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俄国思想史》）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万圣书园成功举行。活动现场，该书译者、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刘文飞与作家、独立记者柏琳，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一起就《俄国思想史》展开对谈，将俄国思想放在斯拉夫语境下，探讨其鲜明特征。近百名观众参加了此次活动，现场反响热烈。

“群星闪耀的俄国思想史：从斯拉夫主义说开去”活动现场

据悉，译林出版社近日推出的《俄国思想史》以欧洲思想史为镜鉴，全景式地介绍了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到20世纪初共百余年的俄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作者安杰伊·瓦利茨基为波兰历史学家，是“华沙思想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以一己之力写尽俄国历史上的思想交锋与路径挣扎。

刘文飞介绍道，正如本书的副标题“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所点明的，这是一部断代俄国思想史。瓦利茨基将俄国的思想史看成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论及百余位俄国思想家，各种思想流派琳琅满目，读来却又井然有序，脉络清晰。

刘文飞，俄语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很多读者都熟知俄国有灿烂的文学，而误以为俄国只有文学而没有哲学。看到这本《俄国思想史》以后，就会发现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俄国，大文学家往往也是大思想家。在《俄国思想史》中，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几乎悉数登场，其中，拉季舍夫、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廖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十多位作家和批评家更是得到了专章或专节论述。俄国文学家被纳入思想史范畴，正是因为俄国文学自身的思想史属性。

刘文飞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思想史都可以说是群星璀璨的，但只有俄国的思想家是以如此大的密度集中出现在19世纪这一百年的时间。他总结了俄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叶卡捷琳娜女皇希望借助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让俄国上升到与欧洲平齐的程度，启蒙主义思想由此在俄国传播开来。第二阶段是1840年到1870年，这是俄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也是俄国文学崛起的时代。第三阶段从1870年代开始，有赖于教育的普及，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涌现出来，他们出自平民家庭，既拥有像贵族知识分子那样的批判意识，又保有对贵族知识分子的批判。

在刘文飞看来，瓦利茨基关于俄国思想史的叙述是心平气静的，不偏不倚的。这使得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著作1979年译成英文后，30余年间一直被当作英美高校的俄国史教科书，得到了西方学界和俄国学界的共同认可，几乎每年再版。

作家柏琳长期研究巴尔干地区和南斯拉夫的历史与文化，她认为，《俄国思想史》一书“不仅仅是一部通史，读完以后会收获很多专业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平行比较的视野”，为将俄国与其他斯拉夫国家进行比较提供了启示。俄罗斯民族与巴尔干半岛的各民族有一个共同点，即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他们处于交界地带，始终要面对强大的“他者”，也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自己究竟属于亚洲还是欧洲，东方还是西方？经过几百年来与欧洲的冲撞，巴尔干与欧洲有了大量的交流，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巴尔干文化，即在边缘寻找主体性。虽然身处边缘，却并不自我孤立，而是成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和枢纽。

柏琳，作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巴尔干研究中心特聘兼职研究员

刘苏里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没有“边界意识”的民族，从古至今，一代代君主从未停止过扩张。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巴尔干，都处于欧洲的边缘。边缘渴望靠近中心的这种现象，也为俄罗斯思想的发展构成了动力。追踪俄国思想家对西方思想的接受过程，也有助于建构整个欧洲的思想史发展语境；探讨斯拉夫人与欧洲的关系，更为探讨当代地缘政治提供了启示。

刘文飞补充道：“寒冷、多森林的环境迫使人沉思，这是诞生思想家的有利条件。同时，斯拉夫人处在各种文化、宗教，以及军事扩张的交界点上，这种特殊的地缘条件造成了整个斯拉夫思想的复杂性，也是其魅力所在。

《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

刘文飞指出，这部《俄国思想史》并非纯粹的理论哲学，更多地是在实践层面。俄国思想家与作家、诗人一样，属于“忏悔的贵族”。他们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在野的思想具有建构性，不是主流，却具有改天换地的作用。

在活动分享过程中，刘文飞引用了赫尔岑的话：让有力量的思想产生思想的力量，这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发挥的作用。这也正是有使命感的俄国思想家始终坚守的信条。

（供稿：王媛媛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