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梳理并分析了新时代传统出版业在从内容生产和内容传递的“文化搬运工”向知识服务转型过程中,面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头部企业凭借技术、业务模式、用户体验等领域的持续创新奠定的优势地位,因时顺势引领行业走上“信息化→数字化→数智化→融合化”迭代转型升级之路。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武汉出版社为例,结合国家政策导向、行业发展趋势及地方实践,探讨城市出版社向知识服务型企业转型的路径与策略。
关键词:传统出版;知识付费;知识服务
作者简介:毛家明,武汉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武汉出版社 董事长,高级记者;刘洪,武汉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编审。
一、引言
随着本世纪初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崛起,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普及,人们获取知识、信息和技能的渠道逐步由线下转移至线上线下并重。而作为知识、信息重要载体的图书以及出版行业,其生产、消费流程也深受新兴技术浪潮的影响,正发生着深刻的革命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对图书出版产业链产生重大影响,也对出版企业盈利模式和从业者个人职业技能带来了新的冲击。如何面对这种新趋势,成为摆在出版人和出版企业面前一道绕不开的课题。
二、出版业与国内知识付费发展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知识付费萌芽于2011年,而2016年则是中国知识付费的开元之年。
1.关于“知识付费”定义
学界对知识付费研究颇为丰硕。《中国知识付费行业发展白皮书2017》指出:“知识付费是指内容创造者将书籍、理论知识、信息资讯等知识与自身认知积累融合,并对其进行系统化和结构化后梳理转化成标准化的付费产品,借助知识付费平台所搭建的付费机制与业务模式传递给用户,以满足用户自身认知提升、阶级归属、丰富谈资等需求的创新产业形态。”
2.关于知识付费阶段分期

(引自孟威.知识付费的发展困境与治理策略[J].人民论坛,2024(17):94-98.)
由此可见,国内知识付费的发端与出版并无渊源,但知识付费观念普及和操作便捷,却是出版业未来转型发展的基础。
3.关于知识付费内容载体发展概述
2016年至今,经过十年的自我探索与井喷式增长,知识付费内容载体的演进史大致经历了“文字内容→音频内容→中长视频内容→短视频内容→直播内容→数据库”发展历程,其内容覆盖范围包罗万象,并逐渐形成了直播、专栏、课程(例如视频课、微课、大师课、精品课等)、线上训练营和付费社区等知识付费产品形态,并已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付费生态闭环,其中,以中国大学慕课、网易云课堂等为代表的在线教育平台,以及得到、喜马拉雅FM、蜻蜓FM、知乎、荔枝微课、豆瓣时间、帆书等为代表的音视频APP两类在线平台发展最为迅猛;而拥有丰富作者资源、出版资源的出版机构则通过搭建自有平台、开发垂直数据库或与平台合作等模式,逐渐完成对知识付费市场的转型部署,例如《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了“三联中读”、《南方周末》推出了“南洲书院”、中信出版社推出了“中信书院”、湛庐文化推出了“湛庐阅读”、机械工业出版社推出了“华章书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知更社区”、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凤凰智慧帮”,以及人民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北京大学和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共同建立的“中国基本古籍库”等,为广大用户提供各具特色的知识付费服务。
4.知识付费发展的困境与转型
知识付费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出版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例如,部分知识付费产品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原创知识创作者保护力度不够、盗链现象严重,互联网平台协同监管机制不足,缺乏完善的服务体系和信息反馈渠道,用户数据积累不足,存在虚假宣传、贩卖焦虑感、欺骗性销售行为,出版单位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行业法规有待完善等等。知识付费领域泥沙倶下和野蛮生长,致使市场历经了发展初期的高速增长后逐渐放缓。当市场趋于稳定、付费人群趋于理性之后,权威高效、针对性强、垂直实用的知识服务平台应运而生,逐渐进入大众的视域,平台的内容服务模式也由数字化逐渐过渡到数智化。
三、城市出版社向知识服务型企业转型路径探讨
(一)政策驱动: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
1.国家政策持续加码,引领出版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自“十二五”以来,国家对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14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发布《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新广出发〔2014〕52号)明确提出,要以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主线,推动出版业创新发展。2015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新广发〔2015〕32号)进一步强调,要实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2017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发布《关于深化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的通知》(新广出发〔2017〕17号)要求,出版企业要加快构建数字化内容生产、传播和服务体系。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宣发〔2022〕13号)则提出,要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引领,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指出,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
