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语录

刘海栖：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至今是少儿出版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国外的观念和制作方式都进来了，大家也都走出去了，开始步入一个市场观念更加自觉、效益相当明显的阶段。这一时期，华东六少异军突起，“北中少，南上少”的格局被打破；中国少儿出版与国际接轨的层次由浅入深；职业化经理人、经理人化编辑、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和营销经验也都出现了。 

朱杰人：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大学出版社搭上了中国教育大发展的快车，在这１０年中实现了快速扩张，先是基础教育教材改革，然后是高校扩招，凡是好的大学社抓住这个机会就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华东师大社也在这个时期扩张起来的，从当初３９００万的规模发展到现在的５．８个亿。     

顾青：在３０年前，我也曾经拥挤在疯狂购书的人潮之中，印象中有两次通宵排队，只为买书，一次是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次是买文学名著，我抢到一本《林海雪原》。两次都是高举着钱，用力塞到售货员手里，把书抢到手的。 

而现在，当我把这购书经历告诉正读高中的儿子时，他晃晃手机，撇着嘴：“排队买书？为什么？网上都有啊！”

骆丹：教育出版将进入微利时代，但整体格局将相对稳定，仍然是出版业中经济实力较强的方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行业产业链中支撑经济能力的主要力量。

大量教育类出版社和民营公司都必须涉足教育数字出版，运用多媒体技术，借助现代新媒体，逐步转身变脸，成为个性化教育产品的内容提供商。     

周百义：网络使得大众出版物的表现方式产生了变化，网络语言对大众读物的影响，是过去想象不到的。网络文学进入了文化生活，进入了大众出版，也成为一个主要类别。     

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在发展，对传统文化的接收和认同感会越来越强烈。民族自信心，经济大国的地位等因素，使中国的哲学、思想、民族传统文化会再次被

少儿出版３０年

与少儿出版共同走过３０年

■刘海栖（明天出版社社长）

从１９７６年进入山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少儿组，到现在担任明天出版社社长，我亲历了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少儿出版的整个发展过程，回望这３０年来少儿出版的变迁，我常常想要、也觉得自己有义务进行一些思考和总结。

谈起我做少儿出版，要从《山东红小兵》开始。那还是在“文革”当中，全国只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两家专业少儿社，其他各省基本都是在人民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室下面设立少儿组，山东也是这样的情况。当时，我们五六个人除了做《山东红小兵》这本期刊，其他一年有三四本作品推出，以小说为主，都是“文革”当中的儿童文学作品。全国的情况也都类似，河南就做《河南红小兵》，山西就做《山西红小兵》。等到１９７６年下半年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期刊的名字也都随之改变，《山东红小兵》改成了《山东儿童》。后来，还有一幅漫画专门讽刺当时这种情况，画上很多小朋友每人手里都捧着一本各省的“红小兵”。

１９７８年之前的“文革”时期是一个书荒的时代，全国只有两家专业少儿社，２００多人的少儿出版专业编辑队伍，２００多人的儿童文学作者队伍，编辑出版１９２种少儿图书。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９日，国家出版局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迎接少儿读物出版春天的标志性会议让这种局面彻底扭转。

庐山会议制定了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三年重点少儿读物的出版规划，提出了１９７９年“六一”儿童节前出版１０００种少儿读物、三年内出版２９套丛书的奋斗目标，成为整个少儿出版的转折点。根据规划的安排，晋冀鲁豫四个省负责编辑出版“历史小故事”丛书，为适应这种情况，山东人民出版社把少儿编辑组组建成少儿读物编辑室，可能其他省也都在这个时期做了相似的机构调整。我参与了“历史小故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四个省的编辑每年开几个碰头会，大家都很认真地在做这件事。那时，出版社的人员队伍可谓青黄不接，“文革”期间没有进过新人，１９７８年前后入学的新大学生还没有毕业，所以很多年龄较大的老同志带着我们几个年轻编辑一起编这套丛书。４个省经过３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推出中国历史部分、世界历史部分等几十个品种。也就是在实施庐山会议规划的那几年，出版物的品种和数量有了巨大的增加，少儿出版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各省的专业少儿出版社陆续出现，新蕾出版社和四川少儿社分别于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成立，其他大部分少儿社也相继在此后的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间纷纷成立。当时整个少儿图书市场处在“黄金期”，所有图书都由新华书店包销，新华书店订多少本我们就印刷发行多少本，书店随之把钱划过来，因此出版社没有经营和销售的压力，这对前期出版社的成立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扶持作用。

