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之际：中国古代的政权与学术》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祝总斌（1930-2022）生前多篇论文的合集，分为“论皇权”、“说宰相”、“评吏胥”、“谈进士”、“读史记”，呈现了祝总斌先生生前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第一编“论皇权”中，祝总斌先生深入探讨了一个史学界、政治学界争论至今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权力究竟是在不断加强，还是不断削弱。祝总斌先生通过三篇论文清楚地论证指出，君权在很多时期出现的扩张势头，非常显著，但应当看到，在秦朝，“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所以，后世很多所谓的强势君主，所拥有的权力、权威，只不过是秦始皇的某种翻版。

但就像祝总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皇帝有决定天下所有事务的权力，但如何行使，行使到什么地步就是另一回事。虽然理论上讲，皇帝确实可以抛开所有的制约者，一竿子捅到底，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皇帝可以抛开宰相班子，自己重组一套体系来做事，但新的班子也需要有一套规程，采用必要的规则来处理政务，这种不可避免的程式化，最终会限制君权行使中的随心所欲。就像是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君权与相权可以达成某种平衡，如果君主组建秘书班子来平衡相权，这只不过就是形成了三者之间的新制衡。

而且，无论是宰相班子，还是皇帝建立的内廷班子，任用官员通常都是经过儒学体系培养出来的职业官僚，遵从相关的政治伦理和理想，很少出现那种完全没有任何底线和原则的官员。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内廷班子的官员，也会构成对君权的行使限制。

考虑到中国古代的疆域广大，而行政治理手段有限，所以君王也将不可避免借助地方各级官员推行政策。而这种执行中，又会根据地方特点出台更加细化的政策。地方官员拥有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虽然皇帝、宰相确实可以干预每个地方的行政事务，但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皇帝必须要向宰相班子、内廷班子有效授权，而后二者也需要向地方官府进行授权，帝国的统治才可能持续。

为了避免相权、地方权力尾大不掉，甚至反噬君权，皇帝通常还会另组监察系统，监督百官忠诚、才干、政绩、廉洁，甚至允许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风闻奏事。有意思的是，封建王朝的监察系统很多情况下会反过来监察皇帝、宗室、亲贵的行为，这也构成了对君权的限制。

《君臣之际：中国古代的政权与学术》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经常涌现强势君主的同时，但制度规范也在不断加强，也就是将君主人治纳入整体化的制度统治之中，王朝持续时间越长，这种制度体系的约束效力就越强。甚至而言，以明朝为例，开国君主建立起的制度框架，越是将权力集中在君主手里，这对于后世君主的负担和压力就越大，使之不得不移交部分权力给文官体系，由后者遵循制度成例来管理国家。而明朝中后期，君主受到的束缚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不仅皇帝自己选任的内阁会抗拒执行皇帝的随意化命令，而且六科给事中等监察官员也会反复通过上疏以及掀起政治舆论来限制皇帝。这种情况下，窃据权柄的刘瑾、魏忠贤其实也谈不上突破前述的权力限制框架。

祝总斌先生生前的名作《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探讨了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发展，而这本《君臣之际：中国古代的政权与学术》所收入的几篇专文，则补充性、概括性地介绍了宰相制度的流变。书作者指出，相权的扩张或被限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对宰相的信任程度，以及政治局面，还有就是皇帝自身权威，比如汉光武帝刘秀九层大幅削减宰相权力，而唐玄宗统治中后期对于李林甫就采取了放权放纵，甚至连皇太子也不得不对李林甫感到畏惧。还有，汉武帝亲政后，根据统治需要不断裁减属于宰相的传统权力，以近臣、秘书官员来制衡宰相。

唐代初期，皇帝并没有削弱宰相权力，而是通过任用多名宰相来平衡权力。这也与唐初君主本身拥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功勋卓著，能够驾驭武将和军事集团密不可分——当这个前提条件不复存在，高宗时期，就开始对宰相权力下手。

《君臣之际：中国古代的政权与学术》这本书也为中国古代的胥吏正名。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胥吏，也就是古代基层官府的办事人员（底层公务员）评价很低，认为这些掌握具体行政事务的吏员欺上瞒下，为患地方。历史上也有不少名人对于胥吏阶层予以抨击。祝总斌先生则指出，胥吏阶层的出现和延续是因为中国古代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统治事务多样化、复杂化，且需要避免地方大族、边疆部族、封疆大吏形成反叛、割据，所以不断致力于制度治理，这种情况下，统治规则需要经由具体的办理人员才能转化，且不可能仅仅采用经由科举产生的政务官员。胥吏熟悉地方，能够比较清楚地转化执行法、例，而在古代官制中，地方官需要定期调整、调换，这就使得地方有效治理高度依仗于胥吏。尽管皇帝、文官对于胥吏多持不信任态度，但也找不到更好的替代。

书名：《君臣之际：中国古代的政权与学术》

作者：祝总斌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