关注的对象均是“人”，这样论证起来逻辑更加流畅。但当我读完第二章后，这才恍然大悟，理解了他如此编排的良苦用心。由于第三、四章要进入对长安意象和三秦名胜的考察，而“长安”作为一个政治、文化的意象符号，其产生之初，与“名胜”具备相同的性质，首先是一个地理符号。作者在第二章考察《汉书》在朝传播与影响时，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即《汉书》相较《史记》，新创了四种志，尤其是《地理志》。作者敏锐意识到，“史汉”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也对朝鲜的文人们产生了影响。如此一来，第二章研究《史》《汉》就不足为奇了。本章第二节对“班马”形象的探讨，紧承第一章对“人”的考察，而《汉书》新创《地理志》的影响，则为第三、四章顺利进入对“长安”和“三秦名胜”的考察奠定了基础。如此一来，第二章表面看是对《史记》《汉书》两部著作的考察和研究，但从内在肌理而言，则是对“班马”两位人物的考察，既“承上”之“人”，又“启下”之“地”，如此安排可谓用心良苦。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东亚汉文学，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典籍接受方面的研究者，我也深刻意识到，朝鲜文献中留存的“汉书”与《汉书》的论述模式，其实与古代日本人颇爱使用的“唐物”“唐书”“唐话”，在逻辑生成的根基上是相通的，这里的“汉”“唐”已经从国号，演化成东亚汉字文化圈彼时指代中国的共通符号。

通过阅读这部著作，辅以日本汉诗文相关内容的“互文性”关照，我们大抵上能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东亚汉诗文流动的创作体系。如果说研读后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虽然书中点出了高丽时期强调“华夷差距”和“小中华”意识的萌发，亦认为高丽人用长安来指代本国首都开京，丰富了长安文化印象。这种文学表达生成机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为何？似乎还有进一步申发和阐释的必要，“华夷差距”和“小中华”固然是重要的思想背景，但这一背景的内在肌理如何延伸到文学表达，为何在日朝均同时发生，如果能有进一步的考论，必能为该著增光添彩，也能从比较文学发生学的机制层面，阐释清楚彼时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对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

本书对彼时陕西-朝鲜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考察，建立在详实的史料文献考证基础之上。这与纯粹的诗文文本有所不同，更具现实性，消除和降低了纯文学虚构部分的影响，能更直观反映两国彼时文化交流的真实情况。作者将现实存在的大量摩崖石刻、出土碑刻等作为第一手资料，系统考证了彼时人员往来和诗文唱和的情形，这些唱和、送别诗文已经超越了原始文本的文学性，尤其是移民碑刻，使得参引文献具备了“诗史互证”的特征。这种“诗史互证”的特征，补足了前几章过多依赖纯文学文本的不足，使得考证摆脱了对诗文表象和意象景观阐释的依赖，更为独立和真实，也更能构建起详实可靠的人员往来和交游的立体网络。

由“人”始，而终于“经”。本书在最终的落脚点上，将三秦文化先天具备的经学、儒学传统，经由“移民”和“宗教”作为传播和影响的切入口，转到了经久不衰的“关学”，系统考察了张载及其“关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接受和对其社会的影响。如此一来，全书的体系达到了纵横兼顾而又集中于“三秦”的学术目的和论证效果。

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对“三秦文化在韩国”这一具体论题的详尽阐述，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能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跨文化传播的范式——如何将地域文化置于更广阔的东亚文明交流场域中进行考察，使其意义得以深化和拓展。作者提出的“三重吸引力”等概念，对理解汉文化圈内部其他区域的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作者系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书名：韩国古代汉籍诗文中的三秦文化印象研究

杨绍固 申朝晖  著

出版时间：2026年6月

定价：52.00元

书号：ISBN 978-7-5649-6901-1

（供稿：张丽霞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