从１９７８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各专业少儿社的成立，可以看作改革开放３０年少儿出版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在计划体制下，各少儿出版社通过努力工作初步改变了“文革”当中形成的书荒局面。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少儿出版业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也是奠定了如今市场形势的一个阶段。那时，出版社的市场意识懵懂，市场效益显现，但并不明显。这个阶段，少儿出版的格局仍旧是南北两大社——南上少，北中少。我们那时觉得他们是高不可攀的，是需要仰视的。他们各有特长，如中少社的思想品德教育读物、文学读物，上少的知识读物和文学读物，都做得非常好，其他出版社根本没有办法与他们分庭抗礼。剩下的一部分市场份额则被新蕾、川少占了较大部分，其他一些少儿社的目标基本都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华东六省的少儿出版社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联合起来。

１９８６年是这一阶段也是整个改革开放３０年里，少儿出版发展过程中特别值得书写一笔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很多重大的、有代表性的事件。首先，晋冀鲁豫几家少儿社在济南召开订货会，这也是中国出版业最早的订货会，旨在解决图书销售中“隔山买牛”的现象。当时出版界有句话“一个小辫子的一支笔，决定了一本书的命运”，因为书店采购人员不知道出版社有哪些产品，完全按照内容简介、书名和自己的经验确定产品和订数。有了订货会，这些问题就解决了，订货会的出现，标志着出版社市场意识的萌芽。正是那个时候，新华书店推出寄销制，对卖不了的书进行退货，这也增加了出版社的危机意识。所以我认为，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出版社就逐步进入了市场的状态。当时的市场状态和现在的市场化是两码事，但从那时开始，市场的因素逐渐在出版社表现出来。

其次，１９８６年５月６日至１３日，受文化部、中国作协的委托，明天社在烟台承办新时期最大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当时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金波、樊发稼、叶君健，以及后起之秀高洪波、曹文轩、郑渊洁、张之路、白冰、赵冰波等都前来参加。直至现在，他们仍然活跃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当时即将担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发表讲话，这些都对整个儿童文学读物的出版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也是通过这次会议与这些作家结识。此后，各少儿社都争相举办笔会，请作家在一起交流、研讨、旅游、拿稿子。当时社领导和编辑的思想都比较单纯，就是拿出好作品，对于究竟有多大市场，还没有特别清楚的意识。因为那时出版社经济状况都比较好，出书的品种不像现在这么大，读者可选择的范围也有限，电视、网络等也还没有普遍兴起。再者很多少儿社负责人是从少儿读物编辑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儿童文学有着一种情感和业务上的天然亲近，大家很虔诚地把儿童文学作为一种信仰，很认真地探讨一些创作中的问题，如１９８６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会时，我们讨论的内容包括早恋应不应该写，写到什么程度为好，一些探索性的写作手法如抽掉故事情节的意识流的写法能不能在儿童文学中应用，儿童文学究竟是不是教育的载体，儿童文学语言的审美等等。那个时期确实是儿童文学的春天。

也是这次在烟台举办的儿童文学创作会上，山东省出版局副局长兼明天出版社社长许评、苏少社社长张延平，张秋林和我等几个同志一起发起华东六省少儿社联合体。当时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只是觉得大家有必要在一起交流沟通，互相学习。于是１９８６年９月，我社在青岛举办第一次华东六省少儿社社长会议，并确定社长会每年轮流在各省举办，随后，华东六省少儿社订货会也开始举办。

少读工委也是在１９８６年成立的。这一年深秋，第一届全国少儿社社长年会在上海举办，全国少儿社之间有了更多交流沟通。

１９８６年之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各少儿社人员增加，出版门类扩大，低幼、美术、知识读物逐渐增多，为现在出版品种门类的格局奠定了基础，知识读物、文学读物、低幼读物等细分市场已经基本成形。对于某一个门类出现新的品种和样式，大家都开始很关注。编辑们通过订货会上的交流，扩大本社的出书范围。浙少社的唐诗，苏少社的２４开本、小学生词语手册等都成为市场上引领潮流的东西。这些热点的出现，说明各少儿社的市场意识在自觉加强。每次订货会上，我们都还要对各社的订货码洋进行统计，并排出名次。那时几百万的码洋就相当不错了，但中少、上少都是上千万的。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我们才开始与国外出版业接触。１９９０年我第一次出国，去新加坡参加书展，但那时候对于国外的图书没有太多概念，只是觉得数量很多，来自外国风光等方面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更大，觉得无比新鲜。１９９１年参加意大利博洛尼亚书展时，我才对国外的图书有了更多感觉，惊讶于他们怎么把书做成那个样子，觉得不可思议，中国跟西方相距非常非常遥远。比如少儿百科用那么高档的纸，图画书和玩具书都制作得非常精美，这些与我们当时的国情很不相符。那时候我们的书一个印张才两三毛钱，我的工资也只有几百块钱，在书展上是连一瓶矿泉水都不舍得喝的，因为一个月工资买几瓶矿泉水就没了。到了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少儿社才比较自觉地学习、引入国外图书的品种和制作。

