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家造就
   半封闭的“石女”

   记者：《伤痕》发表２０年后，为什么会写《紫禁女》这样一个小说？
   卢新华：前两年有一次在国内，一位朋友请我去洗桑拿，我是在那里忽然得到想写这本书的灵感的，最初的书名叫《石女传》。石女是什么样一个概念？那时我想，中国实在是太像我接触和了解过的一个石女了，并且是半封闭的。又想到紫禁城与石女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高雅雍容华贵，但屡屡散发着封闭和禁锢的气息。所以到后来的书名便定为《紫禁女》。
   苏东坡有一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不同的距离和角度观察同一个事物感受是很不一样的。《紫禁女》是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后反观中国文化、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反思的结果，它包含一定的隐喻成分，也象征了一段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历史。

   记者：有个别评论家批评这是一部有“主题先行”嫌疑的小说，也有读者认为这是一部不那么好读的小说，暗示、象征、隐喻在小说里无处不在。
   卢新华：我是一直主张“文道并举”的，也希望好的作品能在注意到“娱乐功能”的同时，也注意到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所以，作品中肯定会有我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甚至中国人种、东西方文化碰撞以及互相吸收的一些想法。个别批评家可能更多地注意到了思想方面的内涵，才产生“主题先行”的疑虑。
   其实，就我所知，很多普通的读者并没有想到这些内涵，他们只是为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所吸引。而且，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这部作品的许多人物、情节和细节其实都是有据可查的，而且确确实实是真正从生活出发的。话又说回来，石玉的姑姑、吴源、常道、大布鲁斯虽然是些具体的个人，我的确也还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佛家、道家、新儒家、西方文化的某种特征。而这种特征并不是我心中原先就有的，而是从对历史和现实的思索中体悟出来的。
   所以，就广义而言，我认为我这部作品决不是“主题先行”，而真真切切地是从生活出发的。惟因为如此，书中许多暗示、象征、隐喻才能让人会心。

    记者：你特别提到了佛、道、儒对石玉的影响，可这些并没有让她成为一个健康的女人。
    卢新华：就宏观而言，可以说中国文化是由佛、道、儒三种文化杂糅出来的，石玉生命的进程中也深受佛道儒三方面的影响。据我分析，石玉生殖通道的半封闭状态是由一种内在的机制造成的，这种机制的核心则是强调“存天理，去人欲”。而这句程朱理学的名言本质上又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对佛道两家思想兼收并蓄的结果。我本来是想写石玉看到了自己的前生是一个白首穷经的老儒生，屋内挂满了“存天理，去人欲”的条幅，但觉得这样写有些直露，才改成了大出血。
    至于小说最后写到石玉在三峡油轮上的血崩，也是企图借此与现实做一种呼应。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已经相当充分，甚至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但是很多方面的确还未能与“国际接轨”，至少与西方的“感情基础”还不是十分牢靠，这样怎能期望诞生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呢？所以，血崩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我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担忧。

   记者：这个新生儿就是未来就是希望？
   卢新华：我觉得生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的体现。生殖系统发生了问题就应该及时手术。可惜我们的问题“积重难返”，不能像日本那样，一个“明治维新”就能成功，而且国势很快就上来了。
这里也有种族的原因。相对于日本民族的比较纯净，中华民族其实更具有杂交的特征。
   看看历史，最早便是炎黄两个部落的杂交，后来秦始皇的祖先被发配到西部的蛮荒之地，与当地人杂交，形成秦人。秦国统一中国后，把各国贵族聚到咸阳，客观上再一次促成杂交。所以，汉民族很早以前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了。杂交有杂交的优势，这可以从汉唐盛世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得到印证。但如果几代不杂交，也会不断退化，这从南朝的解体，南宋的灭亡，晚清的无能同样可以找到例证。

