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1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艾伟潜心淬炼的长篇小说《春歌》，并于北京观中·帝君殿举办以“人间有春歌：植根文化传统的当代书写”为主题的新书发布会。

活动邀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裁潘凯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李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担任嘉宾。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出席活动并致辞。发布会由人文社副总编辑赵萍主持。

臧永清

《春歌》凡四十万言，以杭州为舞台，以昆曲为气韵，以一桩法庭之上的梨园旧案为引子，全景式落笔中国四十余年的壮阔变迁，融汇司法观念迭代、经济体制改革、民营经济崛起、海关对外贸易等时代特色，深刻书写三代人、六户家庭的命运流转与情感纠葛。戏台之上，水袖低回、曲腔缠绵；法庭之中，案情沉浮、人心幽微。二者彼此映照，共同构成《春歌》丰沛悠长的气韵。

作为中国“六零后”代表作家之一，艾伟始终以勘探人性本质见长。2001年，他的首部长篇小说《越野赛跑》由人文社出版，20余年间，他相继推出《爱人同志》《风和日丽》《南方》《过往》《镜中》等作品。自《镜中》起，艾伟的创作悄然转向，《春歌》则完成完整蜕变。

这部新作既是他风格突围的百变之作，亦是其半生文学积淀凝成的集大成之作。他将中国美学、杭州风物与现实主义融汇一体，在细密绵长的日常叙事中，回到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生命经验之中，对长篇小说如何容纳时代复杂性进行了又一次深邃推进，并对当代汉语长篇写作做出了多维度探索。

艾伟 

给杭州的至美情书

《春歌》首先是一部通体流淌着东方之“美”与时代之“实”的小说。它扎根八十年代至今的时代肌理，以杭州为核心、浙江为版图，写透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力量的磅礴生长：从法治建设的代际求索，到民营经济的破土成林，再到宁波口岸的对外贸易热潮，如南方草木般蓬勃葳蕤，尽显改革开放最鲜活的生命力。

从宋芝桓祖父归国投身法治建设，到他本人成为法官亲历庭审实践、证据规则与司法理念的层层迭代，职业思考与法理抉择折射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完整进阶；以黎彼得家族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从服装小厂起步，历经股份制改革、产业升级与多元拓展，勾勒出浙江民营经济从萌芽到勃兴的时代轨迹；以陈一朵父亲为代表的宁波海关人，以劳模精神坚守口岸一线，绘就对外贸易繁盛图景；徐尹春一家所处的古老小镇，则以鲜活市井生态，尽显南方民间生活和人情风俗。

赵萍

杭州之美，物华天宝。城中之人，擅得风流。邱华栋称赞：“这部小说是我们这些写了三四十年的小说家都感到敬佩的一部作品，也是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内含中国文化的质地、中国符号的鲜明、中国故事的韧性的作品。特别是江南文化的底色、杭州的影影绰绰的城市背景，在这部小说里变成氤氲的云雾一样笼罩着。”

《春歌》写杭州之美、江南之美，写昆曲之美、情义之美。西湖烟水、运河桨声、钱塘潮汐、昆曲戏台，交织成小说清润悠长的气息；塘栖古镇的小桥流水、运河埠头的晨昏烟火，更勾勒出江南独有的慢生活节奏与温润人情。徐尹春与范文卿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爱情在邻里守望、日常点滴中悄然滋长，如“从前日子过得慢”般细腻绵长，于一茶一饭、一街一桥间积淀成刻骨深情，成为全书最动人的情感内核。而街巷晨昏往复、寻常市井烟火，又使这部作品始终保有坚实充盈的现实质地。它们共同氤氲出一种雅致与鲜活共生、传统与现代相融的味道。这也正是杭州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邱华栋

另一方面，《春歌》所书写的，不只是江南风物，更是江南文化深处的人情、伦理与风骨。书中的人物大多内敛、克制、重情重义，在变与动中维持内心的体面与柔软。这种清润细腻的南方精神，与蓬勃生长的时代力量相融，使《春歌》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文学品格。徐则臣评价道：“杭州的确缺少一部能够像《长恨歌》代表上海这样的作品。《春歌》把杭州这个城市的繁华，把它的那种潮湿、有弹性、丰润、富庶、雅致，甚至寂寞和苍凉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它跟这个城市之间是匹配的。”