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至今是少儿出版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国外的观念和制作方式都进来了，大家也都走出去了，开始步入一个市场观念更加自觉、效益相当明显的阶段。这一时期，华东六少异军突起，“北中少，南上少”的格局被打破；中国少儿出版与国际接轨的层次由浅入深；职业化经理人、经理人化编辑、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和营销经验也都出现了。

在２１世纪走过了近１０年的时候，中国少儿出版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各少儿社目前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挑战与考验，比如转企改制带来的人员结构的变化，再比如大部分少儿社赖以生存的基础教育读物还能维持多长的生存时间。这就要求出版社提高市场书的运作能力和水平。未来几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阶段，上述两大考验会造成出版社格局的改变，优胜劣汰。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能不能挺过去，对出版社很关键，只有过了这个阶段，出版社才能真正成熟起来。（雅宁／采写）

大学出版３０年

３０年走过了西方大学社１００年的路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中国的大学出版３０年走过的是西方大学社用１００年走完的道路，西方大学社的代表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他们用１００年走完的路我们在３０年里都走完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中国大学社是将学术出版和商业出版结合得最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甚至认为中国大学社整体实力与整体发展是西方大学社所不能比的，我们甚至比他们做得还要好。第三个成功的地方是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商业出版这个领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西方大学社基本上是不走商业化道路，商业化道路成功的只有牛津大学社、剑桥大学社。我们的道路是独特的，发展速度是非常之快的。中国大学社在商业化道路上也始终没有忘记学术出版道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大学社，无论清华社、北大社、北师大社、华东师大社、广西师大社，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图书的出版也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大学社，中国大学出版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另外，中国的大学出版在３０年中培养了一批出版家，这也是中国大学出版社与国外同类社不同的地方。国内成功的大学社社长，很多本身就是学者，甚至还同时进行着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这也是国外没有的。大学出版社为我国出版业输出了人才，比如王霁、李朋义、肖启明、常汝吉等人都是从大学出版社成长起来的，还有一些成功的图书策划人和图书营销人才也都是大学社培养的。

在这３０年中我们还有一个值得总结的经验，那就是，中国的大学出版人是一个很理性的群体，他们不断地对自己的行业进行研究。大学出版人从高校出来，站得高，善于总结、善于钻研，中国大学出版人从现象到理论的研究是做得最好的。我们有一批这样的人，不断研究出版和大学出版的理论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刊物《大学出版》，涌现了一批这样的学者，比如贺耀敏、贺圣遂、肖启明、吴培华等人。这在世界其他国家大学出版社也是少有的，国内可以进行自主研究问题的出版人才是不多的。

我１９９７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大学出版还在摸索，对自己的发展路径还不是很清楚。举个例子，当时在出版社内部、在大学社内部、在大学出版社之间还在讨论“大学社要不要出教辅书”这样的话题，当时学校的教授都反对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教辅。在那个阶段大学社对自己的发展路径尚不清楚。

但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大学出版社搭上了中国教育大发展的快车，在这１０年中实现了快速扩张，先是基础教育教材改革，然后是高校扩招，凡是好的大学社抓住这个机会就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我们社也在这个时期扩张起来的，从当初３９００万的规模发展到现在的５．８个亿。另外，在扩张的同时，大学社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大学社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学术出版，也可以做商业出版，而且当商业机会放在前面的时候不可以错失，这样做既坚持了大学出版的使命，又抓住了商业发展的机遇。大学出版社也找到了很好的发展方法：就是以商业出版促进学术出版，“以商养学”，使大学出版社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道路。

