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黄泥街：拥挤、泥泞而喧闹

亲历者：陈女士（长沙某书店店长）

１９８０年改革开放初期，长沙最早的民营书报商都是在街头的地摊上销售图书的，大概到了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间，这些人就自发地在黄泥街上组建了门店。慢慢地，来黄泥街卖书的人越来越多，这条长长的、狭窄的街上就拥有了一百多家书店。湖南人或者一些领近省份、城市的人都会来黄泥街买书，黄泥街已经变成了长沙甚至是湖南最大的书市。

当时的黄泥街是一条较长较窄的街道，里面还有弯弯曲曲的小巷，路两边的门面全是大大小小的书店。书店的房子很旧，大多也没怎么装修过，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那长长的、狭窄的小巷里，书商们卖书往往是扯开嗓子用纯正的湖南长沙土话叫卖，一些买书的当地人也经常会用长沙话来讨价还价。在黄泥街，书店里的书籍往往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大部分书店销售图书都是批零兼营的，图书折扣也一般在七八折左右。可以这么说，黄泥街销售的社科文艺、教辅、少儿等类图书及杂志品种是最全的。

黄泥街的兴盛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达到了顶峰。但在１９９７年前后，由于市场不断的发展，长沙市政府最终决定放弃黄泥街，将书市整体搬迁至定王台。尽管现在环境好了，经营和管理更集中。但像我们很多从黄泥街过来的人和一些老顾客还是会经常提到黄泥街，尤其怀念记忆中的那条拥挤、泥泞、喧闹的小巷。（刘志英／采写）

翻译“小鬼”首次去国外看书展

亲历者：张惠珍（建筑工业出版社副总编辑）

１９８９年，当时的新闻出版署组织了全国不到２０家出版社，组成中国出版代表团，去参加当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参会的多是各出版社社长，而我当时的身份只是一名翻译，在团里年龄比较小，是社长们眼中的“小鬼”。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出版行业与国际出版业直接交流的机会还很少，大家对外面的世界都不太了解。所以，面对那次交流机会，参会同志都很向往，内心的快乐和喜悦都挂在脸上，急切地想去了解国外的情况，同时把中国图书推向世界。

在国内，大家很敬业地做了很多工作，但当时信息不对称，真正到了展会上才发现准备工作的盲目。参会的人员中，懂外语的很少，与国际同行只能做简单的交流，深入的细节沟通就很难了；各出版社准备的书量很大，而精品较少，而当时中国展台面积有限，很多书都没有机会露面，当时一心想着把书推出去，还没有引进版权的概念。到了书展才发现我们的印刷质量、书籍装帧等很多地方与国外参展商有很大的差距。

有件事，现在想起来还印象深刻。当时辽宁有家出版社也参会了，书是海运过去的，结果途中都被水泡了，运到德国也没法展出，那叫欲哭无泪啊。幸亏这家社的社长随身带了一本挂历和两本书，社长就带我到处给外国人介绍，结果还真有国外出版商对那本挂历感兴趣，总算是有所收获。

从１９８９年至今，我参加了以后的每一届法兰克福书展，从没间断过。将近２０年来，国内书业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无论是图书的用纸、装帧，还是图书的内容品质等各个方面，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温 君／采写）

闪亮的历史 奋进的足迹

亲历者：刘秀云（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员工）

北京图书大厦终于在１９９３年破土动工，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８日正式建成开业，其建筑造型独特，为北京西单增添了一缕浓郁的书香。

