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 978-7-108-08016-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4月

2026年4月22日上午，一部以三千年中华文明史为宏大背景，深度阐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内在联系的开拓性著作——《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新书分享会在江西九江白鹿洞书院举行。

白鹿洞书院位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引领书院文化，凝结千年文脉。在新书分享会前，白鹿洞书院联合三联书店、江西财经大学、九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白鹭洲、鹅湖、豫章、潋江等书院，复原古代书院“会讲论辩、研学交流”的传统，举办了一场以“文明与经典、道路、理论、战略”为主题的春季会讲。白鹿洞书院院长、中科院国家创新与发展研究会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主持会讲，国家创新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卢周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木兰讲席教授李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原所长陈小洪、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王海良等国内资深专家学者，分别聚焦中国发展道路、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健康中国与中国现代化、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中美非对抗博弈新态势等核心议题展开专题讨论，兼具学术深度、思想厚度和文化温度。

卢周来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理解中国“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特性，融合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华传统文明、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西方经济思想；同时注意“取各家之长，舍各家之短”，实现在解答重大经济命题上的创新超越，避免现代经济史上各种“极化现象”，为世界经济发展寻求更具包容性公平性的替代性方案。

李玲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中“人的现代化”，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组织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等群众运动以及全民普及教育和医疗等得以快速实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至今都没有解决好全民健康的问题。未来，在健康领域要吸取《黄帝内经》等古人的养生智慧，不需要依靠巨大的资源投入，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生产者，而中国能给世界带来的原创性贡献。

陈小洪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用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发展及升级，边干边学，成果显著，呈现出五个特点：国家发展战略指导政策设计，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相互结合，政策动态优化，政策之间相互补充，政策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协调。 当前仍然存在内卷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王海良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相对缓和与平稳状态。这一新态势是新条件下中美非对抗战略博弈的表现，具体体现为在地缘战略、外交政策、军力非对称发展、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呈现新的变化，这一总体形势更有利于中方未来发展。

会讲结束后举办了《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新书分享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何奎主持分享会，本书作者谢茂松教授阐述本书的核心主题思想，卢周来研究员、李玲教授作了评书分享。三位学者还从“子张之问”与“黄炎培之问”的历史对话入手，层层推进，深入探讨了何为中国、何以可大可久、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结构是什么、天下文明何以可能等一系列重大时代之问。

谢茂松教授兼具深厚的经学、史学与战略研究功底，以“文明史观”与“通识思维”贯穿全书，提出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并将在未来引领中国走向“天下文明”的新格局。这本新书不仅仅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更是一部自觉承担“为千年新局立学统”使命的文明论宣言。

一、从“子张之问”到“黄炎培之问”：文明连续性与政治周期率的内在统一

本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创举之一，是作者提出与“黄炎培之问”相对的“子张之问”。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向毛泽东提出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聚焦于政治秩序的治乱兴衰；而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弟子子张所问的“十世可知也”，在作者的重新诠释下，被揭示为“文明之问”“文明连续性之问”。前者关乎政治，后者关乎文明。而本书的核心洞见在于：政治秩序的根本保障与底层支撑，恰恰在于文明秩序。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其深层根基正是中国文明德性政治与德性社会的高度融合与连续传承。

作者通过对孔子“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与毛泽东“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的精妙对读，揭示了中国文明“因”与“损益”相统一的传承发展逻辑。“因”是对文化精神、文化价值的继承，“损益”是因时制宜的制度调整。正是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使得中国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作者由此提出，中国共产党给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分别对应着中国德性社会传统（人民监督）与德性政治传统（自我革命）在现代中国的传承与发展，而共产党人的“心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之学，正是新的“内圣外王”之道。

这一论述不仅打通了孔夫子与毛泽东之间的文明血脉，更将“古今中西之争”置于文明史的深层结构中加以破解。作者明确指出，黄炎培之问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生的现代问题，而子张之问则关乎文明秩序的底层逻辑。二者的内在统一，意味着只有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可大可久”。

二、“第三次伟大创制”：一个文明史视野下的制度判断

全书最具有标识性的理论命题，是作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它将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这一判断需要放在中国文明史的宏阔尺度中来理解。第一次伟大创制，是三千年前周公“制礼作乐”，集夏商文明之大成，奠定了中国文明包括制度、价值在内的基础，影响后世三千年。第二次伟大创制，是秦汉郡县制大一统，确立了此后两千年的基本政治框架。而第三次，便是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新政治制度。

作者并非简单地给出一个宏大的历史分期，而是从制度巩固、文化领导权、典章制度自觉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扎实的论证。他引用毛泽东关于新制度“最后巩固”需要在经济、政治、思想三条战线上持续斗争的论述，进而指出：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到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对这一“最后巩固”问题的全面回答与全面完成。新时代，被定位为“千年制度头一百年全面定型的完备阶段”——这一论断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针对性。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回避制度巩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拉锯、反复。他在后记中坦言：“在制度全面定型的最后完备阶段，会出现新制度稳固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拉锯、反复，这是由这一历史阶段的矛盾特点所决定的。”这种清醒的历史意识，使得他的论述避免了简单的线性进步观，而呈现出一种深具经学传统的“忧患意识”与“持志定”的坚韧品格。

