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是什么？是文字加工者？还是全书统筹者？编辑工作真的只是“为他人作嫁衣”？作为编辑，如何进一步理解自己每天面对的工作并从中找寻提升自我的空间？时代在变，编辑的内涵又有哪些改变？老一辈的编辑工作者，与当下的编辑在职业观念上有何不同？有哪些宝贵的学识、经验值得青年编辑学习、传承？日前，在第三届编辑大会上，中国出版集团特别推出“我们的前辈——名编辑访谈录”系列视频，后续将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重磅呈现，敬请关注。

本期中国编客，我们围绕“我们的前辈”这一主题，邀请曾经在出版圈有所建树的资深名编，回首往昔话峥嵘岁月，探寻编辑的本质与未来可循之路。本系列分两期推出。本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何启治、商务印书馆原编审赵克勤、中华书局原副总编程毅中将分享自己数十年工作积累得来的“编辑观”。

何启治：努力推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何启治（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编辑与优秀文学作品共生共荣

我们生于新时代，要努力做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伟大作品。就文学作品而言，作家是第一生产力，但也不要小看了编辑的作用。在复杂的情况下，编辑也是推出作品不可忽视的力量。作品是个体劳动的成果，文学作品是有个性的，记得诗人牛汉说过，“不让写个性，还有文学吗？还有诗吗？”但强调文学的个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决不能忽略文学的意识形态以及和政治的关系。谁要说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无关，那他不是无知，也是过于自信了。我们编辑就处在诗人、作家和政治或者说某种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中间。我们在定选题、用稿件时就必须做好协调工作，心里不但要有作家、读者，还要有政治，作家和编辑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共生、共荣的关系。

以我亲历的张炜的《古船》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出版工作为例，张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古船》是时代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古船》，我在刊发《古船》的1986年第5期《当代》的“编者的话”中指出，“新时代的文学呼唤史诗的诞生，许多当代作家都在做这样的努力和追求——对生活作史诗式的表现和创作史诗式的作品。青年作家张炜继引起广泛好评的中篇《秋天的愤怒》之后，现在又把他多年经营、精心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奉献给读者，就是这种努力和追求的体现。”我只是表达希望《古船》作为一种时代的要求，时代呼唤史诗式作品出现，具体是不是需要大家来判断。结果，《古船》出来以后备受读者欢迎。

从1973年冬天我到西安向陈忠实组稿，约请他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到2016年4月陈忠实病逝，我们之间的友谊已有40多年，回首往事，可以说《白鹿原》的诞生有三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白鹿原》从组稿到成书接近20年，陈忠实自己也很茫然，用了这么久。过了差不多20年，《白鹿原》奇峰突起。第二个就是《白鹿原》发表以后，好评如潮，常销不衰，评价很高。但是，批评压力也不断，最终，作者做了适当的修订,在1997年终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殊荣。第三个奇迹是获得茅奖以后，《白鹿原》在改编歌剧、舞剧、话剧、电影电视等方面还是波折不断。直到作者去世，《白鹿原》终于成了公认的当代文学经典。

热爱，勤奋，担当，团结

怎么做好文学编辑工作？我有八个字的想法：热爱，勤奋，担当，团结。一个编辑想要做好工作，要兼顾这四个方面。第一是要热爱。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做不感兴趣的工作，会很痛苦。真正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会觉得很幸福。我当时编辑1981年版《鲁迅全集》是工作需要，分配的编辑工作都做完了，才能按我的兴趣到《当代》杂志。如果分配的工作不适合自己做，就需要自己能够调整，把自己的兴趣培养起来。第二是要勤奋。人的编辑功力是实实在在的，不勤奋实在很难做出成果。我亲眼见证过，才子也好，才女也罢，如果不努力，也可能一事无成。我写书完全是在工作之余，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写《少年鲁迅的故事》时，一两个礼拜写一章左右，就靠晚上和礼拜天写。第三是要有担当。所谓担当就是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碰到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那是我的幸运。如果看不出它是优秀的作品，那真是瞎了眼、没有判断力，看出来了，不敢为它呐喊、呼吁，为它争取应该得到的荣誉，那也是编辑没有尽到责任。一个编辑遇到优秀的作品，应该下决心与它共荣辱，和它的作者同进退，这六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很不容易。2006年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给陈忠实做专题节目的时候，朱军问我：“编辑生涯里遇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是你的幸运，是这样吗？” 我说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因为编辑相对被动，你可以去做组稿工作，但是遇到作品以后，才是编辑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时候。什么叫编辑？早先概括起来就六个字——组稿、审稿、发稿。但现在复杂得多，要计算成本、利润，要搞宣传策划。但是最基本的还是面对作者和作品，手里拿到好稿子是关键。第四就是团结。编辑的努力、才华或者判断都可能在关键的时刻起作用。但说到底，出版社是个团队，编辑、出版、发行，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像《白鹿原》，当时六个人写了七份审稿意见，如果这里头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出了内部纷争，结果恐怕都不一样。幸亏评价高低有区别，但是总体上都是肯定《白鹿原》的。整个编辑团队是团结的，宣传策划出版发行都互相配合，才有《白鹿原》的今天。