道尽古典深情与命运流转

《春歌》的真正核心，并非悬案，而是“情”。小说围绕一桩梨园旧案展开，却并不困于案件本身。随着叙事层层推进，三代人的命运跌宕、六户家庭的悲欢聚散渐次浮现。昆剧名伶徐尹春与陈一朵、法官宋芝桓、医生范文卿、富二代黎彼得……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放置于命运与情感交织而成的洪流之中。

他们或因深情而毁灭，或因深情而获得宽宥；有人困守往事，有人终其一生寻找内心归处。艾伟并不刻意渲染情之激烈，而是在沉静、克制的叙述中，写出了中国人骨子里极致深沉、死生以之的古典情韵：从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决绝，到《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痴狂，这种刻入文化基因的情感信仰，在《春歌》中东方式的绵长与坚韧得以全新诠释。

小说与《白蛇传》《牡丹亭》等中国古典情感叙事形成深层呼应。徐尹春如现世白素贞，既有柔情与坚韧，也有传统戏曲人物对于“情”的极致承担；陈一朵似小青，以率真侠气为挚友挺身而出；法理约束与世俗执念，则如无形雷峰塔横亘人心。而整部小说所呈现的，也正是千百年来“情重于命”的文化气质。同时，艾伟并未止步于戏曲元素的借用，而是以昆曲所承载的东方抒情传统，重新组织叙事的节奏、气韵与情感结构，使《春歌》呈现出一种兼具古典意趣与当代经验的美学风貌。

对此，邱华栋评价道：“小说有着中国气派和江南文化精神，其间贯穿了《白蛇传》的传说作为小说的同构，更作出一种精神上的呼应：中国人对‘一往情深’的理解，如何在当代人际关系中延续与变异。”《雷峰塔》犹在传唱，唯情之一字至纯至上。如此，小说里忠于情感的人们也将变成今天的传说。

尤为贴合当代思潮的是，作品以极具共情力的笔触，刻画出三代女性截然不同的情感经历与爱的方式，精准叩问当下女性在情爱、命运、自我与世俗之间的迷茫、挣扎与成长。从依附命运、隐忍妥协的传统女性，到在情爱中迷失、在束缚中挣扎的中间一代，再到清醒自持、敢于直面内心、追寻自我价值的当代女性，三代人跨越时光的情感对话，既是江南女性的生命写照，更是当代女性情感觉醒的文学缩影。

李洱

然而，《春歌》并未沉溺于命运幽暗、人世悲辛，而是始终保有一种斑斓辽阔的人性底色。它写误解，也写谅解；写创伤，也写抚慰；写世事无常，也写人与人之间始终未曾熄灭的善意与悲悯，由此呈现出一种辽阔而深沉的人文光辉。李洱称赞：“艾伟对这些人的精神世界的描述，在我看来如此准确、如此精微，这是杰出的小说家才有的功夫。”

终是人心幽微难辨

艾伟深谙“江南营造”之法，《春歌》采用五重视角互为补充，摒弃全知叙事的简单裁断。真相在不同记忆与立场的碰撞中缓缓显露，这种讲述方式既强化了悬念张力，也最大程度还原人性之复杂。潘凯雄认为，《春歌》每一章都有一个小结构，五章合起来又是一个大结构，小结构和大结构一起给读者的审美感觉特别好。有些小说看上去结构很讲究，但是搞得太晦涩，而这部作品读者完全能够看明白，能够看出他对结构的用心。

李洱认为“艾伟的小说可以看成小说的建筑艺术，他本人是小说的建筑大师”。看完作品他表示：“小说确实呈现出了真正的建筑美，这五个部分互相参差、互相搭建，搭建成一个非常精美的园子。小说五个部分之间类似中国的顶针结构，讲完这个人的故事之后，再从跟这个人物相关的故事抽出一个人往下讲。同时，也相当于五个七万字左右的篇幅搭建了非常完美的穹顶式建筑，确实让人非常感慨。”徐则臣则称：“《春歌》是榫卯的结构，一个搭一个，相互补充，看起来又浑然一体。”

