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华文好书颁奖礼举行丨向经典致敬
腾讯·商报 | 201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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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腾讯·商报 华文好书”2016年度颁奖礼于2017年1月9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获奖图书作者进行了精彩演讲,为大家献上了一场思想文艺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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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商报 华文好书”2016年度颁奖礼于2017年1月9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获奖图书作者进行了精彩演讲,为大家献上了一场思想文艺盛宴。

“华文好书”由腾讯网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联合主办,为读者发现和推荐国内原创好书。表彰文笔优美、有真知灼见、原创力、想象力和洞见力的创作者,关注此时此地的中国,记录中国人的精神流变,推广阅读,共建书香社会。

主办方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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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旭升:四种感悟致敬原创

腾讯·商报华文好书盛典举办了三届,已经成为华文出版年度推介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由此,我们也有四个发现和感悟。

一是腾讯·商报是一个黄金组合,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一个代表出版文化的专业坚守,两者的结合,理应成为文化传播的理想模式。三届一路走来,足以印证这一点。

二是唯有原创最不容易,因此最值得推崇。文化需要传承,如果没有原创的传承终将死亡;文化需要借鉴,但是没有原创的借鉴,终将沦为抄袭;文化也需要融合,但没有原创的融合,终将失去脊梁。在互联网+的新媒体、自媒体时代,原创更值得张扬。

三是创作是个体的事,影响却是社会的;阅读是私密的事,阅读的行为却是社会的。我们说向经典致敬,我们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把私密的志趣与社会的风尚自然连接起来。所谓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重心的要义不是在个体,而是全社会。因此写作和阅读可以“宅”,但是作用不能“宅”。

华文好书特别是原创华文好书需要确立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平衡的标杆,即气质的标杆、精神的标杆、时代的标杆,而不是或不仅仅是小众的标杆或者一小部分文人的标杆,甚至不仅仅是人文的标杆。我们开展大众投票,开展阅读公号的评选,以及视频的直播,也就是为了扩大这样的影响。

我以为,这是腾讯·商报华文好书评选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的追求。可以肯定,每一届都很精彩,下一届肯定会更精彩。春节将至,在这里祝愿大家有一个很棒的身体,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很好的精气神。我们2018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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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读者推介好书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一次来到这里。我和商报伍社长说今年是一个“三”,中国人喜欢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于华文好书来说今年是一个大年,我们自己很高兴地看到,经过三年对原创好书的表彰,对想象力、创造力的推崇和推介,华文好书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包括今年官方层面,一直是在强调中国要原创。原来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什么时候变成创造大国呢?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作为两家主办方来说,我们会尽心尽力地把这个活动办好。另外从今年开始,华文好书也做了一些升级,一个是今年细化了书的类型,比如说第一类是文学艺术,第二类是人文社科,第三类是生活新知。为什么强调新知呢?众所周知,现在出版社出的新书非常之多,但是在很多种类型出版里面无效出版仍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所以今年我们评出的杜君立先生的书,是符合对生活新知的认识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华文好书从一开始就设立童书阅读,其实也是在想能否给中国的孩子提供一些全球化的眼光。从今年开始会设一个童书绘本,生活类会变成五本,新知类会变为五本。童书这一块,在2017年会评出绘本五本,童书和文字书五本,这是我们给自己也是今年三年一变的调整。

此外,今年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评选好书之外,还设立了最佳读书公众号。众所周知,根据腾讯数据,活跃度较高保证更新的有500万个公众号,里面有多少个能代表腾讯的有价值的阅读呢?有多少能给读者带来营养?所以华文好书特别设置了最佳的十个读书公众号,其实也没有限定数字,只是觉得评出了一直在传播新书、知识的读书公众号,肯定不是按照流量和点击率评选的,是对传播真知灼见的价值观的表彰。

