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学者、作家。鲁迅文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在叙事学方面，结合中国传统考订方法对小说进行研究，侧重从叙事方法与历史语境研究小说，揭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侧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禁书与文字狱，是研读中国古代禁书最多的学者之一；在北京地方文化方面，从城市美学角度，对城市形态进行分析，由此提出微观地理学构想，参与了许多旧城保护与奥林匹克体育公园规划。

王彬深耕文坛四十载，创作了大量作品，学术著作有：《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无边的风月》《从文本到叙事》《中国文学观念研究》《禁书文字狱》《北京老宅门（图例）》《北京街巷图志》《胡同九章》与《北京微观地理笔记》。文学作品有：话剧剧本《蛙地》《客厅》；散文集《沉船集》《旧时明月》《三峡书简》《袒露在金陵》；长篇小说《丰泰庵》《花楸树下》，短篇小说《莲花坡》与《高校往事》等。主编有：《清代禁书总述》《北京地名典》《鲁迅名篇手迹》以及丛书多种。

邱华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今天我们在线上召开王彬先生小说研讨会。王彬是鲁迅文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为培养作家付出了大量心血。多年来，也写出了多部很有启发和实操意义的文学理论著作，在文学创作上也别开生面。

王彬是学者也是作家，作为学者他建立了自己的叙事学体系，揭示了叙事集团、第二叙述者、漫溢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等创新理念；作为作家，他在散文、话剧剧本与小说创作上都有着不俗成绩。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文学创作，至今已经四十载了，今天这个研讨会讨论王彬的小说创作，我就此谈一点自己的切身感受。

202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王彬的长篇历史小说《丰泰庵》，出版以后获得不少好评，赞赏其在叙事方面进行了可喜尝试与突破，这在小说形势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尤为可贵。《丰泰庵》在叙事集团多重视角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的评注形式引入文本，从而将古典评注与现代编史元小说相融合，被誉为是元小说的范本。王彬的小说注重语言也注重语境，他在《丰泰庵》中采取双重语言系统，既兼顾了当代读者，亦精准传达了历史人物的特定身份，而在语境上，无论是宫廷典章、服饰器物，还是史地风物，他均拿捏传神堪称典范，并转化为可以触摸的文学空间，而将读者带入沉浸式体验。

王彬写长篇也写短篇，他在2025年底刊发在《北京文学》上的《莲花坡》，十分引人瞩目。《莲花坡》的主题是描写基层治理，但也描写了县域政治生活的框架，展现体制内部复杂的秩序和彼此关系，小说中既有对现实困境的铺垫，也有对地方治理的思考，为当下基层题材的文学写作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有一位曾经在基层工作过的青年评论家说：“我尤其珍惜作者对那些不大不小、天天都在发生的小事件的精准把握，在一通一疏的过程中，问题得到推动解决，干群之间的关系得到拉近，这些丰富的细节和详实的内容，共同展现了基层的真实面貌，也使这篇小说超出了单纯的现实书写范畴，具有了更加坚实的文学价值。”（中国作家网2026年4月15日刊发）

“水怀珠而川媚，石韫玉而山辉”，预祝王彬小说研讨会成功！

梁鸿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文艺报》社原总编辑）

打捞时代重量

最近读了王彬的两篇小说《高校往事》与《莲花坡》，有些感慨与大家分享。这两部篇幅不大的作品，一者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春潮涌，一者扎根当下基层现实，看似题材相隔千里，却都以个体命运为重心，在烟火日常的细微褶皱里，剖开历史与时代的深层脉络，用温润的笔触，叩问人性、理想与现实，启迪读者心智。

两篇小说最鲜明的特质，是以小见大的叙事智慧。王彬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而以一桩微末小事，撬动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与现实困境。《高校往事》的核心，是两个大学生一篇“不合时宜”的论文，一段不被父辈认可的恋情，一场在系里掀不起大浪的“帮助会”。但正是这一“在社会上没有产生一点波澜”的小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浪潮里，年轻一代对理论探索的赤诚与执拗，与仍未完全消散的话语桎梏形成尖锐对撞；父辈官场逻辑对子女婚恋、人生的裹挟，与年轻人纯粹的理想主义、爱情信仰产生深刻撕裂。徐航在批判会上喊出的“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也有布哈林的一滴血”，是那一代青年独有的热血与锋芒；而邵薇不告而别远赴重洋的结局，道尽了这份理想在现实面前的脆弱与无奈。小说里反复出现的“炒肝不勾芡——熬心熬肺”的歇后语，早已超越了北京地域的烟火气，成为那一代年轻人理想与爱情双双落空的内心煎熬的绝佳注脚。