再接下来会怎样发展就很难说了。我们华东师大社曾经有３年的时间，每年净增长１个亿，但接下来会不会还有这样的发展速度？我觉得比较困难。这１０年间由于商业化的成功使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培养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竞争、拼搏的能力，使这个群体在商业竞争中可以生存和发展，这也是很关键的。现在提出大学社改制，对我们社来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因为我们的机制已经可以适应市场经济，改制后发展也会比较顺利。

总体上来说，大学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甚至可以说是两极分化的。成功的大学出版社已经进入了良性的发展阶段，但是也有一些大学社发展比较困难。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好的会越来越好，差的则会被淘汰和兼并。比如说上海有一家大学社生存就比较困难，就到处找单位兼并它，这样的社不在少数，已经出现了一批。当然也会有大学社发展得比较有特色，走“小而专、小而强”的道路，尤其是专业出版社，但这种发展道路相对来说也比较艰难。目前国家的管理政策对大型大学社的发展比较有利，这些出版社在改制以后也可以获得政策上的倾斜，大学社要抓住这样的机遇。（王东／采写）

大众出版３０年

从“排队买书”到“网上都有”

■顾青（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不管在北京还是去外地出差，我都愿意找时间去逛书店。一个出版人，只有隐身在汗牛充栋的书海和觅书读书的人潮之中，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在３０年前，我也曾经拥挤在疯狂购书的人潮之中，印象中有两次通宵排队，只为买书，一次是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次是买文学名著，我抢到一本《林海雪原》。两次都是高举着钱，用力塞到售货员手里，把书抢到手的。

而现在，当我把这购书经历告诉正读高中的儿子时，他晃晃手机，撇着嘴：“排队买书？为什么？网上都有啊！”

从“排队买书”到“网上都有”，这就是中国出版业３０年的最大变化：从“书荒”到书报刊网络阅读产品的极大丰富，基本满足大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阅读需求，这一成就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做到的。

大众出版与教育出版、专业出版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服务的群体，是自由阅读的普通大众，满足他们多层次多方面的阅读需求，是大众出版的基本使命。３０年来，出版业的同仁艰难而又执着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而期间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技术的进步，产业的起伏，体制的挑战，环境的挤压，等等等等，都伴随着大众出版负重前行，一路走来，可谓甘苦倍尝，悲喜交集。

３０年的大众出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由涓涓细流到汹涌大潮的过程。如果一定要分出不同的阶段的话，那么，我以为，１９９２年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此前的１５年可以称之“精英文化”时代，在阅读功能上，以思想启蒙、西学译介和文化寻根为核心，为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社会进入转型期。精英文化虽余波荡漾，已渐趋式微，而以娱乐休闲和生存自助为主流的“消费文化”时代在不知不觉中扑面而来，并在市场经济的助推下势头凶猛。读者的阅读功能和趣味日趋多样且多变，与之相适应的大众出版也呈现出多元的格局。这一变化，不仅可以从畅销书报告的分类表中一目了然，更可以从图书大卖场的指示牌上切身体会。

同样是１９９２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国际版权公约》，《著作权法》得以全面实施，大众出版首次进入法制时代。它首次为知识产权的归属和计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文化的积累和思想的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授权”、“签约”、“按合同办事”，成为出版社的日常工作。此后，大众出版业似乎突然懂得了畅销书运作，而畅销书作家也开始跻身富翁的行列，写作不再是清贫的事业。

好像还是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界开始全面推行激光照排，光与电代替了铅与火。技术的进步极大提升了出版业的工作效率，出书更快更容易了。它对于中国出版加速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的提升可谓居功至伟。

另一个关键的时点无疑是在２００３年。这一年，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实践，人们对文化出版产业的规律认识更加清晰，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更加迫切和多样，国家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展开，转企改制、连锁经营、集团改造、兼并重组、上市融资，一系列重拳出击，促使大众出版以加速度向前疾进，图书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而读者则拥有了更多的文化选择的空间。变革方兴未艾，我们至今仍然在路上。

同样在２００３年，以电子网络为平台的数字出版也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吸引了资金和人才的大量聚集，正蓄势而发。短短几年间，在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方面成功实施数字资源的服务之后，在大众出版方面更是突飞猛进，数字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以人们无法想像的方式，实现了良性循环，与传统的纸质图书争夺阅读人口，盈利模式已渐趋成熟。进入2008年，大众阅读数字出版物的人口首次超过纸质出版物。数字出版，已经成为与纸质出版并驾齐驱且发展更为迅捷、更具前途的文化产业新型业态。