此次评选包括书店,虽然书店在萎缩,但目前的困境来自于税收的不平等,其次是店铺的租金。即便如此,我们看到了新的变化:文艺青年和年轻人办了民宿,把鲜花、咖啡厅甚至餐厅变成了书店。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样一些代表文艺气息的书店在不同地方出现。

说到底,不管是今年新增的微信读书公众号,还是年度书店,甚至还包括对新书的调整,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评出最好的书,向社会传播好书。腾讯网办华文好书三年了,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因为自己不出书,而是一个科技公司,同时也不卖书。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和合作伙伴一起,选出好书推荐给读者。微信+手机QQ有十几亿的读者了,希望让这些读者看到有好的东西在这儿,希望这些书能够让他们读到、看到。

嘉宾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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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著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历史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著。”考古学家许宏说。他的《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是对“无城不郭”共识的颠覆,也是“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颁奖的第一本书。

在活动现场,许宏与华文好书评委、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早进行了对谈。他称,在东汉前的2000年里,有一大半时间是没有外城的。这个时期国力比较强盛,因此,“大都无城”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自信。

“这本书尽管写的是一个小侧面,但反映了历史背后的大问题。”许宏说,这也许是略显专业的《大都无城》得到公众认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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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苏里和杨渡

杨渡:写下台湾经济转型的真实场景

台湾作家杨渡的自传体小说《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也获得了“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杨渡的祖母生在清代,父亲生在日据时代,杨渡生在1958年的台湾。这样的复杂性,在历史上当属少见。而《一百年漂泊》除了写日据时期的台湾殖民史、国共斗争史,还写出了台湾1960年代-1980年代经济起飞(即“短工业化时代”)背后的困顿与艰辛。

杨渡来到了活动现场。他说,1995年,自己来到美国。当时美国正在研究亚洲模式,他觉得特别不平。“台湾人穷成这样,空气污染成这样,劳动人民这么辛劳,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了血汗代价,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杨渡想,应该把真正的经济转型过程写出来,给外界看。这也是《一百年漂泊》完成的任务。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台湾走那么快,一切都过去了,像一场梦一样。回过头来看,我们是否要重新找回人应该有的有尊严的生活?“杨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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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由于年迈不能到颁奖典礼现场,他委托本书责编窦海军代为转达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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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期待更多的在场者为历史作证邵燕祥

“过去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涉及‘众人之事’,得失也就可能千人知、万人知了。” 邵燕祥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是“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颁奖的又一好书。这本书于2016年8月推出,是邵燕祥从1945年至1958年的自传。邵燕祥因故未能到现场,该书编辑窦海军代表邵燕祥宣读了获奖感言。

“大历史是多面的,是千百万过来人的亲历和集体记忆,因此(我)期望更多健在的历史在场者都来为历史作证,充实历史真实细节,补充历史记录的注脚,使众多的个人记忆汇为社会的共同记忆。”在获奖感言中,邵燕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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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与知名文化人杨早进行对谈

方方:站在弱者的一方

 方方的《软埋》写的是土改。“华文好书”评委会也为这本书颁发了特别奖。

“作家永远会有自己的立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就知道它很难写,因为它的话题还是有一定的敏感度。可是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就是我必须写下来。”方方说。

当被对话嘉宾杨早问及采取客观立场作者是否会无力时,方方说,自己没有“地主或贫农”“穷人或富人”这样的立场之分——人性都是一样的。“不是地主都是好地主,当年的有钱人一样欺负农民。但穷人翻身之后,地主的尴尬和难堪就显露出来。”

“我的写作态度是站在弱者的一方。”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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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与葛亮对谈

葛亮:借外公之眼看民国

接下来,“华文好书”评委会为葛亮的《北鸢》颁发了特别奖。继《朱雀》之后,在这本书中,葛亮以两个家族的故事切入,继续书写民国。

在活动现场,葛亮表示,写《北鸢》的缘起,是自己祖父、艺术史家葛康俞在(作品完成长达)?半个世纪后才出版的著作《据几曾看》。葛康俞的好友王世襄曾为这本书的问世四处奔走。这些机缘成了他写作的动力。