《莲花坡》则将这种“以小见大”的笔法，运用到了基层现实的书写中。故事的起点，是李县长被堵在莲花坡路口的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却由此牵出了基层治理的堵点、官场权力的更迭、被遗忘的革命历史，以及文旅开发浪潮下的乡村现实。一场堵车，撞上了李县长即将召开的“治堵专题会议”，这种充满荒诞感的巧合，反映了基层治理中“规划滞后于现实”的普遍困境；而徐书记探访莲花庵的支线，又将1946年剿匪牺牲的无名小战士、两代人接力的县域治理、近百年的历史变迁，都浓缩在一方小小的庵堂与一座无字墓碑中。刻着两枚铜牌的旧椅子，一个来自白俄旧部，一个来自新政权，椅子上承载的，不仅是徐家父子两代人的官场记忆，更是一个县域近百年的历史沉浮。小说没有刻意渲染官场的权谋争斗，却在徐书记与李县长的职务更迭、一句无心的发言、一件微小的礼物里，写透了基层官场的运行逻辑与人性的复杂幽微。

王彬的小说带着对“人”的深切关照，这让我很佩服。作家拒绝标签化的人物塑造，让每个角色都带着鲜活的人间烟火气，耐读耐品。《高校往事》里，徐航不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英雄，他有年轻气盛的执拗，有面对父辈压力时的犹豫，也有对爱情的后知后觉；邵薇也不是柔弱的花瓶，面对辅导员“划清界限”的要求，她断然拒绝，守住了道义的底线，最终的远走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对裹挟着个人命运的权力体系最无声的反抗。即便是着墨不多的辅导员、系总支书记老刘，也不是脸谱化的反派，他们不过是时代浪潮里，被体制与权力规训的普通人。

《莲花坡》里的人物塑造更是如此。李县长与徐书记，不是高大全的清官，也非贪腐的庸官，有务实干事的初心，也有官场生存的智慧与妥协；莲花村的支书与村长，看似油滑活络，却也守着对烈士墓碑的敬畏；就连出场寥寥的被撞老婆婆，也用一袋子乡土瓜果，写出了底层百姓最朴素的感恩与真诚。王彬从不用非黑即白的眼光评判人物，而是始终站在人性的立场上，理解每个角色的选择与无奈，这让他的小说始终带着温暖的人文底色。

两篇小说的结尾，都藏着极具张力的留白，回味悠长。《高校往事》里，徐航在雨夜里做出的射击动作，呼应了开篇普希金的《射击》，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只有一杯泼向雨幕的红酒，道尽了青春落幕的怅惘与理想落空的不甘；《莲花坡》里，一百零八级上山的台阶，与即将开放的莲花庵，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留下了无尽的思索。

从八十年代的高校校园到当下的县域官场，作家用扎实的细节、克制的叙事、真诚的关怀，在个体的命运里书写时代的变迁，让我们在回望过去时，看见理想的重量；审视现实时，读懂人间的温度，向王彬兄致敬。

胡  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原主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王彬的精致短篇

王彬院长是典型的文人、作家和学问家，我与他在鲁迅文学院共事期间，便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他处世有原则，为人有底线，是非界限格外鲜明，正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格调，因而令人敬重。却未想到，他在退休后，更有精力和热情投入笔耕，新作接连问世，从学术专著《无边的风月》、《从文本到叙事》，到散文集《旧时明月》《三峡书简》、《袒露在金陵》，到长篇小说《丰泰庵》、《花楸树下》，堪称井喷之势，令人眼花缭乱，足见其创作状态的旺盛，这种现象在文学界也堪属难得。更令人感叹的是，最近，又读到他两个短篇小说，即《丰泰庵》和《高校往事》——从长篇跳转短篇，更属于表达意识上进入又一层新境界，蕴含着寻常作家难以领会的精神意旨。实际上，相对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检验着作者并不相近的写作才能。

