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大地一片生机，热爱阅读的人们也迎来了书香浓郁的4月。为迎接2023年年4·23世界读书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联合北京文化会客厅于4月16日上午10：30在北京图书大厦一层共享空间举办了马勇《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一书的分享活动，著名文化学者、文化会客厅召集人王洪波主持活动，与著名历史学者、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对谈。

历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而中国的近代史更是一个超复杂系统，因为中国除了自己的历史外，还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面对全球化的变局和博弈。近代史的写作，为什么想到了用“叠变”作为书名？

马勇表示，近代中国这种超复杂的变化，也是历史学界多年来的研究内容。这种重大节点的巨变，在中国历史上很少，讲来讲去，就三次，殷周之变、周秦之变、近代中国之变。这一次的超复杂性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古今中西都结合到一起了，中国成为一个十字的焦点格局了，不仅从传统中国转到一个现代中国，关键还必须要消化中国之外的因素。叠变，叠的意思就是叠加，中国历史的变局叠加之后更复杂。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叠变的历史。

历史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还是说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马勇说，在他求学读历史时，觉得历史是一门科学，但真正进入历史研究领域，觉得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历史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反复试验后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历史是一个消失的过去，我们用再先进的手段，都没有办法把它全部模拟出来。虽然今天科技发达，有录音、录像设备等，但没办法营造当时的环境，没办法复制当时的历史活动中的人的内心的东西。因此历史就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诗所说，是个主观性比较强的学科，个人的经验对于理解史料非常重要。每一个不同的阅读者，看到史料后得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不是历史就没有真相了？也不是，历史有真相，但我们很难把它模拟出来，历史研究者不断地逼近真相。

对于如何评价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两个历史人物，马勇给出了他的研究历史人物的两个思路：第一，研究人物要防止自己的偏爱，必须研究历史人物的对立面与朋友圈，赞成他的、反对他的，都要深入研究；第二，需要研究清朝人写的李鸿章传记。

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和研究应该如何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马勇谈到，当下中国史的写作已经非常注意全球化的视角了，借鉴西方人的理论框架。但是西方学者写中国史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中国的很多文字及其内涵，西方人真得不懂或者不太懂。

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分别塑造了他们国民的性格，甚至对他们国家的历史书写都有比较深的影响，同样，阅读陈忠实的《白鹿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理解，在大众层面可能比历史学著作更深入人心。那么，文学与历史在人格塑造和国家理念的构成方面有哪些不同呢？

马勇的历史作品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和他阅读的大量文学作品分不开。他谈到：“历史类小说我不太看，不是说这类小说写得不好，而是觉得历史小说会诱导我，让我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会有意无意地影响我对历史的描述。我读了当代的很多文学作品，包括陈忠实、刘震云、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一个人的经历太有限了，当代作家的作品实际上就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画面，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可以大大拓宽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和经历。《白鹿原》描写了一个村庄上百年的历史，对我们研究历史就很有启发，因为一个村庄的史料可能不足以支撑历史的研究，但这篇小说通过人物、故事、各种各样的谋篇布局、有想象力的构建等就可以来讲述村庄的历史，所以我从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