大众出版就是这样。当你刚刚艰难攀上一个新的台阶，还来不及享受美好风光，更大的挑战便劈面而至，而挑战之后更大的机遇又在你身后若隐若现。

尽管目前的出版法律法规还远未健全，尽管出版发行的市场主体还未真正建立，尽管全国统一的图书分销市场还存在障碍，尽管今后两年图书消费市场可能面临萎缩，但是，我仍然有足够的理由对大众出版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在这一领域，还有许多细分市场没有被开发或开发并不完全，我们提供的图书产品无论是内容和品质，还有太多的提升空间。同时，随着国家农村改革的深化，全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来自农村和中小城镇的大众图书阅读人口将持续扩大，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到北京上海的市民们一样的阅读服务。与此同时，随着出版业体制机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拥有最大出版资源的大型出版企业将重新焕发活力，品牌优势将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加速放大。

因此，概括而言，对于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大众出版的未来，我认为，调整产品结构，布局二三线城市和广大农村市场，是今后大众出版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品牌将越来越成为大众出版竞争的核心资源；而纸书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互动、共生共荣将实现大众出版的真正繁荣。

是的，我会用“当当”购书，会上“起点”穿越，会用手机阅读，但是，我也依然会在周末去逛书店，挑一本装帧精美的纸书，回家伴着茶香，倚在沙发里读。（吴妍／采写）

教育出版３０年

教育出版发展四阶段和未来四趋势

■骆 丹（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裁）

教育出版一直都是各国出版业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以来，教育出版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出版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对相关的产业如印刷、纸张等行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回顾这３０年来中国教育出版所走过的路程，可以发现这个出版板块的成长，是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的——出版社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自由度，民营力量的介入促进了竞争，而教育的大发展更是对教育出版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随着我国教育的发展，教育出版也获得了生机，以文教书出版为特色的大量教育出版社纷纷成立，并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向相关领域拓展，形成了各自的品牌。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之后，受新课程改革以及出版成本增加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教育出版进入调整期，今后发展则存在着很多变数。

在我看来，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出版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规模扩张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７）。

１９７７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催生了教育出版的大发展。由于参加高考的人数众多，需要补习和复习资料；中小学基础教育迅速摆脱了“读书无用”论影响，受到全社会空前重视；１０年被耽误了学习机会的人们，也纷纷走进文化补课的教室。由此，教育读物严重供不应求，全社会出现严重“书荒”。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事业获得了发展机遇。特别是地方出版业，进入一个规模扩张时期，走“小而专”道路，以编辑室为基础，从人民出版社中独立出来，各地方专业出版社纷纷成立。地方教育出版社也应运而生，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独立的教育出版社，改变了全国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教育科学出版社３家教育专业出版社的局面。无论是人教等老社还是新的地方教育出版社，都招兵买马，专业出版人员迅速增加。

第二阶段，摸索发展阶段（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在出版社大批诞生，迅速扩张的同时，“书荒”很快被出版竞争所取代。新成立的教育出版社，纷纷寻找适合自己的出版路子。在统编教材、“专业分工”的管理模式下，教育出社一般都以文教读物特别是教学辅助用书为主要出版门类，同时，为了形成特色，向相近相关的出版领域拓展。大致有几类：一是向教材出版方面拓展，如浙江、北京、上海等教育出版社，纷纷参与了教育部新义务教育教材的编辑出版；二是向学术领域拓展，出版大部头或成规模的学术著作，如辽宁、安徽、河南、福建等教育出版社，都组织出版了许多社会科学和文化类的学术图书；三是向艺术领域拓展，如河北、山东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许多大型画册和艺术、文学类大型图书；四是向工具书领域拓展，江西、浙江等教育出版社，都积极组织了工具书的出版。由于文教读物出版打下的经济基础，教育出版社的这些探索，支持了学术出版，为文化积累、出版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打造了品牌，形成了特色，锻炼了队伍，培养了骨干，积累了出版经验。

第三阶段，快速壮大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教育出版的规律——市场庞大、渠道稳定、周转迅速等，使得教育出版的经济效益比较稳定。得益于１９９５年纸张价格的下行及多年积累，教育出版社经济效益大增，实力雄厚。同时，许多出版社纷纷加入教辅读物的出版行列，民营机构也介入教辅的出版角逐。尽管竞争日趋激烈，但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富起来的人们日益提高的购买力，都使教育领域的图书出版得到快速的发展，同样也促使教育出版社实力的迅速壮大。