短篇小说能够触及到生活中许多使人觉而不察的场景。《莲花坡》只是写临溪县里一处莲花坡和一处莲花庵发生的常见变化。这里由于交通不利，坡前道路经常堵塞，影响了县里经济的发展；莲花庵本有长久历史，但因资金不足迟迟未获得开发。正是在这类场景下，作者写出了两位县级领导干部的默默作为和忠于职守。李县长赶去开会，车被堵在莲花坡路口，他听说前面有一个老婆婆被撞，自己便下车步行，一面吩咐秘书赶快叫“120”救助。徐书记抽空去莲花庵走访，嘱咐村里修复文化遗址，并亲自为无名烈士碑命名。小说里只是描绘出他们日常工作中这类细节，再各自外加上一笔：两人都获得提拔，使他们感到欣慰，于是，便塑造出一双和蔼可亲的普通基层干部形象。《高校往事》里，写到一场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高校中的风波，大学生徐航和女友邵薇合写了一篇论布哈林经济思想的文章，却不料遭到系方批判。这事情其实也很小，甚至当年在校内“也没有泛起一丝漪沦”，但还是造成两人的分离。乃至许多年过去，徐航在和朋友谈及时，做出一个射击的动作，酷似普希金短篇《射击》中的结尾，可见此事对主人公一生影响之大。读过令人感叹的，是王彬专从小事进入又微言大义的才能，前篇中的精华之笔，在于李县长对于当领导究竟应该成为“父母官”还是“勤务员”的纠结，他不厌其烦从北宋王禹偁的一首诗里找到答案，已经表明了他的真诚心迹。后篇中的精华之处，包括徐航对过去规劝他的老刘的感觉，那老刘像是浑浊的河流里一种叫“蜮”的爬行动物，会把把河底的沙子吸上来，含在嘴里，喷向岸上人而使人致病——这正是无论哪个年代都值得防范的人类。王彬是久经世事的，无论他写什么，都自有鞭辟入里之处，只不过需要读者用心琢磨。

王彬的小说里，时时显露出作者的学术根底，为作品带来不少优质成分，可能为其他作家难于轻易模仿。他写临溪县委办公室曾为白俄司令部，椅子上还遗留有白俄标牌，乃铜制，呈椭圆形。莲花坡上新建台阶共一百零八级，符合佛祖将世间一百零八种烦恼踩在脚下说法。写仙人居以炒肝著称，在老北京名气颇大，炒时不勾芡，用心和肺做芡，因而在民间流传有歇后语即“炒肝不勾芡——熬心熬肺”。这些写照，都来自王彬数十年文化研究积累，采用时随手拈来，却能增长受众见识，烘托历史氛围，为作品增色不少。

还应该提及，王彬小说中对人物和景物的描写是力求生动的。他表现邵薇的面容，那是脸被台灯的光影遮住了一半，一半雪白，一半暗黄，仿佛是秋天的金光菊绽放的那种颜色。表现清香的茶水洒在茶几上，那茶水是沿着茶几边儿，“贼似的偷偷溜下来”——应该说，现在一些小说作者已不大善于此类修辞，只顾叙述，而放弃了小说文体的一种特色，在这一点上王彬的着力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由于小说仍然需要以形象取胜。

王彬的精力是充沛的，看来潜力仍无尽，希望看到他更多优秀新作。

李朝全（《文艺报》副总编辑、研究员）

不懈追求艺术的真实

王彬常年从事小说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历史地理研究，因此他对小说创作有着独到的体悟、理解和观念。从他已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丰泰庵》《花楸树下》和一些短篇小说来看，王彬的小说创作大概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注重在时代氛围中塑造人物，展开叙事，将人物个人的命运与大时代、大历史勾连起来。

譬如，短篇小说《高校往事》描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在高校里发生的一对大学生男女的情事以及他们具有冒犯性的研究论文的遭遇，以此来展开叙事。“我”的好友徐航和他的女友邵薇，属于两情相悦的一对，思想观念很有锐气，敢于探索一些前沿的话题，将苏联早期布哈林的经济思想移植到中国来作为自己研究的论文课题，希望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结果受到了严肃批评。而徐航的父亲为了升职，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同组织部负责人的女儿结合。系主任老刘为了自己的职位也受其父亲委托一再对徐、邵二人施压。这些描写都和那个特定时代的背景完全吻合，也折射了一个正在变动中的时代所遇到的一些新的挑战和阵痛。最终，徐航和邵薇分手了。这是时代带来的阵痛。同时，这个时代又是青春勃发、生气勃勃，一切都在生发、萌动之中，尽管未必都能有完美的结局，然而，这才是那个真实的时代，充满无限希望与可能的时代。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在发生，新的希望和值得期待的未来正在徐徐展开。