赵克勤：不要满足当编辑匠 要当编辑家

赵克勤（商务印书馆原编审）

1976年，在北京大学从事17年的教学工作之后，我调到了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这期间，曾先后参与了《辞源》第二版、第三版修订工作，也参加了多部工具书的编写，编辑过多部词典、专著。因为重视学习，所以我在编辑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很大收获。商务印书馆对编辑要求很高，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放手让他们去干，因此，编辑开展工作也比较能发挥主动性。编辑必须不断地学习、广泛地学习，善于学习是编辑必须具备的职业修养。编辑的职业素养，我认为主要还包括四方面。

业务能力

基本功要过硬，也要有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我参加编写过不少的辞书，收获最大的就是承担第三版《辞源》的定稿重任。虽然这个时候我已经快80岁了。但这却是我费力最多、发挥最好的项目。终审专家们提的意见都会汇集到我这里，有的能解决，有的我也解决不了，就查书，家里的书不够用，就坐公交车去图书馆的古籍部查。有些人可能不理解，觉得不需要这么费劲。但我认为这是编辑的职业操守，有问题一定要解决。

另外，编辑过硬的基本功还体现在知识面的广阔性上。历史知识、语言知识、天文知识等等，作为编辑，虽然不能每个领域都十分精通，但一定要不断扩展知识面。比如，在第三版《辞源》修订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错误。“三后”这个词也指三个君主，原来的释义有个义项说是指汉代的三个皇帝，宣、景、文。我觉得顺序不对。后来，查阅资料，就发现它指的是晋朝的三个皇帝。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追封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分别为宣帝、景帝、文帝。在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编辑工作时，我发现“气冲牛斗”释义有问题。原来的解释是怒气冲到牵牛星、北斗星，这是错误的。“牛斗”其实是指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和斗宿，我就要求编者改正过来。当编辑要发现错误不容易，编辑应该是杂家，知识面要广博。

编辑眼光

编辑视野要开拓，能够跟着时代发展考虑产品革新。1984年，我任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主任，提出当时词典种类少，需要解放思想、开拓新的产品。但提议一开始遭到部分同事的反对。他们认为商务有《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就够了。我们就到各地调研，根据调研结果策划出版了包括《古代汉语词典》《应用汉语词典》《古今汉语词典》在内的多部词典。这些词典都取得了很好的双效。同时，商务印书馆还根据需求开发了一系列成语词典，其中，我参加审订的《新华成语词典》，当时印了100多万册，成为商务的畅销书。由此可见，当编辑思想要开阔，不能保守。不能只守着几本书，要根据读者需要，不断开拓新产品，保持活力。产品必须及时更新，这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特点,《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也不断修订。

品德修养

要有职业道德，淡泊名利。由我主编的《新华成语大词典》，编写工作前后历时8年。前期收集资料的工作就花费了1年以上。当时，电脑已经有资料库可借鉴，但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手工卡片。编之前，先写试写稿，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大家思想统一后才正式编写。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编辑，不能光想着挣钱，必须严守辞书编辑流程，不能为了经济效益偷工减料，否则辞书质量必然受影响。

工作态度

要认真负责，高标准，严要求，要有耐心，有韧劲。《辞源》第三版修订的时候，大家都会用电脑，打字也快，但我们还是选择用最传统古朴的方法，坚持用手工的方法修订。复印第二版《辞源》，把词条剪下来，贴在A4纸上，制作成卡片，然后手写改正上面的错误。因为依靠电脑修改注意力容易分散，坚持手写是在培养大家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包括主编也都是手写。

更重要的是，不要满足于当一个编辑匠，要当一个编辑家。有当编辑家的意识，你就会养成从宏观、微观等多方考虑问题的习惯。拿我编辑过的《中国字典词典概论》来说，这本书里举了很多古代字书词书的例子。如果我自己不了解这些书，就没办法和作者交流。所以，我做了很多前期准备，查阅资料，找到相关书籍来看。有了这些基础，我作为编辑提的修改意见就得到了作者的认可。如果自己不钻研、不做准备，可能就提不出来意见。所以，我认为优秀的编辑都应该是学问家、编辑家。