潘凯雄

刑事法官宋芝桓贯穿全书。他长期专业与审慎地面对证据链，却在经验、成见与情绪的裹挟下，未能看见真相被遮蔽的暗面，最终铸成难以挽回的误判，法条的严谨也难掩人心的盲区。然而，小说于法理书写之中，更注入一层深沉的忏悔意识与精神反思。这种反思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罪与罚”，而是东方式的自我省察、良知觉醒与天理敬畏。在艾伟笔下，艾伟并未将法庭写成单纯裁决是非之地，而是将其化作照见人性与命运的镜子。人非圣贤，皆有认知盲区与心灵局限，正因心怀敬畏，才会在谬误之后反观自身；正因承认局限，才会在错判之后辞去公职，成为一名公益律师。这种忏悔，是对真相的谦卑，对良知的恪守，对命运的敬畏，更是对“天理人心”这一至高正义的永恒趋近。它让法理不再止于冰冷的逻辑与证据，而获得了叩问灵魂、照亮人性的精神力量。

邱华栋盛赞：“《春歌》是艾伟最具深度，广度和思辨锋芒的杰作，也是他最‘目中有人’的一部佳作。艾伟完成的，正是一位优秀小说家从‘勘探人性’到‘与人性共处’的精神抵达。因而，《春歌》令我们惊喜和赞叹，它展现了当代中国小说的新成就与新可能。”

彰显现实主义的温润气象

《春歌》之高妙，不仅在于叙事设计，更在于其文辞典雅、气韵贯通、刚柔并济的独特文风。李洱点评道：“艾伟的语言达到非常精妙的地步，这种精妙显然来自他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艾伟以数十年笔力，将戏曲美学、江南散文、世情小说、悬疑叙事自然融会，形成清雅温润又庄重严谨的文风，浑然自成一格。

在时空结构上，《春歌》更以大开大合的叙事视野，突破地域与时间的双重边界。小说以江南水乡为根脉，又将叙事笔触从容扩至南美大陆，让烟雨杭州的温婉灵秀与里约热内卢的热带风情形成悠远对照与隐秘呼应：故土是悬案与执念的起点，迷幻异域则成为命运延展的旷野。远渡重洋的费阳，在异乡漂泊中打捞家族往事、缝合代际裂痕，让离散的生命在万里之外重新锚定；困于执念的黎彼得，则重返故乡原地，在守望中承受宿命重量。一去一守、一散一聚，将个体漂泊、家族迁徙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与碰撞交织并置。巴西不再只是地理远方，而是版图的延伸——用以照见江南故事里未竟的爱恨、未解开的宿命、未完成的救赎，使小说拥有了纵贯岁月、横跨山海的史诗气度。

潘凯雄赞道：“小说有着庞大的历史跨度、广阔空间，三四十万字的作品盛装了这么丰满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一个作家的本事，也是作家多年对生活的观察和积累的灌注。”

徐则臣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南宋慧开禅师的诗偈，构成了《春歌》的内在乾坤。历经爱恨生死与命运浮沉之后，人终究仍需回到生活本身，唯有破执与释然，方能抵达内心安宁。徐则臣夸赞《春歌》的书名特别好，艾伟在这部作品里完全敞开了，有一种特别洒脱的平常心在里面。小说一改艾伟过去的那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感，变得有生命意识和现实感，将感性的和理性的融合得非常好。

历经一场漫长的人生审判之后，宋芝桓终于在法理与真相的尽头，看见了人心深处那些曾被偏见与执念遮蔽的部分。他放下法槌，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尘世纷纭，也重新回到对于“情”的理解之中。昔日端坐法庭的审判者，最终成为重新书写《白蛇传》的人。小说最点睛之笔，在于结尾宋芝桓作为编剧从法海的角度对《白蛇传》的全新演绎。“原非我破你姻缘，总由他数定难迁，人妖纠缠致天谴。看啼啼哭哭慈心岂恝然，究竟是你须得回向忏悔，还是我落下因果前愆。”

艾伟突破传说框架，让舞台戏文与现实人生完美互文，戏与命、情与理、古典与此刻彻底打通，收束精妙、余韵悠长。《春歌》以古典传说为文化母体搭建原型叙事，借古今互文对照当代人的情感取舍与伦理困境，让根植民族血脉的情义内核在时代变迁中获得全新文学表达，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书写相融的文学再造。

（供稿：张聪聪  一审：张聪聪  二审：孙珏  三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