第二个特点是，王彬特别注重追求作品的真实性、非虚构性，注重将现实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注重对具体的时代氛围、具体的环境、景物和细节的描写，注重作品的叙事语境和时代质感，通过小说创作将历史真实和事实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和想象真实。

抗战题材《花椒树下》描写的是末代皇后婉容携带一只装满珠宝的黑皮箱出逃至东北边境小城临溪市的故事。小说调动了谍战、暴动、爱情、背叛等叙事元素，聚焦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借鉴了一些历史小说的创作手法。他的小说《丰泰庵》，通过幸免于难长平公主的命运，描写崇祯17年的历史，回望一个朝代的衰亡过程。这些取材都源自真实的历史，但是细节的展开却都是作家主观的创造。这种源于现实的取材和非虚构式的创作手法，能够让读者很容易信以为真，具有很好的代入感。王彬的短篇小说《莲花坡》从一桩寻常的交通事故堵车写起，也让人感觉似乎这就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事件，读来真实可信。这正是王彬小说的力量所在。

三是，借鉴了古典小说叙事的传统，特别是“花开两枝、各表一枝”的双线叙事，与西方叙事相结合。

双线叙事、复调叙事的方式都是很好的叙事手法。譬如，《莲花坡》以李县长和徐书记两个人物为视点展开叙事。李县长在莲花坡路口遇到车祸堵车，即将耽误县里开会。在处理这桩交通事故的过程中，他很好地运用了老太婆被撞伤流血的事实，说服了县政府其他成员同意对莲花坡进行改造，拓宽马路，解决拥堵问题。这个拥堵问题正是这篇小说最基本的一个情节和根本的矛盾所在。莲花坡就像一个小小的窗口、一面小小的镜子，烛照的是人间烟火，关涉到官场、民生，也关涉到红色的历史过往和现实难题。同时，小说又从徐书记这条线，描写官场里人物升迁、命运变革；由徐书记写到他的父亲，从而引出了战争年代的一段历史传奇，在莲花庵，一个小战士为了堵住假扮成道士的匪徒的枪弹而壮烈牺牲。而这个牺牲的战士，为他修墓立碑，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同时，莲花庵这座供奉观音大士的寺庙，也变成了后来莲花村发展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资源。因此，运用双线叙事、复调叙事的手法也是王彬小说叙事的一个优长。故事的结局十分圆满，众人皆得所愿：路的修通，既减少了事故，使交通畅通，同时也有力地服务于县文旅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保护红色遗址和无名小战士墓；徐书记、李县长、张秘书一个个都得到了升迁。作品以小见大，从小切口反映了一个乡村、一个县城变迁的真实写照。

当然，王彬作为一名小说叙事研究专家，他的作品也特别注重对人物微妙心理的刻画，让人物个性更为丰富鲜明。他笔下的人物，令人感觉都是真实的普通人、寻常人、我们身边的人，但是，他善于描写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善于渲染环境情景，从而让人感觉这些人物更加真实可信。他也特别注重从一个人物的成长历程、一个事件的今昔对比，来反映历史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转折演进。应该说，王彬在小说创作上有自己的理论和探讨，也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他的小说创作和他的叙事学研究，包括他对于《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都能带给其他创作者带来有益的启示与思索。

石华鹏（《福建文学》杂志主编、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往事并不如烟

王彬老师的短篇小说《高校往事》刊发于我供职的《福建文学》2025年第6期上。编发时我读过两遍，觉得不错，小说淡而不寡。一年后再次翻开重读时，故事大致记得，但人物对话、场景描述等具体细节不记得了。重读一遍，小说如窖藏多年的老酒，更醇厚更耐回味了，还是觉得好。

短篇小说的“好”有两类：一类是惊艳的好，如一道闪电击中你，读一遍便雕刻在你脑中永远不忘，这类小说有天外来客般的想象力，奇崛，深邃，有神助才能出现，如霍桑《威克菲尔德》、艾辛格尔《被束缚的人》等；另一类是温吞的好，有些小说你读过便忘了，但再次重读后，你忘不了，仿佛新读一篇小说，更多的叙事维度向你打开，让你咀嚼回味良久，比如沈从文《丈夫》、汪曾祺《大淖纪事》等。我愿意将王彬老师的这篇《高校往事》列入第二类的好。