编辑能为出版品牌做什么？做调查、做规划、出点子、挑担子。任何选题都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前期调查很重要，这也就是编辑为什么需要有组织能力、活动能力的原因。编辑不能一直坐在办公室里，要打开思路，要多出去看看，做调查、参加学术会议等等。做调查之后，要敢于推陈出新，进行选题规划，为图书编辑出版工作贡献思路；还要敢于挑担子。《辞源》第三版修订的时候，商务的领导来劝说我承担终审工作，这个工作非常艰巨，还要承担很大责任。我很犹豫，最后还是答应了。好在修订工作圆满完成，我也算是华丽转身了。

程毅中：取法乎上 精益求精

程毅中（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

1958年2月，中华书局转型为以古籍整理为主的专业出版社。我当年12月进入中华书局，编的第一本书是《王船山诗文集》。古籍出版整理工作对我来说是考验，也是机遇。因为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而我所学的语文专业，并不完全对口，只能从实践中学习。之后编了《海瑞集》，通过编辑这本书，我学习了很多古籍整理的知识。当时，我去北京图书馆看了很多善本书来校勘，因为各个版本不一样，要从中整理适合的版本。除了尽量做到全面，我还试着从他的墨迹中寻找线索，辨别是否是海瑞自己的诗。这是我学习古籍整理的开始。

1961年，我们文学组承担了编辑出版《徐渭集》的任务，由我来负责。 我发现很多徐文长的书都是不全的，编辑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期交办的两个选题很快出来了，而我这边一直在改，压力很大。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等编得更精准些再出，因为古籍整理就应该这么做。1965年《徐渭集》打出了清样，由于种种原因，到1983年才印刷出版。编书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要抓住机会。我自己基础不好，就借此向专家老师们学习古籍整理的基本功。从个人来说，我的教训是做编辑做古籍力戒浮躁。

对编辑来说，要取法乎上，一开始就取法乎中，不会有好的结果。要精益求精。虽然慢工出细活并不一定对，但太快往往会出问题。我们刚开始转型搞古籍出版的时候，计划定得很大，但是组稿不理想。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浮躁。另外，对待外来稿，编辑退稿也需要谨慎，否则容易错漏有优点的稿子。在我主持编辑室工作时，一般同事看过的退稿，我都会再拿来看看，也会写些意见，不少时间都花在写退稿信上了。这恐怕是不足为法的，但对作者的劳动一定要尊重。精益求精，也体现在重印时的修订工作上。这不意味着第一版可以放松，而是在取法乎上的第一版基础上再作一次加工，如有错误，知错就改，举一反三。

为读者服务,为作者服务

编辑工作，第一是为读者服务，第二是为作者服务。首先是为读者服务。为了保证书稿质量，编辑有时对作者会苛求一些，提意见，甚至退稿。因为编辑首先是为读者服务的。其次还是要为作者服务；作者有时候会出些疏失，但编辑作为第一个读者，发现问题就要提，要帮助作者出主意。我们当时的总编辑金灿然先生说过，“编辑是理发师，人家有点乱，你给他整齐一下，修饰一下。”有人说编辑没有知识产权，出了书也是作者的知识产权，这是工作的分工问题。编辑的本职工作就是为作者做这方面的服务，有时候责任往往比作者负的要大。虽然说作者文责自负，可是编辑要是没有把关，责任编辑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对于现在的编辑工作，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提高质量，培养人才。编辑的成长一定要安心，安心学习，学中干，干中学。干中学的时候，你的能力就能提高，至于能不能成为学者，那是自己的努力和机遇问题。

品牌在外，致力创新

中华书局这个品牌已经106年了，这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成果。老店有老店的优势，毕竟品牌在外，但还是要创新。所以，我对中华书局的古籍数据库很关心。因为古籍整理的传统方法和先进技术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数据库如果能搞好，就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但是读者希望更多更快，数据库只能注重数量的扩大，来不及兼顾质量的提高。从顶层规划来说，到底是不是数量越大越好，这是需要考虑的。我在2012年给国务院提建议的时候就谈了，古籍数字化要加强统筹工作。从顶层设计来说，需要避免简单重复。我很赞赏电子数据库这个事，但也不是越大越好，不要单纯追求速度，要提高质量。同时有原书图像，就可以放心引用。所以对中华书局来说，把这个数据库做好是件好事，我希望多花力量在这里，这个力量不仅花在技术上，还要花在学术上。

让古籍活起来，是一个创新的工作，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想让它活起来，就需要做转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