第四阶段，调整发展阶段（２００２至今）。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国家教育改革的推进，国家对教材的政策调整，教育出版进入调整发展阶段。新课程教材编写出版发行招投标、教材选用权下放、教材实行标准价和双限、政府采购等一系列政策下，教育出版市场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竞争空前激烈。2006年以来纸张涨价、所有的成本都在增加，教育出版进入微利时代。各教育出版社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教材教辅的竞争上，出书领域缩小、实力差距拉大。为适应新的形势，大多数教育出版社都在调整过程中寻求新的发展契机和发展空间。

今后我国教育出版会在四个方面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的结果将会左右未来教育出版的整体格局。首先，教育出版将进入微利时代，但整体格局将相对稳定，仍然是出版业中经济实力较强的方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行业产业链中支撑经济能力的主要力量；其次，相关出版社及民营公司会更加量力而行，实行品牌战略，突出重点，集中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主要力量回归教育专业出版；再次，继续两极分化，强的更强，弱的可能会更弱；最后，大量教育类出版社和民营公司都必须涉足教育数字出版，运用多媒体技术，借助现代新媒体，逐步转身变脸，成为个性化教育产品的内容提供商。

受板块规模的影响，教育出版领域的格局划分以教材、教辅、其他图书出版为标准，形成３大阵营，而整个教育出版领域的产品也形成了教材、教辅、人文社科、工具书等一系列知名的产品品牌，成为今后持续发展的可靠基础。

目前，教育出版领域的第一方阵，是拥有较多自主知识产权教材的出版社，中央以人教社为代表，地方以江苏教育出版为代表；第二方阵，是拥有较大教辅市场的出版社，一般是人口较多或消费水平较高的省市的出版社，如河南、山东、广东、浙江、江西、安徽等地方教育出版社；第三方阵是既无教材，又没有稳定的成规模的教辅市场的教育出版社，多为地方的教育出版社。

在各个出版领域，一些教育类出版社和民营公司的产品具备了品牌价值，而且这些品牌也遍布和教育相关的各个出版领域。

个人认为，教育出版力量和品牌首先应以教材出版为标志。在教材出版方面，基础教育阶段教材的出版力量，首推人教社。上世纪９０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教育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也是重要的基础教育教材出版力量。２００２年以后，人教社之外，苏教、湖南教育、广东教育、北师大社等都是教材的重要出版力量，而高校教材出版最强的是高教社。

教辅方面，上世纪８０年代，地方教育出版社是主要出版力量，浙教社的“高中数理化精编”系列是最响的品牌。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师大出版社介入教辅出版并成为教辅最强劲的出版生力军，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代表，时称“教辅新六家”。教辅品牌有：龙门书局的“三点一测”、东北师大社的题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全解”、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的“星级题库”、山西教育出版社的作文类教辅、广西教育出版社的“新语文”（阅读类）等。民营书商也大举进入教辅出版策划领域，志鸿的“优化设计”、马志明的“教与学”，以及“黄岗试卷”、“天利三十八套试卷”等，都是风靡一时的教辅名牌。

教育学、心理学专著方面，教科社、华师大社、浙江教育社都是主要的出版力量。

知识类工具书的品牌，可能影响力和市场发行量最大的，要数浙教社的“中少百科”了。大百科出版社的儿童百科、中学生百科也是重要品牌。

大众出版３０年

畅销书概念影响大众出版形态

 ■周百义（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

３０年来大众出版的最大改变，应该是出版物功能的转变。

过去的大众读物是以教育教化为主，现在则转化成了休闲实用为主。过去的大众读物，一贯是要灌输某种思想给读者，现在无论是青春文学还是生活美容，都是以阅读消遣或者实用为目的。这是３０年中大众出版的最主要的变化。

如果要将３０年的大众出版分成几个阶段，也没有非常明晰的“分水岭”，但按照十年一个阶段划分，大致不会错。

第一个十年，是以出版的恢复和经典作品的重新整理出版为主。第二个十年，以引进为主，西方的各种思想流派、各种观点、各种文体都在这十年，全面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这其中包括各种研究领域，各种哲学和文学，因此，这十年的大众读物，比较有影响力的，都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第三个十年，则更多地呈现了多元化出版的趋势，网络文学、休闲实用、经典、各种思潮流派的新发现，都是共生共荣的，迅速地被吸收吸纳，因为，这十年，中国彻底从封闭走向了全方位的开放。