有句话说，流水年华，往事如烟。往事真的会如轻薄的烟雾一样飘散吗？当然会，遗忘是时间给我们的礼物。但有些不会，就如《高校往事》里写下的往事儿，如果如烟，就不会有这篇小说了。

我以为，《高校往事》试图告诉我们的是，往事并不如烟，它不会消散，因为有些事儿是压在我们心上的坟。

小说写了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儿：徐航、邵薇是一对1980年代时期的大学生情侣，彼此相爱互相欣赏，两人合作写了一篇关于布哈林经济思想的论文，论文结论表现出欣赏布哈林思想的倾向，并把我国当时经济环境与苏联初期进行类比，认为布哈林的思想对我们有指导意义。系里领导认为论文观点不妥，不能将我们大好的经济环境简单与苏联初期相比，于是对徐航展开“帮助性”批判。但徐航不接受批判，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个节骨眼上，徐航父亲希望两人分手，让徐航与林洳相处，因为林的父亲是市委当权派，徐航父亲正遭遇仕途暗礁，如果两人结合一切可化解，徐航所在大学系里领导老刘又是徐航父亲以前部下，他也希望徐航与邵薇分手。于是，几方合力，以批判两人论文为由让这对恋人分手，达到各自目的。

后来，邵薇不辞而别，出国，两人分手。随后，徐航也在改革开放那波出国潮中出国，但是缘分已尽，两人终究没有走到一起。

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徐航是中学同学，“我”一直问徐航，如果没有论文这件事儿你们俩儿会在一起吗？其实，对读者而言，两人在不在一起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很多当年生死相恋的校园情侣最后都分道扬镳了，这不是小说的核心，小说的核心在于是什么样的外在力量以什么方式在离间和拆散这对情侣。

什么样的外力呢？小说很节制很冷静很象征地写出了令人恐惧的至少三股力量对一份纯真感情和青年理想的围剿和戕害：一股来自父亲，为了一己之私的仕途欲望得到满足，将儿子婚恋工具化，教唆儿子与权势联姻以达自己目的，不惜牺牲儿子的情感，这是一种市侩力量；另一股来自系领导老刘，他一方面享受对一篇论文挥舞批判大棒的权力快感，一方面劝说徐航与邵薇分手以间接的方式达到维系权力的目的，这是一种任意挥霍和盲从权力的力量；还有一股来自辅导员，她散布两人乱搞男女关系的谣言，是为报复邵薇，因为邵薇这“丫头片子不听自己的”——她让邵薇与徐航划分界限而遭邵薇拒绝，这是一种内心阴暗的力量。

小说写到这个层面，这桩往事已经不是小事儿而是指涉欲望、权力和内心的大事了，尽管这桩因一篇论文批判而引发情侣分手的事件在当年只是产生了小小涟漪，但它留给读者一种后怕之感，有多少类似的不可言说的东西在左右和桎梏着人们呢。

如此往事，并不如烟，它不会飘散，它重重压在那个时代的人心上。

此外，这篇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在叙事艺术上也可圈可点，有光彩。

读它时你会陷入叙事所营造的似真似幻、忽远忽近的穿越和飘忽感中，这是往事的形态，叙事如何完成这种形态转化呢？王彬老师采用了一种新的小说时间来结构故事，不妨称之为立体时间或第四时间。一般来讲，时间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线性阶段，《高校往事》将这三个时间段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同时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新的叙事时间，它是立体而交融的，小说便显出一种飘忽而丰富的叙事美学来了。

“我时常想，如果没有那篇论文，他与邵薇的结局肯定不会这样。我曾经问过徐航，徐航默认，一句话不说，眼睛里闪烁痛苦的光。”这是小说中的一句话，可以视作小说的“核”，“我时常想”时，“我”已经到了耳顺之年，此为现在；“我曾经问过徐航”，为过去式；“他与邵薇的结局”意指示过去时的未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时间段在叙述中是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新的时间观塑造了一种新形态的叙事，整个小说用此立体时间结构故事，令人回味不已。

除了叙事的飘忽感之外，这篇小说还被一种青春的忧伤气息包裹，很是动人。这种忧伤气息既是中老年作者的岁月慨叹，也是文中主人公正在经历的最美的时光，但它得以呈现除了故事本身以外，还来自那些多情的风景描述，所以被当代很多小说放弃的风景描写在这篇小说中大放异彩。写同学相聚、写恋人相依、写被拆散的苦痛等等关键场景，几乎都会出现一段与人物心境贴近的风景描写。