这些政策文件为出版业转型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路径。出版业向知识服务型企业转型,数字化、智能化是基础。近年来,一批出版企业抢抓机遇,纷纷与技术公司联手,建设集人工智能与出版业务于一体的融合平台,构建各具特色的数据库。同时,市场繁荣也催生了技术的进步,一批聚焦于出版业务数智化的科技公司迅速崛起,整合存储、算力、应用等软硬件供应商,为出版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武汉出版集团作为地方国有文化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第三方专业公司指导下制定《武汉出版集团数字化转型及出版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并稳步实施,近年来投资数千万元建设了一系列数字化基础设施,并实施了一些融合出版项目,为集团转型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2.市场需求深刻变化,倒逼出版企业创新服务模式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化移动终端的普及,读者获取知识的路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便捷性、互动性、个性化成为数字时代知识消费的核心特征。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调查显示,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 108.76分钟,而纸质图书阅读时长仅为24.41分钟。与此同时,数字阅读用户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达5.3亿人。2025年8月,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上发布的《2024—2025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持续增长,整体收入规模达到17485.36亿元再创新高,比上年增加8.07%。这一亮眼的数据,无疑为中国出版行业的数智化转型吹响了冲锋号。
市场需求的变化,使传统出版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为满足读者多样化的知识需求,出版社必须抢抓机遇,借鉴相对成熟的互联网思维来重塑出版,学习当下知识服务的最新运作模式,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从“知识整理”向“知识服务”转变,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重塑知识服务的核心内涵与核心价值,通过向读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内涵丰富且个性化的知识服务,让优质内容产品以更加浓缩的方式呈现于付费用户,让优质服务直达付费用户,实现自身价值的不断增值。
同时,出版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对企业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强调“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要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 按《意见》精神指引,传统出版企业不仅可以借助知识服务平台较强的针对性、知识权威性,加强用户与平台之间的联动和引流投流,积极引导付费用户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以抵制互联网上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蚀,从长远考虑,对于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知识服务的内涵和外延:数智化时代的重新定义
1.知识服务的本质:从提供信息到提供解决方案
知识服务是一种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通过技术手段对知识资源进行整合、分析和挖掘,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供给和针对性解决方案的服务模式。与传统的信息服务相比,知识服务更注重知识的深度加工和价值创造,强调通过知识的传递和应用,帮助用户解决实际问题。
在数智化时代,知识服务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 它不仅包括传统的文献检索、信息咨询等服务,还涵盖了数据分析、知识图谱构建、个性化推荐、智能问答等新兴服务形态。
2.数智化时代知识服务的特征
(1)用户需求驱动:以用户为中心,深入分析用户的需求、行为和偏好,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服务。例如,AI教练能够根据用户的学习进度和能力水平,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计划和指导。
(2)产品思维贯穿:将知识服务视为一种产品,从需求分析、设计开发到运营推广,全流程采用产品化思维,不断优化用户体验。例如,智能化知识服务平台通过集成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为用户提供精准的知识推荐和学习支持。
(3)技术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为知识服务的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例如, AI专家能够基于用户的问题和需求,提供精准的知识解答和建议;区块链技术可用于知识版权保护和交易。
(4)垂类模型不断迭代:建立庞大、精准、动态更新的知识数据库和垂类大模型并不断训练迭代,是满足知识服务技术需求的基础。
(三)城市出版社向知识服务型企业转型的路径选择
对出版企业而言,内容始终是根本,知识服务就是 “内容+”在数智时代的生动实践。在向知识服务型企业转型过程中,一些出版企业根据自己的内容特色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专业出版机构得内容资源优势之天时,通过建立行业大数据库形成较高壁垒,进而形成独特经营模式。如法信是人民法院出版集团建设运营的国家级法律知识服务与案例大数据平台,2016年3月上线。平台集成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裁判案例等26个子库,文献总量1.42亿篇,包括30多家出版社出版的7000多种法律图书、900部法律、司法解释共5万多条重点法律条文的释义,157种法律专业期刊近70万篇法律论文和1900种社科期刊的法律文献,总字数达1700亿字,提供类案检索、法条释义、裁判规则查询等智能化服务,并不断更新。最高人民法院将法信作为统一裁判标准的必备工具,部署至全国31省3500家法院,注册用户超200万。
