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的恢宏叙事中，西南一隅的贵州从未缺席——它既是风云激荡的见证者，亦是民族觉醒的践行者。史学大家冯祖贻先生以数十年沉潜之学、一片赤忱之心，将黔地百年沧桑与民族命运经纬相连，写就《百年沉思——中国近代史里的贵州》一书。这部熔铸史料厚度、思想深度与桑梓温度的力作，既是对一方水土的深情回望，更是从地域史脉照见家国百年的精神叩问。

《百年沉思》的成书脉络与价值底蕴

这部书从构思到定稿并非一蹴而就。

当时，贵州省委宣传部发布多彩贵州重大文化工程，向社会各界隆重介绍贵州正在大力实施的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工程”。冯老深耕贵州文化与近代史领域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扎实丰厚，与“四大文化工程”的推进需求高度契合。因此，我们建议冯老写一写“中国近现代史里的贵州”，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贵州近现代史，进而从贵州、从西南认知中国。

编辑团队与冯老多次讨论，后将选题定名为《中国近现代史里的贵州》。《中国近现代史里的贵州》被列入贵州省2025年度重点选题计划目录后，冯老和编辑团队多次对书稿的结构等进行调整，最终形成“觉醒篇”“探索篇”“人物篇”“文化篇”四个篇章。同时，因书稿核心内容聚焦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贵州历史，书名最终定为《百年沉思——中国近代史里的贵州》。

在对书稿进行编辑加工的过程中，我们一再感叹：冯老是一位兼具全国视野与地方情怀的史学大家，一位以严谨求实精神守护历史真相的学者！他的文章条分缕析，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史料之扎实丰厚，逻辑之清晰缜密，语言之精准流畅，见识之深刻独到，无一不令读者佩服。

他在“觉醒篇”中对贵州近代史进行溯源，分析清末贵州社会矛盾，总结贵州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着力呈现贵州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等历史大事中的表现；“探索篇”回望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长征途中的关键会议，梳理长征中党的民族政策，剖析全面抗战时期内迁人口对西南社会经济的影响，还原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在贵州的救护轨迹；“人物篇”列举了贵州近代史中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有正面人物，有反面人物，亦有一生中某阶段做过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事，某些阶段又出于种种原因做了违背历史规律的事的人”；“文化篇”涵盖了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的内容，令读者在历史延续的过程中看到历史从何而来、走向何方。

这部书的项目负责人读了冯老书中的前言后赞叹：“这篇前言写得太好了，读后竟然很感动。大道理还得是会说的人说了才有人听。”我想，这份感动不仅源于前言文字的质朴感染力，更源于字里行间流淌的赤诚——冯老敬畏历史、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以及热爱文化、眷恋贵州的深厚桑梓之情，无一不触动人心。在文中，他既寄希望于生活在贵州的年轻一代——“在学好中国近代史的同时，理应深入了解、学习贵州近代史，知晓父辈或前辈经历的艰难和奋斗的岁月，为今天贵州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也诚恳寄语从事贵州地方史研究和教育工作的同志，期盼他们“能写出一部高水平的、紧密配合中国近代简史教学和研究的《贵州近代简史》来”。

初心的回响与学界的赞誉

在打磨书稿的过程中，我们逐一对照近五百条引文，反复核查书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当我们梳理这些严谨的考据时，不难想见作者写作时曾翻阅过多少典籍资料，又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努力。以前查找资料不像现在这么便捷，冯老常常带着馒头、水壶，一头扎进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文献馆藏机构，一待就是一整天，甚至一连几天如此。中午，他就着热水吃馒头，吃完了又继续查找、誊抄资料。冯老说：“现在做学术不像我们以前那么苦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对学术研究的热忱和坚持令我们感动，他的学术成就也令我们敬仰。

2025年底，冯老住院，我们将《百年沉思——中国近代史里的贵州》一书打样的封面送到他的病床前，冯老调侃道：“你们可能没有遇到过我这么特殊的作者吧。”是的，从业以来，我们第一次收到作者用泛黄的纸张写下的手稿，第一次到病房与作者沟通书稿的内容，第一次从一位作者身上、从一本书中收获这么多特别的感动。他站在那么高的地方，却愿意那么近地倾听我们的声音，那么认真地考虑我们的建议，那么费心地反复修改书中的内容。我们坚信，冯老的这部书一定会大获好评、感动读者。