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动情的风景描写赋予了一篇小说全新的生命。

张俊平（中国作家网副总编辑）

节制的小说艺术

读完《莲花坡》与《高校往事》，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小说品格——节制。区别于当下动辄洋洋洒洒的小说写作，王彬老师的这两部小说在平实中见曲折，节制中含丰饶，不论是叙事技巧、环境描写还是留白艺术，都显示了作者对短篇小说创作的讲究与追求。

《莲花坡》采用双线叙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边是李县长的车被困在莲花坡路口，继而处理交通事故、召开会议解决城市道路拥堵问题，一边是徐书记在靠山屯开水稻改良会后，赴莲花庵祭奠无名的小烈士，并引出一段莲花庵往事。镜头切换之间，二人虽无交集，却呈现出微妙的意味：徐书记调走，李县长成了李书记，之前久悬不决的道路改建问题不到一年就迎刃而解。直到小说结尾，在莲花坡道路改建的开工仪式上，双线交织，李书记上莲花庵了解徐书记曾经关心过的修复莲花庵发展文旅产业的事宜。小说至此收束。而在双线之外，徐书记父亲的故事又可作一条支线，不管是曾经的剿匪斗争，还是父子之间对于为官处世理念的传承，都大大增加了小说的丰稔度，既有现实感，又不乏历史纵深。

《高校往事》在叙事上同样讲究，“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中人，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回望者，时空往返之间，友情、爱情、时代、命运相互交织，勾勒出一段个人史与家国史。而小说中对普希金小说《射击》的引入，在叙事上形成互文结构，造成另一种看待小说的视角，也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环境描写是两部小说的一大亮色，王彬老师写景，从不铺排张扬，常常三笔两笔，就刻画出景物的灵魂所在，并有效地服务于小说意涵的传达。比如《莲花坡》里两次写到莲花庵的景色，开始徐书记来时，“黄昏的阳光穿过绯红锁窗栖落在大士的眼皮上，金漆有些脱落，弄得阳光也有些斑驳迷离，一只山鹬从殿外飞过，拉出一条看不见的浅银色痕迹。”结尾李书记复来，同样的山鹬又飞过，“拉出一条，一条看不见的浅银色的痕迹”。有形无形之间，充满禅意，而重复里又暗含变化，于时空恍然间引人遐思，时间已逝，山鹬仍飞，变与不变，都在人心。

《高校往事》写雨景，仙人居楼下的雨，“不紧不慢、嘀嘀咕咕、悄声细气下个不停”；雨夜送别，“高压钠灯洒出淡黄的光，在这光的周围环绕着一圈朦胧的雨雾，形成一个轻薄的颤栗光环”。于三言两语之间营造一种印象、一种氛围、一种心绪，在这里，雨不是背景，雨就是故事本身。

王彬老师是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学研究的专家，由于这种背景，体现在这两部小说里的留白艺术，尤其值得称道。

《莲花坡》中，孙秘书微笑里的苦涩，李县长对为官之道的思考，徐书记听完父亲的故事后，“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在心里暗暗叮嘱自己，小事不可大意，一定要打叠万千的小心”，作者都是点到即止；结尾莲花坡道路拓宽、莲花庵文旅兴起，未来会怎样，作者亦不置一词，让读者在留白里品咂基层治理的复杂和历史沧桑的厚重。

《高校往事》里，徐航与邵薇戛然而止的爱情，论文风波的深层隐喻，邵薇远走他乡的心境以及二人之后的人生道路，皆藏于笔墨之外。雨夜，徐航朝雨中泼酒、做出射击动作，所有的不甘、无奈与释然，都暗含在无声的细节里，那些没说出口的心意、没道明的缘由，青春的美好与破碎，都藏在留白里，无言胜千言，无声胜有声。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丰泰庵》的历史、现实与文学价值

