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二编》（全30册）付梓出版。该出版项目由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承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卜键主持编纂，这是继第一编“诏谕·规制”（全66册）之后，聚焦“历朝学政”主题的又一大型教育档案文献，这在我国尚属首次。该书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学政奏折（附片）近四千件，辅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学政奏折（附片）三千余件为参证，涉及雍正朝至道光朝学政人物近五百人，构成了一部较完备的清代学政档案文献。

5月18日，现代教育出版社、中国海洋大学联合主办《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二编出版座谈会暨首发赠书仪式。“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臧永清，中国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卢光志，及数十位文化教育出版界嘉宾受邀出席。

现代教育出版社社长张晶晶，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名誉院长修斌分别主持活动。与会专家学者紧扣“清代教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这一主题展开发言研讨，以清代历朝学政为切入广泛研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制度的沿革与嬗变，以及其历史经验教训的镜鉴作用，进而进一步推动该大型文献在国内外的影响。

正如王蒙先生讲话所言：“此是我国文化生活、出版事业、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教育的档案、学政的文献，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它也是中心权力系统、人才选拔、科举制度、官员体系、吏治管理的大事。”

潘鲁生认为，“这部凝聚卜键先生及编纂团队四年心力的巨著，对清代文教制度做出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和研究，首次构建起跨越两岸、贯通朝代的学政档案体系。其中，严谨客观地保留了历史档案的原真性，同时做出了深刻的学术阐释，不仅把握国家人才选拔、地方治理与文化传承的内在关系，实现了文教制度研究的重要突破，而且建立了社会史的新视角，为研究清代社会流动、阶层分化与文化整合提供了全新材料；作为中国教育转型关键期的历史研究，为理解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线索，为当代教育发展与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源。”

历朝学政档案的多元性价值

蔡元培先生讲：“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不论是第一编的上谕档，还是第二编的学政档，《清代教育档案文献》无一不是“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学政关乎国家文教兴衰、人才造就选拔，乃“政治之源”。清代历朝学政奏议档案将为探究清代学政设置、运作及变革过程的相关规制提供最基本的史实。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档案组组长邹爱莲认为，这部书填补了清代教育史档案史料的空白，特别是学政官员奏折内容，是前所未有的专门编纂出版。对于研究人员来说，第二编“历朝学政”的档案内容是宏大叙事，更精彩、更多面、更具体。此书对于新的清史编纂也有作用，如校正清史的学政表，对于后世治史同样重要。

《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二编》现辑奏折涉及学政人物多达500余位，再辅以奏折事由关联人物，几乎构成了有清一代的政治、教育、文化的历史名人谱系，而这些学政人物皆为全国各地倍加珍视的地域历史名人资源。由此可见，该书也是清代人物研究、地方文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文献。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原主任詹福瑞认为，《清代教育档案文献》关系到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如选拔、任用和考核机制。清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清代教育档案文献》也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转型过程，这对于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包括教育功能从选拔职官到大众教育的转变。

凸显教育出版“国家队”的专业性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臧永清从三个方面指出《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编纂出版的重要性，认为现代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唯一的专业教育社，理应率先承担发展壮大中国出版教育板块的使命与责任，其中包括策划好、编纂好、出版好国家级出版项目。现代教育出版社紧扣专业主题，用大书力作成就中国出版集团教育出版的学术品格。他还讲到，“中国出版集团是学术出版重镇，我们不仅要持续擦亮‘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大社名社的品牌，更要注重发展‘现代教育’这样的专业品牌，尤其是在教育学术出版方面。”

三联书店总编辑常绍民认为，“《清代教育档案文献》辑录第一手史料，非常全面地反映了有清一代教育制度的全貌，出版价值应当说非常高，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出好这套书，是出版机构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所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社长刘国辉认为，今日中国教育，应求知于原典，求知于传统。在数字出版冲击下，纸质出版应追求两个方向：一是原典式的资料书，二是创造经典的书。他说：“《清代教育档案文献》，这套书毕其功于一役，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清代整个朝代的系统档案资料，正是‘原典式的资料书’，功莫大焉。这套书彰显了出版社的专业性，它将会成为‘镇社之宝’。”

学术出版互动，共构国家出版项目

任何档案文献的整理编纂必须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清代学政规制始于顺治元年，终于光绪三十二年，历经九朝。目前据大致统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学政”官名题报或具奏的题本、奏折（含附片）、录副奏折档案达一万三千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学政”官名具奏的奏折（含附片）、录副奏折档案达三千三百七十余件。《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二编》得益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的支持，得益于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为主干的编纂团队，历时四年，对清代历朝学政的奏折（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进行了全面整理。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傅刚认为，“《清代教育档案文献》这部丛书不是一般的文献资料汇编。……此书具备了‘典’的性质，资料详备，系统且有规模。”中山大学教授黄仕忠认为，“这项出版工作不仅对于研究古代教育史、教育制度具有价值意义，而且借助近三百年的档案文献能够了解中国传统教育或国家制度背景下的教育情况，这是开创性的工作。”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章宏伟这样评价道：“《清代教育档案文献》这部大型的档案文献，为清代教育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资料空白，将推动清代教育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有望推动相关研究取得新的突破。以往的教育史研究，对于清代学政制度的了解，主要依赖于乾隆年间的资料，而这部档案文献涵盖了从雍正朝到道光朝的大量学政资料，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古籍整理编辑者的求真求实

《清代教育档案文献》从整理、编纂到出版，整个过程都力求“第一手史料”的求真求实。章宏伟认为，“作为清代档案整理的一项新成果，这部书开辟了档案整理的新路径，为后续的档案编撰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出版人的角度来看，这部档案文献的整理态度极为认真，展现了清代档案整理的新范式。例如《凡例》提及的档案年代的重新确定方面，编辑下足了功夫，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惠西平这样讲，“作为出版人，我认为，这部书从现有的资料和形态来看，是一本好书，具有国家级编纂水平，属于大型经典文献类图书，且在选题属于第一流，将会影响久远。”

张晶晶社长表示，主编卜键全方位调动学术资源，协助出版方获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及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的支持，带领编纂团队倾心倾力地完成这一重大出版项目。现代教育出版社将继续夯实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海洋大学等各方专家学者的多层次合作。同时，强化学术出版互动，加强校社资源合作，夯实高端学术资源库，继续策划和推进包括教育文献在内国家出版项目，做好数字化利用，让内容产品精细化、系列化。

活动中，现代教育出版社向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赠送了《清代教育档案文献》。据悉，《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一编、第二编已入藏全国数十家机构，嘉惠学林，广受称道。出版始于学术研究，最终也服务于学术研究。读者的阅读，档案文献的研究利用，是这部大书价值的最好证明。正在编纂的第三编也已列入2026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供稿：云舒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