我是１９９７年进入北京图书大厦的，所以有幸亲身经历新大厦的开业，我和我的同事们非常兴奋快乐，开业前所有筹备工作的艰苦，也一点不算什么了。同时想到自己刚毕业参加工作就可以在中国最大的书店里工作，心里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当时的我，刚刚当上体育部的主管，而且我们这个组基本都是年轻的员工，因此大家都铆足了劲工作，当时只要进到我们管理区域的读者，我们都会主动上前积极地提供帮助，每个人都希望用自己满腔的热忱为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自开业以来，北京图书大厦以连年跳跃式的前进步伐快速成长为超大书店。汇集了全国 ５００余家出版单位的３０多万种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在管理经营上有许多创新之举，比如在解决全品种经营与有限的经营空间这对矛盾上，大厦经历了从一般陈列码放到专题陈列、专区陈列的逐步发展，探索出通过卖场陈列进行图书导购的经营特色。２０００年，大厦首开先河，在店堂设置了“新书热卖区”，使读者能够很快了解到最新的图书出版信息。“热卖区”开设后，大厦月销售纪录不断被刷新，销售较上年平均增长５４％，最高增长７２％。２００３年，经过周密的市场调研，大厦形成了设置“导购专区”的思路，即在基础设施调整、改造的基础上强化导购。2006年，各楼层着力在平销书中积极挖潜，培育重点品种，从读者角度设计布局结构，开创了“主题销售区”，集中引导读者消费，有效提升了专业知名度和到店读者的购买率等等。现在我已从新人成为大厦的一名老员工，见证了大厦１０年来的成长历程，目睹了大厦飞越式的发展变化。（邹昱琴／采写）

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选》

亲历者：薛德震（人民出版社前社长）

１９８３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这是最早出版的第一本《邓小平文选》。之后，１９８９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１９３８——１９６５年）》。这两本书构成了第一版两卷本的《邓小平文选》。１９９３年，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五年的时候，党中央决定将邓小平１９８２年９月至１９９２年２月期间的重要著作，编辑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并于１９９４年将１９８９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１９３８——１９６５年）》增加４篇文章后改为第一卷，将１９８３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增加１４篇文章后改为第二卷出版，这两本书与１９９３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构成一部完整的《邓小平文选》第二版一至三卷。

１９８３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时，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各大媒体都重点报道了图书出版的消息，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９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版两卷共出版发行４６６４万册。第二版一至三卷共出版发行４１６２万册，邓小平著作的单行本、汇编本、摘编本共出版发行４１８１万册，邓小平同志的所有著作共出版发行１３０07万册。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者，而《邓小平文选》的出版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一部最完整最权威的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教材。（刘志英／采写）

党校订货会： 改革初期的“骡马大市”

亲历者：王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主任）

从１９８７年开始，前五届订货会都没有固定的举办场所，基本上是打一枪换个地方。

１９９３年订货会前，组委会正在为会址发愁时，时任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的刘忠礼提议把订货会搬到党校去，这样就利用学员放寒假的间隙开了第六届图书订货会，而后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７年。那时的订货会完全是出版社自发举办，没有政府参与，各出版社临时抽调人员组成组委会，我被分在宣传组，订货会期间经常要熬夜编简报，探讨图书发行的问题。那时没有什么办展会的经验可以借鉴，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中央党校是一个非常大的院子，里面的宿舍、食堂、教室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建筑，院子里树又多又高，参会人员住在党校的学员宿舍，学校礼堂就是展馆，几张课桌拼在一起摆满自家社的图书就算展示。后来参展商多了，地上、过道里都摆满了书，业界遂有“骡马大市”之称。当时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初，思想也不那么解放，有很多禁区，虽主渠道和二渠道都会去参会，但那时出版社会对民营书店有所提防。

当时来参会的书店都说很累。头两天，他们要到各家出版社拿书目，回到住处要把书目摊到地上，一家一家地填写订单，然后再把这些订单送回各家出版社，出版社在展会结束时把订单回收，安排各家书店的发货。展会结束后，满屋子的剩余书目都会让收废品的发一笔小财。

订货会是出版大家庭的聚会，也繁荣了周边经济，出租车和饭馆的生意都很火爆。有意思的是，饭馆还会在展会前赶制一批新菜谱，悄悄提价。

那个时期的订货会在我国出版发行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现在回忆起来，很荣幸自己能亲历那段日子，虽然条件简陋，但经历了从无到有，一路磕磕绊绊走过来，才越发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温 君／采写）