图书定稿付印前，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瞿林东，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敏等史学专家给予《百年沉思——中国近代史里的贵州》一书高度好评。他们认为，该书是“一部史料扎实、见地深远的著作”，“其考镜源流则史实详备，阐发义理则史识卓然，学术视野宏阔，尽显大家气象”；这部书“可以传世，可以育人”，可令读者“从贵州、从西南认知中国，从历史中探察时代经纬、撷取笃行之力”。

图书出版后，在《百年沉思——中国近代史里的贵州》新书分享会上，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贵州省文联原主席、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顾久评价该书“既为讲好贵州故事提供了‘大思政’范本，也为后人研究贵州近现代史确立了重要学术坐标”；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范同寿认为该书的出版“是值得贵州史学界认真看待的一件大事”，“对于爱好贵州近代史的读者来说，几乎每篇文章都可视作掌握学术研究门径、学习研究论文撰写方法的教材”。

读懂史学大家的治学底色

文见其学，历见其心。回溯与冯老初识，是在编辑《贵州历史笔记》（上、下册）期间。当时为了更充分地了解书稿，看了冯老写的书评——《博闻通识 知古鉴今——读〈贵州历史笔记〉》。未识其人，先读其文。在这篇书评中，冯老既肯定该书对传统笔记体的创新运用，又强调地方史需守住史料真实底色、扎根地域现实以古为今用的双重价值，尽显其兼具学术洞见与传播视野的治史风采。

后来，因负责邀请冯老出席《贵州历史笔记》（上、下册）新书首发式的具体事宜，加上范同寿老师力荐，希望我们为冯老出版一本文集，故多次到冯老家中叨扰。其间，通过范老的介绍，以及查阅网上关于冯老的资料信息，我们才了解到冯老在贵州甚至在中国史学界有着怎样的成就与影响：主持并参与国家“六五”“七五”“八五”社科重点课题及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等，成果屡获省部级奖项；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重要学者、贵州近现代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从全国性重大历史课题到区域性特色研究，从纯学术研究到服务地方发展的应用研究，冯老的学术成果与治学精神，不仅为相关领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贵州史学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持续影响着中国近代史与地方史研究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回忆主编《辛亥革命史》时曾提起冯老。编写《辛亥革命史》，要搭建写作班子。那时要“三结合”，即党支部、工农兵、专业人员相结合才能写作，否则没有“合法性”。主编们在湖南、贵州找合作的工厂，吸收了一些工人到写作组。这些文化水平较高但未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工人”，虽经学习班培训，撰写的稿件仍基本不可用。“唯一的特例是冯祖贻，后来真的进入到写作班子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贵州平坝有不少军工厂，冯祖贻就是从那里‘结合’进来的。他是学历史出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还随何兹全读了研究生，攻读魏晋南北朝史。后来远赴贵州平坝飞机场劳动，因为文化素质甚高，被安排在子弟学校教书。因此，他可称‘冒牌’工人，我们也很快就发现他已具有独立执笔写作的能力。”

在与冯老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认为他是一位广博、睿智的学者，一位宽厚、儒雅的长者，但从未了解过他在学术道路上的起步有着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由此，再回过头来看冯老的《百年沉思——中国近代史里的贵州》一书，我们更能体会到先生后来深耕史学领域的坚守与不易。或许，这份在特殊年代淬炼出的治学定力，正是他能成为史学大家的重要底色。

一卷黔史，百年沉思。病榻上的调侃与欣然，泛黄手稿里的笔墨温度，见证着一位史学大家“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风骨。瞿林东、马敏等学界专家的高度赞誉，恰是对《百年沉思——中国近代史里的贵州》这部著作的史料价值与思想深度的最佳佐证——它以西南一隅的沧桑变迁为切口，勾连起百年中国的风云激荡，让读者于地域史的脉络中读懂国家史的走向。章开沅先生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冯老笔下的贵州近代史，既带着对过往岁月的深刻回望，更饱含着对当代人的精神启迪。这部“可以传世，可以育人”的著作，不仅为贵州“四大文化工程”添上了厚重一笔，更以历史的微光照亮前路，让后来者在回望黔地百年征程时，汲取认知中国、笃行当下的磅礴力量。

（供稿：张丽霞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