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地处淮河流域中上游地区，高铁从蚌埠南站出发，约两分钟即会渡过淮河。淮河沿岸昔年种着垂柳，晨钟暮鼓时分，散步的老人或放学的少年男女们诉说着皖北的过去和未来；近年沿岸又新修了许多市民运动场所，从李毅到韦世豪，珠城总不缺少绿茵场上追逐的梦。行人驻足水边时的恬静或此间少年奔跑的喧嚣，都惊扰不起淮河的一丝波纹。四季流转，时光荏苒，淮河仿佛总是水面如镜，水流无声。

但淮河在历史上的形象绝非眼前一般悠悠。自宋金时期，黄河南下夺淮入海，此后的历朝历代都致力于调动广泛的社会资源应对黄淮水患。皖北平原理应是帝国施政时需要重点权衡各方利益的区域。特别是皖北的濠州钟离（现凤阳）为明帝国之“帝乡”，王侯将相，多出其间。明太祖建中都、设南直隶，为家乡父老许下“永不课征，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的美好愿景。如此来看皖北即使不占据南京、北京那样的政治中心区位，至少也应成为帝国的区域性中心。但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历朝历代的屡次权衡中，皖北都成为了沉默的牺牲者。自明初至晚清的漫长时期内，皖北屡遭灾害、贫困与治理危机，却一直未能形成持续而有力的地方发展机制、公共表达力量及社会组织能力，因而在国家政治和区域竞争中处于长期的边缘位置。皖北为何“沉默”？又为何长久的“沉默”？这大概就是郑宁写作《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中华书局，2026）的问题意识。

布罗代尔（F.Braudel）提出的历史学分析框架中有“长时段”（longue durée）概念，其指向于那些在千百年中缓慢变动、深层制约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力量，譬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态格局、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以及由此衍生的集体心态等。明清时期的皖北属于典型的“长时段”研究范畴。首先是地理时间层面。皖北地处淮河中游，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是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自宋元以来，黄河以不同路径夺淮入海，无论水势形态如何变化，受灾的都是地处淮河中下游的皖北。几百年来，黄河带来的巨量泥沙沉积在皖北平原，荡平湖泊、淤塞河道，导致淮河干流与北岸支流的水文体系紊乱不堪，灾害频繁发生。这种由黄河夺淮所造成的水文结构变化，属于布罗代尔所说的“地理时间”。皖北“十岁九淹，重以旱蝗”的灾难格局，正是在这一长时段地理变迁中逐渐固化的，也是这段时期内皖北的典型地理特征。

其次是社会时间层面。社会时间指向经济周期、社会结构、制度惯性和集体心态等中长期的结构性力量。皖北的“官强民弱”格局、卫所与州县的军民分治、科举精英的稀薄、宗族组织的薄弱，以及由此形成的“单轨政治”权力结构，都是典型的“社会时间”产物。这种格局在明帝国初期重塑皖北政区、移民人口、设置卫所的过程中奠基，经过数百年的延续与固化，最终成为一种基于强权“路径依赖”的格局。郑宁指出，由官府主宰的治理模式长期延续，确实起到了稳固统治的成效，但又存在着不小的“副作用”（第211页），使政策缺乏来自基层的反馈和修正机制。皖北百姓在长期服从权威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权力的畏惧与依赖，上下相蒙的敷衍应付成为常态。这种集体心态的沉淀最终导致了沉默的历史惯性。

最后是事件时间层面。布罗代尔的理论中，起义、战争等种种事件的意义必须置于长时段的结构中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皖北历史上的元末、明末农民战争、捻军运动等，看似突发的暴力事件，实际上都是长时段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后的集中释放。皖北的沉默符合“低成本治理”的目标，但被压制的矛盾并未消失。当生存资源与改变途径均告匮乏时，沉默终会以激烈的方式被打破。但这种打破沉默的方式对地方发展而言带来的破坏性要远大于建设性，且爆发之后亦会陷入历史长时段的循环中。