图书得奖：两个第一次

亲历者：薛晓哲（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教育出版编辑室主任）

１９９６年，我从一名期刊编辑转为图书编辑。３年后，中少社出版的《不知道的世界》获得了１９９９年的国家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而我作为责任编辑之一，负责组稿、编辑丛书中的天文篇与人体篇——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获奖。

得知获奖，当时心里当然很高兴。因为编辑原创科普是极其辛苦的工作，为了少出错、不出错，我每个数据都核对，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推敲出的书稿。但很快我就平静下来：我觉得这套丛书的获奖，尽管与责任编辑做的一些扎实工作有关，但主要还是赢在选题创意。

因此这第一次获奖，我与其说是获得肯定，不如说是得到激励。我问自己：我什么时候能完全独立地从策划选题到组稿编辑、推出优秀的作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终于在２００２年推出了“中国科普名家名作数学系列”。２００３年，该系列囊括了中国图书当年的所有大小奖项：系列中的“院士数学讲座专辑”获得国家图书奖、系列中的“数学故事专辑”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系列中的《帮你学数学》一书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到了年底，全社开工作总结大会，我上台领取了两个奖杯、一个奖牌。我把沉甸甸的奖杯一左一右地夹着，没想到，紧接着社里又给我颁发了５０００元大红包的“社长基金”奖励，而我却一时腾不出手去接。台下的同事们见状大笑，异口同声地大喊：“这个我来帮你拿！”——可能这应该才是我真正的第一次获奖。

接下来的这些年里，我获奖越来越多，但获奖时的心情越来越平静。反倒是迎接平日工作中的各种挑战，让我更兴奋、更乐此不疲。因为再大、再多的奖，也只是给过去做个小结而已。而人，只能活在当下。（刘志英／采写）

首次海峡两岸出版交流在上海

亲历者：陈恩泉（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理事长）

生命中，从未料到，有一天，会跨过台湾海峡，踏上大陆的土地。那是１９８８年的秋天。

１９８８年，对海峡两岸的出版界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在海峡两岸隔绝４０年之后，有机会组团参加在上海举办的“海峡两岸图书展览”。

起因是，１９８７年５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访美的一次午餐会上，表达了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信息给台湾。巧合的是，同年７月，台湾当时的领导人蒋经国先生宣布解除戒严令，允许１９４９年之后来台的老兵还乡探亲。一时，还乡之路络绎不绝，也触动了两岸交流的动机。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０～２５日，“海峡两岸图书展览”在上海福州路的中国科技图书公司举行，展出图书８０００种。其中大陆图书５０００种，主要是那几年出版的各类图书，设有专题展台展出大陆对台政策、投资政策、大陆学者研究台湾的专著、资料等。台版图书３０００种，包括１９８７年后出版的经济、科技类，有学术价值的文学、史学、哲学、美术、考古类及有关辞书、工具书和生活类图书等。当时，这批参展图书是由主办单位在香港采购进口。

“海峡两岸图书展览”是由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同源公司、台贸国际公司联合主办。当天，出席开幕式的有前上海市长汪道涵、中国版协副主席许力以、台联副会长梁泰平、中国外贸公司总经理、同源公司总经理谢秋涵、台贸公司董事长陈文英以及台湾代表团、香港代表团、海外华人代表团等３０００余人。剪彩仪式隆重简单。

２０年，匆匆过去了，回忆当年在“思乡阁”举行的两岸出版座谈会上建议的二件事：一、两岸应成立民间交流窗口；二、思考引进外资开发黄浦江的可能性。如今，都已兑现，也是始料未及。（邹昱琴／采写）

王府井书店折迁：八年之后老员工还在

亲历者：从明礼（人民体育出版社的老编辑）

１９９４年，由于王府井地区的改造工程，王府井新华书店的老店将被拆除。虽然自从搬迁告示贴出后，每天都有依依不舍前来的老读者，１１月１３日它营业的最后一天，店堂里还是挤满了来向它告别的读者。人民体育出版社的老编辑从明礼先生当时也在书店里，因为出版社提倡编辑到书店熟悉情况，每逢节假日都会去王府井书店帮忙，后来成为书店的老朋友，书店工作忙时，他也帮着收银员上书卖书。