关于《丰泰庵》这部长篇小说，我曾经写过一篇字数长达两万字的长篇评论，考虑到王彬老师多年来在小说比如《红楼梦》的研究过程中特别看重叙事形式层面，这里便集中谈谈《丰泰庵》叙述形式上的若干特点。其一，是语言运用层面上双重语言系统的交织。这里所谓双重语言系统的具体指称对象，一是指叙述层面上所使用的那一套带有鲜明口语化特点的流畅自如的现代汉语，二是指对话层面上带有突出书面语特征的真正可谓是文白相杂的拟古式汉语。其二，是三重第一人称的数次转换与套嵌式艺术结构的巧妙营造。小说一开始作为序章性质的“热水镇”部分，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不仅是一家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而且还对历史有着浓烈的兴趣，尤其是对明史更是兴趣有加。接下来出现的就是第二个第一人称。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这个第一人称“我”，不是别人，乃是“热水镇”那个部分中所言那部长平公主札记的整理者李力。正因为李力和薇妮意外发现了出自于长平公主之手的札记抑或日记，所以，从第二章“大朝会”开始，自然也就出现了第三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那就是作为文本主体叙述者的媺娖也即长平公主。更进一步推论，当作家把以上三个不同层面上的第一人称叙事全都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所最终构成的，当然也就是一种彼此套嵌式的艺术结构。

虽然说正是以上各种叙事形式上的努力赋予了《丰泰庵》足称丰盈的审美属性，但在结束我不成熟的发言前，却还是愿意在我那个长篇评论的最后一段全部引述在这里。行将结束本文之前，我突然读到了彼得·盖伊的这样一段文字：“小说家利用他所创造的一些人物，描写他们的反应，继而能够更有效、更壮观地表现小说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恐怕要比通过不修饰的单一叙述看事情有力得多。小说家必须通过单个参与者的眼睛来看事情的发展演进。在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中，作者用主角法布里斯的眼光去描写滑铁卢战役的情况，显得混乱而不可理解，而这是大多数战斗的典型特征。但透过这个角色个人的眼光，司汤达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即时传达了这一共同的现实。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一书中描写1848年巴黎的革命事件，读起来就像一篇群众心理学的论文，但这是作者透过许多人物，包括男主角弗雷德里克和他的朋友们高度个人化的视角表现的。”（彼得·盖伊《现实主义的报复》，第188—189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3月版）借用彼得·盖伊的说法，王彬在这部《丰泰庵》里，借助于长平公主的个人化眼光，所看到崇祯那个时期的历史景观，也同样“要比通过不修饰的单一叙述看事情有力得多”。很多时候，叙述历史的时代要比历史所叙述的那个时代更重要许多，因此无论怎样，《丰泰庵》所书写的历史、现实及其文学价值都不容低估。

杨光祖（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丰泰庵》的叙事探索与后现代手法

王彬先生是一位叙事学研究者，提出过“叙述者解构”“第二叙述者”“动力元”等概念。《丰泰庵》可以看作他这些理论的一次文本实践。小说没有采用传统的单一叙述者，而是设置了一个由三个叙述者构成的群体。第一个叙述者是“我”，一个杂志编辑。第二个叙述者是李力，在中国历史研究所工作，研究明史。他在秘鲁的一个小镇偶遇曾经的恋人、意大利汉学家薇妮，薇妮发现了长平公主的日记。第三个叙述者就是长平公主本人，她的日记构成了小说的主体。这三个叙述者形成了三个层次：“我”处于最高层，属于超叙述者；李力处于第二层，属于次叙述者；长平公主处于核心叙述层。从“我”引出李力，李力引出长平公主，层层递进，接力叙事。这种结构在一般小说中确实少见。更巧妙的是，王彬把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评点传统也融了进来。古典小说如《红楼梦》有脂砚斋评点，《水浒传》有金圣叹评点，作者和评点者是平行的、内外分离的关系。王彬的这篇小说，通过李力这个人物的介入，让评点者进入小说内部，李力整理长平公主的日记，加以分析、梳理、补充和评点，成为叙事的一部分。将古典小说的评点机制从外部引入内部，解决了叙事与评点两张皮的老问题。我们常说，用中国的方法讲中国的故事，《丰泰庵》在这方面是有自己的贡献的。

波兰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了“语境”，并将它分为有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类。语境包括了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非语言因素是指语言之外的社会环境，比如：时间、空间、场合，以及反映时代的建筑、服饰、礼仪、风俗、节令等。对于历史小说而言，语境是小说的血肉。这篇小说在语境营造上下了大功夫。比如写到崇祯皇帝的经筵，小说详细描绘了文华殿的建筑形式——工字形，前殿文华殿，后殿主敬殿，中间一道穿廊。通过语境展示了文华殿的建筑形式、内部布置、朝臣的服饰、讲案与红色牙签、宴席上朝臣的座位。这些细节一下子把明代宫廷的生活质感推到了读者面前。语境在这里已经不是装饰，而是人物性格的直接延伸。还有那些器物、风俗、礼仪、官制等的描写，这些语境不仅融入情节，增加了小说的叙事魔力，而且成为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元素。