因是一本同时面对学者与大众的著作，郑氏在书中省略了史学理论的介绍，但他用绵密的史料分析还原了长时段中皖北地区自然生态及政治生态的演进过程，并分析了皖北之所以沉默的原因。首先，频繁而深刻的环境灾害固然构成了皖北长期困顿的物质基础。但郑氏并未将皖北困境归结为“天灾”。因为本应对“天灾”的帝国主导的治水与资源配置却常常以漕运、河防和陵寝安全为优先目标，而将皖北民生置于可以牺牲的位置。元末贾鲁治河虽然实现了黄河治理的阶段性目标，却使黄河水南下注入淮河流域，并大规模征发皖北人力与军力。皖北民众的现实负担及其社会后果，并未进入朝廷决策的核心视野。明代治河同样面临漕运、祖陵与民生之间的冲突。朝廷实际上无法同时保证漕运畅通与泗州、皖北民众免受水患，却始终坚持漕运优先。帝国“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下游的淮河流域民生事实上处于“被舍弃”的状态（第290页）。这种政策逻辑意味着，皖北不仅承受自然灾害，也承受由国家工程和国家利益排序所放大的“人为灾害”。

从政治定位和治理结构来看，明初中都营建及其后续失败造成了皖北政治地位高开低走的强烈落差。朱元璋以凤阳为龙兴之地，曾调动全国资源营建中都、迁徙人口、设置卫所，并试图以帝乡优待塑造繁荣稳定的地方社会。然而，中都工程旋即停建，定都凤阳的政治愿景破灭。此后帝国家对皖北的关注逐渐收缩至皇陵、卫所和军事事务，而非整体经济建设与社会治理。尤其是凤阳“帝乡优待”本身具有高度选择性：真正享有完全优免的只是与朱元璋关系密切的“二十家”，部分享受优待的是土民，编民则毫无优待可言（第67页）。差别化的赋役制度不仅未能普遍改善民生，反而加剧了土民与编民之间的身份区隔及负担不均。至晚明，凤阳土民、编民虽同处贫困环境，却因赋役轻重不同而形成身份竞争，社会整合因而更加困难。人口流动进一步削弱了地方社会的稳定性和内生组织能力。明初为充实中都与帝乡，国家组织大规模移民进入皖北。据估算，迁入凤阳府者约五十万人，而本地原有土著人口仅约十四万人（第51页，资料引自葛剑雄等文）。这一政策短期内增加了劳动力与资源，却也使皖北社会由大量根基浅薄的外来人口构成。此后，江南富户因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差异而持续回流，另有大量流民迁入，使地方人口在明代前中期不断换血。人口频繁流动固然为皖北补充了劳动力，却不利于宗族、乡里共同体和地方精英网络的长期积累，难以使地方精英形成稳定的中间社会力量。

笔者所查，传言从明朝至今600年中，朱姓人口增速低于全国人口的同比增速。可以想象的原因有在明王朝国祚消殒后，皇族朱姓因遭避国难而改姓，以及原本的赐朱姓纷纷改回原姓等。但朱姓在全国主要集中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依稀可见明朝曾经南直隶政治区位的人口特征，以及其随后发展中遭遇的困境。

再次，皖北特有的卫所密集设置及军民分治，使地方治理长期陷于权力重叠而责任分散的困局。明朝在皖北设置大量卫所，构成军政与民政并行的制度格局。卫所本应承担军事防卫、屯田和地方秩序维护等功能，但在实际运行中，卫所与州县常围绕司法、屯田、粮饷和人口管辖发生冲突。州县无力有效约束卫所，卫所又往往借独立地位庇护军户、攫取利益，导致了地方管理权的混乱（第96页）。这种军民双轨的治理制度耗散了地方有限资源，阻碍了统一公共权力的形成。与军民双轨相对应的，是皖北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强民弱”的权力结构。郑氏指出，明清皖北并未形成类似费孝通所言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双轨政治”，官府与民间的权力对比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第332页）。一方面，皖北科举精英稀少、宗族组织薄弱，地方士绅难以成为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有效中介。即使在士绅力量相对较强的颍州，其发展势头也被明末战乱打断。另一方面，面对盗乱、水患和生计危机，地方民众更看重官府及军队所能提供的最低限度秩序，因而对强势权威具有现实依赖。长期以来，官府通过直接干预、行政命令和强制动员推动基层事务，民众则以机械服从或“上下相蒙”的方式应对，难以形成主动的公共参与的意识。这种治理方式在短期内有利于维持稳定，却使政策缺乏来自基层的反馈和修正机制。一旦政策脱离地方实际，民众只能被动承受其后果。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使皖北社会的自治能力、公共协商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均受到抑制。