回忆闭店那一天从先生说，当时自己与读者的复杂的心情，只能用“穷家难舍，故国难离”来形容。当天他在文教组帮忙到闭店，自己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告诉每位读者，“会越搬越好的，不要难过”。与最后离开书店时得到书店赠予《辞海》留念的读者一样，从先生也得了书店赠予的《辞海》。闭店一个月后，还有许多读者写信到王府井书店表达自己伤感的心情。

１９９４年王府井大街拆迁改造，在这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还要不要文化企业？书店这种“微利”企业还要不要占据一块地方，曾引发了一场争议。“１９９４年两会期间，十余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在改造王府井大街时，要妥善安排、保留新华书店。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１日，市政府领导明确表态，王府井书店是国家级书店，它的位置仍然在王府井大街，并一定要建成高档次、高水平、一流的现代化书店。”

２０００年，王府井书店重新出现在王府井街头，已变成一家现代化书城。从先生受邀在开业仪式上讲话。已年近８０的从先生昨天又去了王府书店，他说自己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从一楼上到五楼，他还是遇到了一个自己熟悉的老员工，真的很开心。（邹昱琴／采写）

开架售书：看到读者自在地选书真是开心

亲历者：栾玉晶（丹东东港市新华书店员工）

可能现在新加入的书店工作的人根本想象不出闭架售书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也不是书业老人，也不知道国内最早的开架售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在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就职于东港市新华书店时，分配到少儿组还是闭架销售，而其他的文教、科技、社科组却都已是开架销售了。

那时刚参加工作，动力十足，心情既激动又高涨，也曾梦想要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在少儿组闭架工作时，我的内心不仅郁闷且很烦燥，看着每天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奔波着，而自己却在柜台内工作，每天上班时，读者指着哪本书，我就像机器人似的拿给读者，麻木的工作让我觉得人生无味，烦燥的情绪也使自己烦恼倍增。有一次一位残疾母亲领着女儿来购买图书的时候，女儿不小心摔倒母亲动作又迟缓，我飞速地跑出柜台，抱起孩子，拿着识字卡片哄着哭泣的女儿，又拿着挂历似的挂图让孩子翻着玩，哭声转为笑声，母亲感谢万分，把给孩子玩的卡片及包括拼音的挂历挂图全部买走，这件事对我的感触特深。

直到单位体制改革，１９９９年少儿组也实行开架销售，我们重新设计规划卖场，张贴一些卡通图片增加氛围，吸引孩子与家长的购买欲望。当我站在卖场里，看着读者随意挑选，自由选择时，真的太开心了。少儿组销量迅速增长，当然也有淘气的孩子经常乱拿乱放图书，为了让家长安心选书，有时我们营业员也会主动承担抱哄孩子的任务。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一位开架的亲历者，闭架转变为开架销售是势在必行的，从开架售书这一天起，一切都改变了。（邹昱琴／采写）

第一次网上购书

亲历者：李　（浙江品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珠宝采购）

网上买书，是我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伴随了我近１０年。回想我第一次在网上购书是在１９９９年，其过程简直可以用“诚惶诚恐”来形容。当时我是在与同事闲聊的时候知道在当当网上可以买书。而且价格比书店还便宜，又可以送货上门，我很是兴奋，于是我通过单位的电脑第一次上了购书网站。我着实吓了一跳，品种如此丰富，归类如此整齐，只要在分类处用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找到我想要的书，感觉像爱丽丝进入了仙境，太神奇了！其实那时侯的购书网站的图书品种没有现在那么多，但你进入一个网站，页面上都是书，即使书不多，你还是会认为书很多，就像你去超市，一进去就见到大大的货架，第一个反应就是里面的东西很多。于是我很快在网站上注册。