在写作的过程中,《北鸢》的主人公从葛亮的祖父转为外公。后者不像葛康俞那样直接介入时代,更像是一个时代的旁观者,但在此过程中,他阅尽了世事。“我也借外公的眼睛,经历了对那个时代的梳理和表达。”葛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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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妖与史航

绿妖:展现普通农民在台湾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成败经验

 绿妖的《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写的是她实地考察台湾现代农业和社会创新的一段经历。这本书也获得了“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在活动现场,当被对话嘉宾史航问及为何从写散文、小说,练咏春到去台湾采访农业时,绿妖的答案是:“想去看更多的人、更广阔的世界,想了解别人。”

写作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绿妖采访了返乡的白领,但她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采访对象,直到有一天,她采访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菜农。这位老人经历了台湾不同时期农业政策的调整。通过他朴素的讲述,绿妖觉得这本书的雏形逐渐出现:展现普通农民在台湾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成败经验。

“小说和散文像是特别细的筛子,把很多经验反复过滤。在你写非虚构作品的时候,这种眼光可以帮你捕捉到文学关注的细节。”绿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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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航、车前子对谈现场

车前子:保守的城市,某种状态就是慢 

“中国文化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的写意精神。”车前子说。他的《苏州慢》也获得了“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史航评价,这本书很妩媚。

车前子是苏州人。在活动现场,他说,人们谈论苏州,往往谈到它的精致和典雅。而在自己眼里,苏州特别保守。这种保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非常有意义,甚至非常可爱。

保守与文化有关。车前子说,1950年代统计,中国有三百六十多种手工艺,作为手工艺城市,苏州除了两三种之外都有。这里有许多小作坊,工艺的传承是保密的,因此形成了某种保守性。而因为这种保守性,苏州的生活节奏和状态就是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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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背后有文人的价值观在

“‘造房子’是王澍书稿中的一句话。他本人就把建筑活动看成‘造房子’这么简单,我觉得这是他对建筑基本的态度,所以我们也把‘造房子’作为这本书的书名。”在普利兹克奖得主、著名建筑师王澍的《造房子》获 “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后,代他来到现场接受颁奖的《造房子》责编蔡蕾这样解释这本书书名的由来。蔡蕾也凭借此书获得了华文好书的年度编辑奖。

“他跟其他建筑师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去建筑化的,不把自己当成纯粹的工匠来说事情。他所有的作品背后都有作为文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蔡蕾这样评价王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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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机械改变了人类的观念和生活

机器进步与现代文明有什么关系?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在“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颁奖的《现代的历程:一部关于机器与人的进化史笔记》里,杜君立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史航评价,这本书中有现代化的焦虑,也有现代化的感恩。

杜君立18岁之前都生活在农村。村头有时会过火车,所以村里来客人,大家第一件事就是带他们看火车。人们对机器的崇拜让他印象深刻。参加工作后,杜君立一直在做与机械设备有关的工作。“机器真是帮人摆脱了大量辛苦的工作。”杜君立感慨。

和他的上一本书《历史的细节》相比,这本书中有更多的思想史内容。杜君立想写出机械是如何改变人类的观念和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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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先生因故未能来到颁奖典礼现场,他委托出版方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徐凤梅代为转达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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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获奖是对“兔子”的莫大鼓励

张炜的《兔子作家》也获得了“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借一只“眼镜兔”,他讲出了树木、小獾、小狐、刺猬的有趣故事。张炜因故未能来到颁奖现场,出版方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徐凤梅代他宣读了获奖感言。

“《兔子作家》获得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是对‘兔子’的莫大鼓励,今后这只食草动物会更加勤奋地写作,与荒原林子里的各种生灵好好相处,争取新的更大的进步。” 张炜不乏幽默地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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