由此在郑氏看来，皖北的沉默并非黄河夺淮、天灾连年的自然环境的结果，更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叛乱传统”，它是自然灾害、国家资源配置、军民制度、人口变迁与基层社会薄弱等因素长期叠加的产物。“从国家统治的视角来看，沉默的皖北更符合国家低成本治理的目标”（第310页）。

同样对于淮黄之间的相关区域、马俊亚、裴宜理（E. Perry）、韩敏（M. Han）等学者均已珠玉在前，基于不同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分析了相关地区在前近代与近代中的演变，对这些研究的回顾也出现在郑氏著中，如他明确表达了在研究范式上对马俊亚研究的吸收。马著“被视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经典著作”，该书讨论的重点虽然主要是苏北地区，但其中揭示的国家政治、中央决策与地方民生的关系同样适用于皖北”。各地的历史演进过程有其独自特征，虽范式相承，郑氏在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与史料运用方面自有其创新之处。但让郑氏的皖北研究区别于其他著者的，笔者认为是郑氏的“史心”。其在后记中坦承：“我生长在淮河畔一座小城。十余年前，最早选择‘皖北’这个题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家乡的朴素感情。”他进而写道：“通常来说，史学研究应该尽量避免个人情感倾向，但作者的主观性是难以彻底消除的。更何况，启发研究兴趣的，往往就是主观性。所谓‘历史的温情’，或许就源于此。”（342页）当然，一座常住人口约为320万，GDP约为2400亿，拥有枢纽级铁路网的城市，可能只有在郑氏的自谦中才会被称作“小城”吧。郑氏作为家乡人的自谦和对土地所遭受苦难的叹息，在书中处处留有印记。如提到明帝国治理泗州水患时的取舍时，郑氏写道：“对于朝廷来说，活着的百姓是可以牺牲的，但死去的祖宗是万万不能惊扰的”（第293页）。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柯林伍德（E.G. Collingwood）指出，一个称职的史学家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构主人公所曾想过的东西，反过来说，读者也必须重构历史学家所曾想过的东西。郑氏写作此书时已基于史料，对数百年来土地上的种种利益相关方的逻辑理路有了较为精确的推演，而读者们阅读这部书时，数百年来围绕皖北的土地治理、阶层构造、制度惯性中的结构性障碍一一浮现。如此，皖北在读者的视野中被重构，数百年的沉默透过董狐笔变得有声可循。

卡尔（E.Karr）所言，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明初至二十世纪中叶的漫长沉默是皖北的历史，是郑氏站在当下与其故乡过去的对话。那么如今的皖北如何呢？该著由加剧民艰的贾鲁治水进入历史叙事，那在此就由普惠民众的水利工程做个阶段性的收尾。从2016年开始，引江济淮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正式动工，工程主体目标为城市途经地区居民饮水质量改善及发展江淮航运，同时加强灌溉补水及改善巢湖、淮河水生态环境。2023年9月，江淮运河航道全线贯通，“这条水上高速正在成为安徽经济的重要动脉”（央广网2026年6月8日）。2026年1月，其中的“皖北地区群众喝上引调水工程”建成并全面稳定供水，“持续有效保障了沿线地区特别是皖北地区城乡居民用水安全”。（央广网2026年1月1日）从黄河夺淮到引江济淮，皖北没有以长时段中循环的激烈方式打破沉默，而是在深化改革的蓝图中与其他地区一起不断前行，珺璟如晔。

沉默之地已不再沉默。但郑宁对乡土的一片史心，当为一种不应忘却的纪念。

（作者孙若圣，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