但如何找到我要的书呢，即使点击了图书分类，但每个分类都有上百种书，在网站上瞎转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当时虽然页面上有搜索系统，但很不起眼，我没找到，是同事帮我找到的，而且搜索功能不好使，经常会搜索出一些不相关的内容来。第一次我就一口气买了近１０本书，我还记得我第一本点击购买的图书是刘墉的《点一盏心灯》。那时候付款方式好象也只有两种选择，货到付款和邮政汇款。选哪个好呢？我打电话向姐姐求助，她说：“用货到付款吧，即使是骗人的，你钱也没付出去，最多就是拿不到这些书，反正你也没损失”。就是这样的，当时大家对网络购书还持怀疑的态度，就怕是骗子骗人的。订单成功后每一天我都在想，千万不要是骗人的。还有就是想这书都没见过就买了，会不会缺页呀？书会不会是旧的？那时，送货速度也很慢，我等了足足两个星期。终于，某天，送书的人将一袋全新的书用塑料袋装好送到我手上，送货单上还写着“若不满意或图书有损坏，可以不支付费用，将书退给送货员”。我当然是没有退货了。第一次购书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个美好的回忆。如今网络购书的订单操作变得越来越容易，送货速度也越来越快；它的服务宗旨依然如此周到如此贴心。（钱秀中／采写）

中国图书商报在国外首发英文专刊

亲历者：渠竞帆（中国图书商报记者）

2006年１０月３日，我作为中国图书商报报特派记者赴德国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随身带的除了行李，还有我们报社同仁奋战多日精心采写并编辑出版的２００份《中国图书商报·法兰克福书展英文专刊》。这也是我们商报第一次自己在这个世界最大的书展上发行推广自己的英文特刊，因此感觉身上的担子很重。从北京首都机场到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所居住的Ａｔｒｉａ酒店到展场门口以及从展场门口步行１０多分钟到达中国展馆，一路上感觉这报纸的份量越来越重（加上背了一路的沉甸甸的笔记本电脑和给在德国的前同事带的一大包东西），要不是同一个团的朋友们帮忙，人真的会先垮掉了。

中国参展商聚集的８号馆里，不时地会有其他国家的参观者进来。他们也是对中国出版感兴趣或有合作意向的业内人士。因此，我们的专刊报纸就放在了这个展馆的中国出版集团的展台上。在采访的间隙，我常常要回到展台看看上面的报纸还有没有。中国展馆在前３天有非常丰富的展示活动，包括古筝表演、现场木版作画、现场教汉语等。饶有兴趣的外国友人在这里驻足观看，中国结、版画和中国功夫等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有的还到书架边翻看有英文简介的图书，而对于全面介绍中国出版业的这份专刊，不少国外友人都兴致勃勃而且非常认真地阅读，据展台的人讲，报纸一会儿就被争抢一空。（钱秀中／采写）

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首家转企试点到工商局登记的出版社

亲历者：曹新伟（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网络出版部主任，当时任电力社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2006年３月，中央召开了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为了进一步推动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进程，５月２４日至２６日，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举办全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培训班。根据总署会议精神，我社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到来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2006年７月，中国电力出版社被列为转企改制的试点单位。我社就此成立了转企改制领导小组，将转企改制准备工作转入实际操作阶段。当时转企改制还是没有先例，没有任何样本可供我们参考，一切全靠摸索，特别其间涉及干部职工身份转换问题、涉及内部运行机制再造等重大问题，可以想象其中的过程是很艰难的。好在我们的改革得到了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各级领导的悉心关怀和指导，邬书林副署长亲自带队现场办公，各司局主要领导建言献策，让我们在繁杂的头绪中找到了前进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在企业工商登记过程中，由于对业务流程缺少了解，工作经验不足，使得工作开展遇到了难题，中宣部改革办领导和总署有关司局领导亲自主持协调。特别是为了确保注册按时完成，出版社的最终改制报告总署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给予了批复，如此之高效，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了各级主管单位对改革的支持，对企业发展的关爱。出版社改革办公室的成员都是来自于各职能部门和生产一线，在确保转企改制顺利进行的同时，原有的业务工作不能停止，出版社正常生产不能受到影响，因此大家都是一直超负荷运转，大多时候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甚至连续数日吃住在办公室。