即使没有行业垄断和行政命令加持,如果出版机构在与大众生活相关的某个专门领域(如烹饪、园艺、书法等)形成丰富知识积累,包括内容壁垒和人才体系,也可以在特定领域树立比较优势,通过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内容资源的结构化、数据化,从而实现内容从文字到音、视频多元输出,渠道从自有平台到第三方平台兼顾,传播从单向转为可互动,实现在数智时代的知识服务转型。一些转型比较成功的出版企业业务收入也因此从单一纸质图书销售转向包括线上阅读收费、音视频收费、知识点解读收费、图书周边销售收入等多元格局。
这种多功能的知识服务模式值得城市出版社借鉴。城市出版社的优势在于深耕一个城市,在城市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自然禀赋乃至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知识的储备上,以及与机构用户沟通的便捷性上,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这是城市出版社转型的现实基础。基于此,城市出版社转型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以网格化思维构建全民阅读生态圈
近年来,建设书香城市,推动全民阅读成为所有城市的共识,也当然成为城市出版社向知识服务转型的首选路径。 2025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以立法形式,将全民阅读工作已有的做法、经验、模式等转化为制度安排。此前,国务院已批复同意将每年4月第四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这些制度安排,为城市出版社构建全民阅读生态圈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此,出版企业要发挥阅读资源聚集优势,走进社区、机关、学校、企业等社会各方面,精准把握用户阅读需求,主动肩负起构建全民阅读生态圈的社会责任,通过遍布城市的书店、图书馆、社区文化站、城市书房等公共阅读空间,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为用户提供从空间到内容,从共读、伴读、讲座到分享的多种知识服务,彰显城市出版社的知识服务功能。对空间进行网格化管理,对内容进行适配性改造,对参与机构和市民进行智能化需求分析,从而提供精准供给,是构建全民阅读生态圈的必要手段。同时,为满足用户个性化的知识服务需求,出版企业要整合知识技能培训、家庭教育、心理咨询、研学、托育等周边服务资源,构筑起产业生态圈,为社会提供协同知识服务。通过网格化管理,出版企业可调动的优质文化生态圈资源可以直达基层。
2012年4月,武汉首次开展全民读书月活动。“书香武汉·全民读书月”活动为武汉市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政府支持力度大、市民群众受惠多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活动品牌之一,先后获评2021年教育部授予的“特别受百姓喜爱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2023年中宣部授予的“2022—2023年度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以及“湖北省2024年度、2025年度全民阅读十大重点活动”。2021年起,武汉出版集团开始总承办这一全民文化活动,经过5年探索,武汉出版集团打造了全民阅读促进会、书香武汉APP、阅读武汉公众号等一批致力于推动全民阅读的线上线下平台,举办了许多具有较强品牌号召力的阅读活动,形成了一定影响力。其中,“书香武汉”平台整合了近百万册电子图书和10万集音视频资源,注册用户达114.3万人。该平台通过举办读书活动、发布阅读榜单、开展阅读推广等方式,营造了浓厚的阅读氛围。武汉出版社一批数字化内容产品通过“书香武汉”平台能触达所有用户。
构建全民阅读生态圈,不同于承办全民阅读活动。它要求从完善产业生态的视角重新审视全民阅读,以提高城市读书活动渗透率和全民阅读指数为导向,以知识服务为核心,从知识供给、活动组织、需求满足、用户满意度等多维度优化产业生态,通过优化产品供给、优化阅读体验、提供多层次、多样化持续服务等方式探索知识服务商业模式,促进知识服务产业的良性发展。例如,生态圈能把机构用户的订制阅读服务和线下阅读空间打造结合在一起;把阅读服务作为赋能项目与商业、文旅、社区文明建设相结合;开发带动个人和机构的定制出版,扩大出版选题来源。以有效商业模式作为支撑,全民阅读活动才能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得到、帆书等阅读服务平台已进行了成功尝试。在运用第三方平台方面,出版机构要以自营和借力相结合,一方面培养自己的直播达人,鼓励编辑讲书、卖书,分享编辑体会和读书心得;另一方面培养和鼓励读书博主,通过内容分享和讲解形成黏性较强的私域流量,使读者不是因为价格便宜而是内容贴合需求而购买。
2.以市情数据库为基础打造城市大模型
城市出版社积累了大量当地文本、专业语料、学术著作,这些结构化数据是AI模型本土化、专业化落地的核心资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深入,从长远看,城市出版社要以积累的本地出版资源为基础,广泛搜集整理泛在相关信息,通过加工标引,运用大数据、区块链及人工智能技术建设城市垂直大模型,向社会大众和机构提供全方位、泛学科、可加工、能互动的应用知识服务,并在应用过程中不断训练升级,以更好满足不同用户的多样化知识需求。
城市大模型能面向各类知识需求延伸出多种应用,如教育服务、考试服务、咨询服务等,是出版企业和用户知识需求在数智时代的最佳结合。以教育为例,在城市大模型上开发学科教育、职业教育、市情教育、区情教育、红色教育,不仅能使学生获得个性化的教学辅导,而且能增强学生对城市的深度了解,培养家国情怀。
目前,武汉、南京、济南、宁波等一些城市出版社已开始整理本地文库,计划用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系统梳理城市历史文化。这项工作均受到当地政府大力支持,表明地方政府对全面整理当地出版文化资源的高度重视。这是建立城市大模型的开端,也是这项工作的奠基工程之一。
四、结语
在传统出版向知识付费、再向知识服务转型过程中,城市出版社向知识服务型企业转型是应对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出版社通过政策驱动、技术创新、模式探索和资源整合,通过科学规划、人才保障和资金投入,可以在知识服务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持续变化,城市出版社需进一步加强技术应用、优化服务模式,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并在不断丰富和迭代升级中锤炼自己的知识整理加工能力与知识服务能力,实现从传统出版企业向现代知识服务型企业的华丽转身,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出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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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张丽霞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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