三、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三位一体的文明建构

本书的另一个核心框架，是“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的建立与完善。这一提法直接回应了中国文明传统中“政”“教”“学”三位一体的结构。

作者指出，党的全面领导构成“新治统”，党的政治文化构成“新道统”，文明大国知识体系构成“新学统”。三者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支撑、相互贯通的整体。

在“新道统”层面，作者强调中国文明连续性的核心是“道”的连续——即德性价值、文化精神的传承。他通过对《礼记·大传》“亲亲”“尊尊”的阐释，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为基础单元的孝文化与政治中以贤能政治为核心的忠文化之间的高度融合。这种德性政治与德性社会的融合，正是中国文明“可大可久”的奥秘所在。而在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既继承了这一传统，又通过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等方式，赋予了“内圣外王”以全新的时代内涵。

在“新学统”层面，作者提出了建立“文明大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任务。他批评了现代学术体系中“学”“仕”分离导致的实践智慧缺失，也批评了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局限性。他主张以“文明史、文明论作为方法”，以经学、史学为“体”，贯通于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与国家战略研究的“用”之中。这种“体用贯通”的学术取向，既是对中国传统“为己之学”的回归，也是对现代学术分科化、封闭化倾向的有力矫正。

四、贯通古今中西马：方法论的通识与通变

本书最令人叹服的，不仅是其理论判断的力度，更是其方法论的通透。作者反复强调中国伟大史学传统中的“通识”——即彻底贯通的思维。这种贯通不是简单的拼盘式综合，而是在每一个关键点上，彻底打通“古今中西马”，彻底贯通传统、现代、革命与社会主义。

从具体的论述来看，作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不是从鸦片战争讲起，而是溯源至西周礼乐文明，揭示“家国天下一体、天地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作为底层文明结构。他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传统的结合”，不是简单地重复“第二个结合”的命题，而是通过毛泽东对《论语》的创造性运用、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改造，以及儒家现代新形态的建构可能，给出了具体的学理路径。他谈“大国战略”，不是泛泛而谈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以《周易》“执两用中”的思维，分析中美博弈中“以战止战方能得和”的中道智慧。

这种贯通的能力，与作者本人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他在后记中自述，从本科到博士，出入于文史哲，后又师从余敦康先生细读经学，再转向船山学研究，最终进入智库从事国家战略研究。这一路径看似曲折，实则一以贯之——始终在追问“究竟之道”。而他最终领悟到，“究竟之道”并不在理念的探寻中，而在社会政治实践的不断历练中。这种从书斋走向现实、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学术转化，正是本书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战略穿透力的根源所在。

五、文风与情感：学术写作的“深入浅出”与“为己之学”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虽然处理的是宏大而严肃的学术命题，但读来并不枯燥。作者在文风上有自觉的追求——他总结了为《环球时报》等媒体撰稿所获得的四点新写作经验：时间高度紧张下的直接面对问题、“言简义丰”的信息密度、面向广泛读者的深入浅出、以及将经史与现实打成一片的灵活方式。这些经验被他带入学术写作，使得本书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有可读的亲切感。

后记部分尤其动人。作者回忆了少年时在老家的前清秀才家中听讲古、外婆用《增广贤文》教导晚辈、小学时清明节扫墓与六一儿童节歌咏比赛等个人生命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与中国文明的礼乐教化传统、新中国的礼仪文化建设巧妙地勾连起来。这种将个人生命史与文明史相互映照的写法，使本书的学术论述有了体温和底色。

作者在后记结尾写道，他的学术自选集应当取名为“为了充实而有光辉的中国”。这一命名源自《孟子》“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在他看来，中国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是“充实”，而成为文化大国、文明大国则是“光辉”。为第三次伟大创制提供正当性的说法，建立新名教、新礼教，建构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这正是他自觉承担的“吾辈职分所在”。

结语：一部应时代之需的中国文明论力作

总体而言，《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是一部在文明史视野中重新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的厚重之作。它的贡献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理论层面，它提出了“第三次伟大创制”“中道社会主义”“子张之问”“数字文明”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阐释框架；在方法层面，它以“通识思维”贯通古今中西马，为打破学科壁垒、重建经世致用之学提供了示范；在时代意义层面，它直面“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为理解“天下文明何以可能”给出了既有历史纵深又有战略远见的回答。

在书的封底，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郑永年教授做了倾情推荐，他说，本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诠释上的系统思考与理论贡献。著名经济学家姚洋教授在推荐语中直言：作者“发人之所未发，解时之所亟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正在重新成为世界大国、文明大国。而成为文明大国，不仅需要经济与政治的支撑，更需要一套能够自我阐释，同时又能熔铸古今、融通中西的文明叙事。

谢茂松教授的这部著作，正是这样一种自觉的文明叙事建构。它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治制度，不是对传统的断裂，而是对“可大可久之道”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的翻版，而是扎根于五千年文明土壤的新的文明形态；天下文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的深层结合，正在为世界下一个五百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

对于所有关心中国道路、中国文明与人类未来的人而言，这本书都值得细读。而它所开启的“第三次伟大创制”的论述，也必将在未来的学术讨论与国家战略思考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供稿：云舒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