传统历史小说，总是力图再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头有尾，环环相扣，仿佛历史有某种严密的逻辑。后现代早就质疑这种宏大叙事了——历史哪有那么整齐？偶发、碎片、断裂，可能更接近真实。《丰泰庵》在历史叙述上就有这种后现代的味道。它不以严密的因果逻辑推进，而是以长平公主的日记为依托，让故事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长平公主对田贵妃的感情，从厌恶到觉得可爱，再到厌恶，中间隔了好几个章节，没有明确的转折，只能在断断续续的片段中自己去体会微妙的变化。这种叙事方式，契合了对“真实”的理解——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只有一个个有限视角下的碎片，真实就藏在碎片之间的缝隙里。小说后半部分视野不再局限在紫禁城和中国。通过长平公主与弟弟阔别多年后重逢，叙事版图从中国扩展到了南美和欧洲。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这种跨越国界的书写，让小说具有了世界性视野。

张　哲（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丰泰庵》是当代文学语境下编史元小说的典型

在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历史的回归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回归与传统历史书写迥异，其核心在于，部分作家意识到历史存在与历史叙述之间不具有等同性，历史叙述本质上都是语言建构的产物，因此无法在本体论层面还原历史存在。为了回应这一认知，作家们以后现代创作技法，在文本中对自身叙述的可靠性进行解构与质疑。

面对这样的创作实践，加拿大学者琳达·哈琴提出了“编史元小说”这一概念，用以指称那些“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与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的后现代历史书写小说。编史元小说的价值不在于弥合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鸿沟，而在于以创作实践让读者意识到“历史的文本性”，同时肯定“文本的历史性”意义。

依据哈琴的定义，《丰泰庵》可归为中国当代语境下典型的编史元小说，理由有三：其一，以明末崇祯时代为背景，刻画了长平公主媺娖、崇祯、袁崇焕等真实历史人物，以“媺娖的回忆录”和引证的大量史料为依据，详细描绘了宫廷秘辛、市井民俗等“小写的历史”，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具有史料意义。其二，以媺娖的视角重写重大历史事件，揭示了许多新的历史原委，颠覆了史学界长久以来认定的史料，并为历史人物赋予了不同于官方记载的结局，隐喻历史本体的多元性可能。其三，小说的叙述主体虽标榜为“媺娖回忆录”，但叙述者屡屡自陈其叙述不可靠，且其叙述语言常出现与其明末身份相悖的当代口吻，这种时空错位的叙述策略，暴露出文本自身的虚构性，形成对历史书写真实性的自我揭示与反思。

编史元小说的核心特质在于对自身叙述真实性的消解，这在《丰泰庵》中主要通过话语世界的运作完成。一个极具分析价值的现象是，叙述者媺娖在话语世界中呈现出鲜明的二重性。她既是“大写历史的叙述者”，记载袁崇焕之死、李自成起义等重大事件，并以亡国公主视角进行评论反思，使文本具有史传色彩；同时也是“小写历史的叙述者”，细腻再现了荡秋千、画眉等个体日常生活，并收录了大量明代的物质文化细节，赋予文本类书般的文献价值。同时，小说文本的叙事肌理也与作者的叙事学理论相契合。通过叙述者集团与多层可能世界的设计，小说瓦解了传统历史书写的整一性，让读者意识到历史的文本性，同时通过“小写历史”与“大写历史”的并置，以及多重可能世界的建构，揭示出历史本身所蕴含的多维价值向度。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可能世界理论之下考察叙述的真实与虚构，其本质上是基于价值判断的逻辑选择。作为可能世界的文学作品，其实是叙述者在实在世界的丰富细节中进行自觉“挑选”的结果。《丰泰庵》正因为叙述者这种自觉的“挑选”行为，塑造出了明末的多重可能世界。它不仅引导读者认识历史存在多种可能性，更促使我们去反思那些叙述背后的价值判断，以及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认知方式本身。

在可能世界理论的观照下，《丰泰庵》是一部结构及意义均十分完整的中国当代编史元小说。在小说的叙事、技术、历史语境与文学空间的建构层面，堪称一部具有典型性、优秀的长篇小说文本，在当代小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内容来源：福建文学杂志社）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