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15日，作家李敬泽携《上河记》与《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与诗人陈先发、出版人曹元勇及《十月》主编季亚娅在陈家铺平民书局展开了一场关于黄河、历史与行走的深度对话。

《上河记》是一次沿黄河的深度行走，青年时代的李敬泽以敏锐的观察和深沉的笔触，记录大地肌理与人间烟火，这次行走使他获得了一种精神塑造，也让他获得了面对世界的深厚底气。行走不止发生于现实空间，也能够穿越历史，《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李敬泽让史册中沉寂的先贤与神祇鲜活起来，在古老智慧与现代困惑间架起桥梁，叩问永恒的人性命题。季亚娅指出，两本书的“并制阅读”构成了某种“关于历史文化的一次野望”，它们共同指向文明的溯源：黄河是“文明的上游”，而春秋则是“中华文明的少年时代”。

行走黄河：未知的诗意与历史的截面

《上河记》诞生于李敬泽三十六岁的黄河之行。他坦言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件未完成的事”——原计划从上游甘肃直至山东入海口的壮游，最终只完成了一半的行程。然而，正是这种“未完成性”，赋予作品一种蓬勃的“书写热望”和“血气方刚”的生命力。

陈先发盛赞《上河记》呈现了两种珍贵的古代精神：采诗官深入民间的姿态与庄子《逍遥游》当中的境界。书中没有预设的打卡点，只有被“另一个渡口的名字所吸引”的随性转向。李敬泽以“反修饰”的笔触，直率记录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细小的生活现场”——黄河两岸的木匠、古戏楼、苦水玫瑰，这些细节让历史有了心跳与血肉。

神游春秋：青铜时代的生机与敬泽体的魅力

《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则源于李敬泽青年时代“无所事事”却珍贵的阅读时光。九十年代，他泡在什刹海游泳后，便埋头于《左传》《春秋》，随手翻译，积下厚厚笔记。他对那个时代情有独钟：“没有一个人油腻，没有一个人委顿……各个生机勃勃”，那是中国人“经血最旺的青壮时期”。

曹元勇详细介绍了新版《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的编辑巧思。不同于旧版《小春秋》，新版打破了常规辑录方式，以“春秋路一”至“春秋路四”为脉络，宛如精心布局的庭院通道，引领读者深入晋国纷争、楚吴风云及诸子思想。封面设计巧妙融入青铜器纹样，呼应着那个“青铜一样”鲜明猛烈的时代。

陈先发点出李敬泽独特的“敬泽体”历史叙述：古板的历史在他笔下焕发生机，时现冷幽默。他举例书中将秦穆公颁布王令称为“发了一条微博”，或以秦穆公与盗马者共饮马肉的情节，瞬间激活古人的精气神。李敬泽笑称此书只是计划中《春秋传》的“凉菜”，“主菜”尚在酝酿——他依然保持着对那个激越时代的书写热情。

“一无所知”的智慧：在AI时代守护认知的谦卑

当话题转向《上河记》中那句“我对黄河一无所知”的自白时，现场迸发出思想的火花。陈先发称之为“博学的无知”——一种在浩瀚文明面前保持清醒的认知姿态：“每个人在黄河面前都必须有这种状态。它甚至隐喻了大数据时代的困境：我们看似无所不知，实则暴露着更深的脆弱性。”

李敬泽对此深表共鸣。在人工智能日益强大的当下，他警惕人类陷入“无所不知”的幻觉：“真正的大知，是时刻体会人的有限性。”他犀利指出，过度自信会扼杀好奇心，而承认无知才是求知的起点。写作的本质恰是“起于所知甚少”，是向着未知的痛苦探索：“这个表达过程，也是表达你的一无所知，也许渐渐略有所知——这样的略有所知才是生活的真趣。”

面对季亚娅“是否会用AI续写黄河”的提问，李敬泽态度鲜明：“绝不。”他视人脑的有限性为珍宝，拒绝让技术代偿思考的能力：“承受自己的有限性，对文学至关重要。”他更将这种态度延伸至旅行哲学，批评被“攻略”驯化的现代旅行观，推崇徐霞客式拥抱未知的行走：“人生已经太在攻略之中，何必让旅行再入牢笼？”

未完成的叙事：向未来敞开的书写

关于两书迥异的语言风格，李敬泽分享了写作的核心秘密：第一句话如同马、鸟或猫，决定了整篇文章的速度、调性与世界呈现的方式。他强调，无论是写奔流的黄河还是两千六百年前的古人，本质都在于寻找古今精神的呼应。“作家中的考古者，评论家中的博物学者”——他认同这个定位，因为打开尘封的历史，常能遇见令人惊叹的“新”；而对人性多样性的好奇，正是行走与写作不竭的动力。

曹元勇指出，《上河记》区别于普通旅行文学之处，在于其背后深厚的知识积累与鲜活的个人体悟，如同古代采诗官与司马迁的结合，超越了打卡攻略的浅表层次。

分享会最终回归到李敬泽贯穿始终的“未完成”哲学。无论是未竟的黄河之旅，还是计划中的《春秋传》，抑或是写作本身，都处于“未完成或正完成的状态”。这种开放性与探索欲，恰如季亚娅所言，使两部作品成为“向着无尽的未来敞开”的叙事，邀请读者一同踏上这场关于文明根源与生命可能性的永恒漫游。

(一审：唐姝菲  二审：张中江  三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