   记者：你给小说里藏了这么多象征意味，你认为读者能够懂你的苦心吗？
   卢新华：如果有读者能读懂我书中的寓意，我会很高兴的；如果读者只能看到表层的故事，为主人公石玉的苦难洒一掬同情之泪，这也很好，也是有收获的。总之，我希望我的书能雅俗共赏。不同的读者在读同一本书时往往会得到不同东西，问题是他们能否有兴致把它读完。
但我还是希望能多一些读者读懂我书中的思想和文化内涵。但实话告诉你，我对此有些信心不足。所以，也希望能多一些专家作解读，包括我自己跳出来说这一通也许是很不合时宜的话。

   记者：有人很失望，说《紫禁女》更象是一个通俗言情小说，你介意吗？
   卢新华：我觉得把小说写得好看点不是什么过错，中国文学传统一直强调文以载道，当初写《伤痕》的时候，我也比较倾向于重视文学的批判功能，对古人“文以载道”的主张也深以为然，甚至曾欲提出“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这种被别人认为是幼稚的文学口号。但我现在觉得“文道并重”的口号可能更加适合今天的实际。如果一部小说，没人要看，没有娱乐功能，还载什么道呢？失去了娱乐功能，“道”便也就可能因其深奥和枯涩而使人望而却步。但一部好的作品，仅有娱乐功能肯定还是不够的，应该力争做到“蕴藉深长”，“文道并举”。有人喜欢玩文本主义，有人喜欢写通俗文学，这都可以。现实生活是不完善的，它于是也就要求有批评和批判，而这目的正是为了改良和进步。任何社会，提到改良和进步，大概不会有人反对的吧。

   《伤痕》的批判性
    在今天仍有意义

    记者：最近有评论家对《伤痕》作出新评价，认为篇幅不长的《伤痕》今天虽然看起来艺术上比较稚嫩，思想上也欠深刻，但它突破了沿袭当时的“三突出”文艺宣传模式，没有歌颂任何一个正面形象，传达了在“文革”中受过侮辱和迫害的中国百姓心声，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从文学史方面看，它确实是一个开启新文风的标志。
   卢新华：讲到《伤痕》的幼稚我也是默认的，但是这其中也有时代的幼稚。作家是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一个悲剧都不能写，社会主义怎么会有悲剧呢？也不能写中间人物，只能写正面人物，而且要突出英雄人物，特别是主要英雄人物。同学中也有人曾批评《伤痕》不够典型，质问王晓华为什么不反抗，不与四人帮作斗争？
  《伤痕》其实是一个纯粹虚构的故事，写出来以后我曾给部分同学和老师看过，起初，他们的反应并不十分热烈，有的担心我写这样的文章会在政治上出问题，有的则认为我写的人物和故事不够典型，没有正确地反映时代的本质和主流……所以我后来连给报纸杂志投稿的兴趣也没了，锁到了抽屉里，直到班级里办墙报，同学倪彪找我要小说稿，我才不得不从抽屉里拿出来交差，结果《伤痕》被作为头条登出来，一下子便在复旦校园里造成了轰动，引起了许多同学和老师的围观。后来，上海《文汇报》通过我系一位女老师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托她向我要去了这份稿子……

    记者：评论家的重新解读是因为《伤痕》道出了历次政治运动所有受害家庭的心声，还有小说里流露出来的对社会弱者所具有的同情和无奈。但当代文学后来失去了“伤痕文学”时代最宝贵的东西：传达民意，抒发民情。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创作自由，写自己想写的作品，但是今天，当数以万计的作家逃避现实回避社会问题时，我们的文学肯定出了问题。如果不能始终保持某种道德理想的永恒关怀，文学作品想要打动读者是不可能的。
    卢新华：中国文学一直有讽喻的传统。中国作家中也一直有人在做着这样的工作，只是人数似乎越来越少罢了。总之，一群人坐在有油漆味的屋子里久了，常常浑然无知，需要有人走进来讲一些真话。而且，一个民族，总该有一个民族的精神的。能够时时处处事事讲真话，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民族精神。一个不能以本真的面目示人的民族，我相信， 所有的繁华都会很快烟消云散的。

    记者：现实的问题是，你连听众都找不到了。
    卢新华：我在大学时曾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过一句话，“幻想既是不幸的源泉，也是生命的支柱。”我们的呼喊可以暂时没有人听见，但多一点人来喊，总会围聚过来几个耳朵不那么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