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四渡》正在热映,荧幕上再现了长征路上毛主席带领红军在赤水两岸灵活穿插、摆脱敌军重兵围追的惊心动魄。看完电影,我们无不感慨那段征途的曲折与艰难。然而,谁能想象就在那样炮火连天、生死一线的间隙,竟有一群人,肩挑手扛,在枪林弹雨的间歇里,印出一份份带着油墨香的报纸,为深陷困境的红军战士们传递着信心与希望。这份神奇、不屈而又充满坚守力量的报纸,就是《红星》报。

《长征中的〈红星〉报》封面
一、初识《红星》报:一份报纸与一支军队的伟大远征
《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瑞金,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在发刊词中,它曾这样庄严而自豪地宣告自己的宗旨:是“一面大镜子”和“一架大无线台”,是“一个政治指导员”“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和“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是“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和“裁判员”。在当年,这份报纸就是红军将士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1933年,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举荐下,邓小平同志出任《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是办报能手,曾在法国巴黎办过刊物《赤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邓小平把《红星》报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报纸面貌焕然一新。遵义会议后,《红星》报主编由陆定一同志接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星》报编辑部也挑起油印机,踏上了漫漫征途。长征中,《红星》报是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唯一报刊,成为阐释、宣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意图、行动方针的重要渠道。报纸设有社论、要闻、专电、消息、前线通讯、捷报、国内时事、军事知识、卫生常识等十余个专栏,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等领导人均曾为之撰写社论和文章。《红星》报于1935年8月停刊,完成了它创刊时的使命。
这不仅仅是一份报纸——《红星》报既是红军长征的伟大纪实,每一篇文稿都是最珍贵的“原始记录”;同时又是阐释党中央战略意图的权威渠道,个别文章堪称长征中的“红头文件”。
二、策划缘起:让深藏档案馆的珍宝重见天日
我们与《红星》报的结缘,要归功于社里承担的一项重大出版工程——《长征大典》。《长征大典》是在我社1996年版的《长征大事典》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来的。在为这部全面反映红军长征历史的恢弘巨著增补史料时,我们收到了作者团队提供的《红星》报长征专号的全套影印件与整理研究文稿。这些带着岁月斑驳痕迹的报纸影印件与解读,不仅填补了历史认知的空白,更让一段鲜活的、充满斗争智慧的红色历史跃然纸上。
但是,受限于《长征大典》的整体框架与篇幅容量,这些极具价值的内容无法在其中被一一呈现。《红星》报这份在战火中幸存的珍贵史料,不应该被束之高阁,而应该让它们走出档案馆,成为让大众触摸历史温度、感悟革命初心的鲜活载体。于是,我们决定为《红星》报单独策划一本书,让它以完整的姿态,从档案馆走向读者。
这不仅是对一份历史文献的抢救与整理,更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与传播。
三、从史料到成书:九大类别背后的编辑巧思
自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红星》报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出版了28期长征专号,现存25期,所缺部分为第8期、第15期、第24期。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原始素材,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90篇《红星》报报道原文和62张《红星》报原件图片。如果仅仅按照时间线罗列,读者读到的只是一个编年体大事记,很难把握长征中宣传工作的内在逻辑。
于是,我们和主编肖裕声将军商量后,决定打破时间顺序,按照内容主题重新建构。我们将90篇文章划分为战斗宣言、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纪律工作、重要战役、扩红工作、后勤工作、英雄模范、宣传报道九大类。这九类不是随意划分的,它们恰好对应着一支军队从思想动员、政治建设到后勤保障、英雄引领的完整战斗体系。这样一来,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一份报纸,更是一部立体的红军长征“百科全书”。
四、幕后故事:作者的坚守与编辑团队的努力
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最打动我的,是本书主编肖裕声将军的故事。1977年,他在筹建教研室资料室时,发现数十份讲述长征的文献都注明摘自《红星》报。他当时就意识到这份报纸的特殊价值,于是萌生了系统收集整理《红星》报的想法。
那个年代没有便捷的数据库,他就跑遍了军委政治学院、军事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将散落在各处的报纸一点点拼凑完整。为了保存这份珍贵的史料,他复印了六套当时收集的《红星》报,赠送给提供有关资料的单位。如今,那些复印件有的已成为“镇馆之宝”。肖将军的坚守与执着,不仅是历史的注脚,更成为我们编辑团队的精神指引。
书稿编校过程同样不易。《红星》报出版于特殊历史环境下,带有鲜明的时代语言风格,书写表达和今天有很大差异,需要逐一梳理、规范化处理。加上年代久远、印刷粗糙,部分扫描件字迹模糊,我们只能逐字逐句地考证、比对、校勘,只为呈现最可信的历史面貌。这不仅是在做一本书,更像是一场与历史的深度对话。
五、结语:突破时间的包围圈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推出这本书,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希望读者翻开这本书时,看到的不仅是史料——您会看到邓小平同志在遭受错误打击后,依然满怀热情主编《红星》报的担当;会看到陆定一同志在敌人追兵逼近时,依然坚持写完最后一行字的从容;会看到那支用扁担挑着油印机、用生命守护舆论阵地的编辑队伍。
长征精神不仅存在于枪林弹雨的前线,也存在于这些手刻蜡版的字里行间。《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一期社论中这样写道:“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
90年前,红军突破的是敌军的封锁线;90年后,我们试图突破的是时间的包围圈,让尘封的史料重新开口说话,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继续闪耀光芒。
(内容来源:贵州人民出版社)
(供稿:张丽霞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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