2006年１２月，出版社成功地向工商局递交了全部的材料并获得了企业登记证书，１６日，召开了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成立大会，正式完成了转企改制法律层面的各项工作。时间过去两年了，回忆这段历程，依然是感慨万千，尽管过程是艰难的，但出版社领导和职工团结一心，最终顺利完成了这项工作，大家都感到十分高兴，特别是两年后的今天看到企业在新机制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我们感到自己的付出是十分值得的。（钱秀中／采写）

四川文轩香港上市：凤凰涅

亲历者：杨淼（四川新华文轩董事会办公室）

2007年５月３０日，作为公司上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挂牌仪式。从上市工作开始启动到真正成功上市，我和同事们经历了一年半左右充实却又痛苦的日子。曾无数次憧憬着“痛饮庆功酒”的那一天，想象着自己的异常激动。但经历颇多曲折终于等到那一天时，我发现工作好像已经成了习惯，我仍是平静地给领导别上鲜花，不停地组织安排拍照留念。

上午九点半左右，新闻出版总署司长范卫平、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邹吉祥及公司部分股东代表步入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仪式正式开始。公司董事长龚次敏在挂牌仪式上简短致词，他向多年来支持和帮助企业发展的各界机构和人士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坚信，凭着公司已有的优势和未来的努力，新华文轩必能充分把握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商机，充分利用新的资源获取新的动力，拓展自己的发行网络，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以最佳的业绩回报股东，回报社会。

大多数人站在联交所的瞭望室远远观望。那一刻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也在远方深情地凝望着，他便是在上市前因公殉职的新华文轩创始人、前任董事长，我们永远的王总。上市挂牌仪式比我想象中的简短，仪式结束前留给了各家媒体一个集中拍照的时间，当不断闪烁的闪光灯在眼前呈现时，我仿佛看到了新华文轩这只涅槃的凤凰迎来了新的纪元。是的，上市对文轩来说仅仅是一个起点，这一瞬间，境外资本市场的大门向我们开启，而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企业的拓展与创新，是我们重新面临的思考与挑战。（邹昱琴／采写）

大地震：２０多个孩子被救出了

亲历者：王维琦（四川新华文轩教材北川分公司核算员）

2008年５月１２日，午后阳光慵懒，日子一如既往，我在北川分公司一楼的小办公室进行我的核算工作。１４时２８分，突如其来、持续了数十秒的天摇地动之后，我被掩埋在一片漆黑的废墟之中，所幸的是掉落的预制板为我撑起了一个求生的空间。大地稍微平静之后，我艰难地从废墟中爬出，奇迹般地只受了皮外伤。但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以往熟悉的一切已成废墟。“哎哟”、“哎哟”、“救命啊”！我刚爬到半坡上便听见周围传来了微弱的呻吟和呼救声。突然我有了一个想法：“刨出来一个是一个。”就这样，我从废墟中刨出了受伤的１男２女。将他们转移到相对空旷的地方之后，我又听见了孩子的哭声。一些从倒塌的学校中逃出来的小学生奔向我，哭着说，还有好多同学被埋在废墟中。于是我和当时逃生出来的其他两名生还者立刻冲向了已倒塌的学校。“抓紧时间，刨！”就这样，我们一起把２０余个小学生从废墟中救出。此时，幼儿园的刘园长带着一些逃出的幼童，向我们求助。我把附近逃生出来的幸存者组织起来，冲到幼儿园营救被埋的孩子，２０多个幼童被顺利救出。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当时大家是怎样的抱头痛哭。之后，大家相互鼓励协助，一起转移到了北川中学操场，等待救援。（邹昱琴／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