再具体一点说，前两个十年，就是经典重整和对西方学说的引进，大家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思想。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大众出版开始发生变化，原因是从过去的不开放状态到开放状态，大家都在反思，西方思潮是否真能中国化，是否切合中国实际？随之而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管书、经济著作和外语书成为读者的新宠儿。

现在的大众出版，呈现出姹紫嫣红、五彩纷呈的局面，市场上没有明显的某一本或者某一类书能够像２０年前那样几乎人手一册。当年那种一本书能让全国读者沸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市场品种丰富，渠道信息多元化，让人们的选择更加多样。经典依然存在，但在市场上没有那么大的比重了；经济类图书依然是重点，但大多数读者更爱读时尚、流行、休闲读物了。３０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文学领域是领军者的角色，占据重要分量。机械工业出版社这样的出版单位，以它的新体制和运作模式，成为影响图书市场的角色。近六七年来，金丽红、黎波等人的畅销书理念，对畅销书市场的影响还是巨大和深远的。实际上，出版领域划分随着市场逐步放开，专业分工被打破，还有很多出版社包括专业社，都在做大众出版。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这些社所出版的书有很大一部分也都属于大众读物。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社都在参与大众出版。

假如说有什么概念对大众出版影响大，第一个肯定就是网络。网络使得大众出版物的表现方式产生了变化，网络语言对大众读物的影响，是过去想象不到的。网络文学进入了文化生活，进入了大众出版，也成为一个主要类别。与此同时，网络也是大众出版的新的传播渠道。

另一个对大众出版产生巨大影响的应该是畅销书概念和畅销书运作理念。在１９８０年前以前，“畅销书”这个词根本不存在，后来因为有了排行榜和市场营销，才有了这个名词。

大众出版的读者基础比较广泛，而我们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正处在快速的发展中，文化出版基本上是与经济相一致的，今后大众出版的市场格局依然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各个出版社各有千秋，在自己的领域谋划发展。不同的时间段内，产生变化的可能只是出版物的主题而已。比如在过去，谁都想不到一个“百家讲坛”节目会带动文史书成为阅读热点。

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在发展，对传统文化的接收和认同感会越来越强烈。民族自信心，经济大国的地位等因素，使中国的哲学、思想、民族传统文化会再次被世界认识。为什么中华文明五千年会生生不息？很多人都想知道答案。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学汉语、办孔子学院，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世界对了解中国的渴望。出版往往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保持基本一致，并通过这些决定自己的走势。一个国家经济上强盛了，世界排名靠前了，发言权多了，她的文化就会影响全世界。（吴 妍／采写）

少儿出版３０年

用阅读推广培育少儿市场

■张秋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要我说说少儿出版的３０年，题目很大，头绪很多，限于篇幅，我将自己这些年感受最深的，用八点来概括。

１．专业少儿社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造就了少儿出版的繁荣。

大约在１９８５年前后，很多地方的出版社，在母体人民社的基础上，先后“裂变”出了新的有专业分工的出版社，比如文艺出版社、少儿出版社等。随后，这些专业出版社走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道路。这种如同细胞分裂一样的自母体出版社分化出的专业出版社，慢慢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它们面对市场积极打拼，为出版业带来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现在有些省份的少儿社，依然作为人民社的副牌存在，发展势头显然没有独立出来的少儿社好。应该说，专业少儿社的成立以及后来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是导致中国少儿出版繁荣的重要因素。

２．地方少儿出版社横向合作是促进少儿出版发展的有效途径。

比如华东六省少儿社的联合体，从１９８６年成立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２２个年头。成立之初，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情况要远远好于其他四家社，但是和当年在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相比，大家都是小弟弟。我们来看看这个历史数据：１９８７年９月２６日召开的华东五省（这一年山东的明天出版社没有参加，因此六省变成了五省）订货会上，参会人数２２０人，订货总码洋２１０万元，浙少社最好，超过１００万元，我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只有３０万元，连平均值４２万元都达不到。但参展费用六家社平摊，你的码洋比人家少那么多，却要拿出同样的钱，促使你必须变压力为动力，奋起直追。２０多年来，华东六省联合体联合评奖，联合订货，甚至联合出书，再加上每年的社长年会，同行间不断学习交流与合作，对促进地方少儿社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华东六少已经是做得最好的地区性联合体，成为了一个品牌，领跑了中国的少儿出版。

３．少儿出版社的跨地域发展成为少儿出版发展新的观察点。

少儿社在大众出版领域，较早地突破了地域限制，到产业集中度比较高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成立新的事业部，如我社１９９８年就在上海设立了经营部，２００１年又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作成立东方幼狮文化传播公司，合作结束后我们就自己“单干”，逐渐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接下来接力出版社和明天出版社也在北京开辟了第二“战场”。在现在的少儿出版社跨地域的发展模式中，接力出版社和我们二十一世纪社做得最好。

４．少儿出版这３０年来，一直都在走通过引进促进原创，又通过原创优化引进的路子。

举个例子说，我社当年大量从德国老牌少儿社蒂莱曼引进“幻想文学”作品，如米切尔·恩德的《毛毛》、《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等，后来人文社又引进“哈利·波特”系列。这些作品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本土幻想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很多出版社在抓原创的同时，也就更清楚地知道该引进什么，在引进后又如何恰如其分地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比如浙少社所引进的“冒险小虎队”，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５．少儿社只有不依赖教材教辅的出版发行，才能够在市场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成功者。

过去各少儿社在本省都有教材教辅，导致不少社市场意识不强，没有危机感，发展思路比较保守，而一旦主动或者被迫与教材教辅剥离，往往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浙少社在１９９４年前后，教材全部剥离，只有一点教辅，因为没有了教材支撑，就必须走市场，终于成功突围，成为了少儿社中的佼佼者。接力出版社也把教材教辅留在广西社本部去做，北京图书中心坚持只做一般图书。二十一世纪社有教材教辅，但是我们没有躺在上面睡觉，在最初的市场化进程中，一般图书非常弱小，积贫积弱，有时候甚至要拿教材教辅的利润来养一般图书，但坚持下来，就有了回报。

６．目前的少儿出版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市场霸主，产业集中度比较低，这也是大众出版的一个共同点。

一般来说，要达到１０％以上的市场份额，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领跑者。据开卷统计市场份额最大的浙少目前也只有６％左右，由于还没有一个“霸主”出现，这使得少儿出版竞争更显得惨烈。如果少儿出版一直按照行政区划这样发展下去，市场份额很难有大的突破。只有走跨地域、同类出版社兼并、重组的道路才能真正做强做大。

改革开放３０年间，有些少儿社强大起来了，但也有些老牌少儿社风光不再，让人感慨。一个品牌出版社要建设起来很难，衰败下去却很容易。这也让每一个少儿出版人时刻警醒：少儿出版的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７．从２０世纪末发轫的儿童阅读推广运动对少儿出版的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２０００年，梅子涵教授就开始在电台做“子涵讲童书”的节目，可算得上中国儿童阅读推广第一人。从最初零散的阅读推广，到后来儿童阅读推广人不断涌现，出现了阿甲、徐冬梅、王林、彭懿等一批人，再到我们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发起成立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真正进入了儿童阅读推广人的时代，这将对未来的少儿出版产生深远影响。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同志也曾经讲过，今后的少儿出版，应该加大阅读推广力度，争取更多的小读者，这对民族未来和少儿出版是双赢的好事。

８．３０年来，少儿出版领域出现了两位可以称之为常青树的作家，一个是童话领域的郑渊洁，一个是小说领域的曹文轩。

他们的作品都具有经典的品格，真正是两代人都能读、读了两代人的优秀童书，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两座高峰，如果原创儿童文学中没有这样的巨人，这个时代就不会那么精彩，他们和少儿出版３０年的成长紧密相连。（吴 妍／采写）

阅读链接

教育出版重要政策、事件、趋向

上世纪８０年代

恢复高考；

地方出版“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走小而专道路”等出版理念的提出和被普遍认同；

教育部“一纲多本”、“多纲多本”教材编写使用政策出台等。

上世纪９０年代

彩色教材从无到有，逐步成为主流教材；

教育“一费制”的推行；

国家推行素质教育，为中小学生“减负”；

教材中准价政策出台；

出版“专业分工”管理放宽；

“文教新六家”异军突起；

民营书商从发行向教辅策划和组织编写延伸等。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

新一轮教材改革，教材编写开始招投标；

教材实行县、市、省多级选用办法；

教材出版发行招标和政府采购招标；

教材标准价及价格下浮政策出台；

连续数年的全国教辅质量大检查，呼唤文教类图书严把质量关；

新《劳动合同法》实施；

由于国家增强环境保护力度，大量小造纸厂关闭带来的纸张供应紧张并导致纸张价格上涨；

出版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