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郭沫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讲到，科学的春天到了！随后邓小平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方针政策的出台对科技界包括科技出版界的影响可谓巨大而深远。而在１９９５年５月全国科技大会上，将科技出版提升为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图书同样可以申请科技进步奖，更是为科技出版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总的说来，这３０年是科技之风劲吹，科技出版事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而其发展历程正是与改革开放这条红线密不可分。这从科技出版社自身数量、出版规模和从业人员的增长可见一斑。据中国版协顾问周谊回忆，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７９年间，当时中央部委的科技出版社在３０家左右，地方科技社有４家，其中上海科技出版社是家老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至今应该正好３０周年；而如今，中央科技社已突破６０家，地方科技社接近４０家，大学专业社４０家，还有一部分城市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也加入了科技图书出版行列。“如果排除一些已转型大众出版的，科技出版社的总量无疑超过了１５０家。可以说，正是在改革开放这３０年间，科技出版社的数量增长了５倍还多。”周谊对此颇为感慨，如今科技图书年出版规模也从当时的４０００多种增长到２万多种，增长了５倍，占总出版图书的比例仍在１／５左右，当时全国新书品种仅２万余种，2007年全国新版图书已达１３万多种。当然，与此相对应的从业人员规模也有较大增长，目前这１５０多家科技社平均从业人员已在１５０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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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版协顾问周谊介绍，３０年来科技出版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是恢复和壮大时期，大致是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８年，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是解决书荒问题。特别是自１９７８年３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科委大力加大科技出版，１９７９年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后，不少出版社推出了大量科技通俗读物。“当时，不少图书的印数都非常之大，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建筑工人学习丛书’累计印数达１３００多万册，江苏科技出版社的‘厂长经理必读’丛书一印就是几十万册，各种规范标准和为农村服务的图书印量都非常大，科技专著也出版了不少。”周谊讲起科技出版当年这种供不应求的现象依然有些兴奋。“据说这些图书的用纸都是原来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因此当时出版社都是设法控制印数。”

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不少地方科技社和中央部委出版社也纷纷成立，一下子就增加了５０多家。周谊说，当时，在地方新闻出版局推动下，加上地方科技社自身“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尤其是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及时调整了地方出版社的经营方针，从“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调整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１９８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再次明确规定“地方出版社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要把出版具有本地特点的图书，满足本地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的需要，作为经常性的重要任务。”这对地方科技社来讲无疑意味着大解放。不少地方科技社的发展战略也因与利润直接挂钩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可以说把中央社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比如那时地科社有三个女社长，分别是山东科技社的王为珍、广东科技社的欧阳莲、江苏科技社的胡明琇，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经常会提起她们的案例，在她们的带领下，山东科技社是获国家级大奖最多的出版社之一，广东科技社是科技社当中改革最早的，江苏科技社经济效益则非常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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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自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８年的十年，则是科技出版发展加速的十年，各个出版社的出版品种继续扩大，但印数有逐渐下降之势。据周谊讲，这个阶段的一个特点是科技图书出版难的问题开始显现。他说，自国防工业出版社、山东科技社１９８８年率先设立科技出版基金后，陆续有２０多家科技社设立了相关基金，为此也推动了不少科技专著的出版，其中引进版科技图书也是自此陆续出现。“之前很多出版社都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出版引进版科技著作，因为不仅需要支付版税，还需要支付翻译费，怕亏钱，但有了出版基金之后则有所改观，而到１９９５年各个系统、各省和国家都有了科技出版基金后，加上全国科技大会明确科技图书可以参评科技进步奖，确立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后，对科技出版也是一大促进，大家就开始重视了。”周谊说，在１９９５年５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１９９６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上把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科技出版作为科教兴国战略中的重要力量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也正是自１９９５年起，随着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及其后续版本的发布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发展，各种应用软件的开发成功等，带动了一股计算机普及热潮和井喷式出版，并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０年网络泡沫爆发才有所消退，当中还出现了人民邮电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和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内的“ＩＴ出版四强”。

这个阶段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央社开始觉醒了，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据周谊讲，这首先得益于农村改革转向城市改革的客观需要，特别是自１９８８年之后，新闻出版署同意试行社长负责制，出版社可实行承包责任制，并提到专业面窄的出版社可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适当放开一些，出台了“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政策，都成为激活中央出版社发展活力的源泉。自那时起，中央出版社借助自身的行业优势、专业优势、作者优势和品牌历史，在实行社长责任制的同时实施竞争上岗，一改之前的老气横秋，取得了出版品种规模和市场反响双丰收。所谓“金盾现象”也是这个阶段出现的，因其下派人员深入基层，该社１０年来平均每种图书的印刷发行为１５万册，而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等就是在这一阶段重新确立其市场地位。这让地方科技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地科社边缘化的话题也自此一再被提起。 

据周谊讲，在１９９４年新闻出版署召开的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提出了“粗放型向集约型阶段性转移”，要求出版社从数量规模增长向质量效益转变，企业管理成本核算的意识也开始出现，并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强逐渐提升。值得一提的是，自这个阶段开始，国家还出台了科技出版社增值税可先交后补等优惠政策，随后又出台了返还所得税等政策，对科技出版也有很大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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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十年也即是自１９９９年至现在，是深化改革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出版业以深化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快了产业一体化、数字化和国际化的步伐，而专业出版更是首当其冲，不少专业出版社都取得长足进步，其中发行码洋过亿元的专业社已有不少，超过５亿元的也有多家，不少专业出版社都盖起了大楼，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度还入选中国品牌５００强。周谊讲到，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包括新闻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概念，确立了新闻出版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党的十七大更是提出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其中，人民邮电出版社、科学出版集团两家科技社就作为２００３年文化体制改革的首批试点单位进行转企改制，其中人民邮电出版社于2006年８月成功进行工商注册“邮电出版有限责任公司”，随后中国电力出版社又作为第二批首家试点出版单位进行了转企改制并于同年完成注册。

周谊说，尽管这一阶段广种薄收即“不好不坏，又多又快”的现象仍然存在，而且不少出版社纷纷打破自身专业分工，向综合性出版社靠拢。但值得称赞的是，在这一阶段，已有出版社在思考经营模式的更新换代。而且，此时三农图书重新得到了重视，国家还大力扶持“农家书屋”的建设，不少出版社已撤销的农业编辑室也相继得以恢复，“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单设科技图书板块，也促进了原创科技图书的创新和出版。当然，这一阶段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互联网、计算机等新技术催生了以数字出版为特征的新的产业增长，其中到2006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已经达到了２００亿元。“国际上，数字在专业出版等领域已初步形成良性循环和成熟的盈利模式，许多大的传媒、出版集团，其６０％～７０％以上的市场份额都是从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方面获得，加上率先进入数字出版领域的ＩＴ生产商已经不限于只作技术提供商，也正向内容提供商转型，都让国内专业出版社设法介入数字出版领域。”与此同时，专业社以中医文化和古典建筑为突破口，逐渐实现了由“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变。

另据业内人士介绍，在第三阶段甚至更早一些，专业出版的财经出版和法律出版两大细分板块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前者在经历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大型经管工具书泛滥之后，在引进版财经图书和原创财经图书的双重衬托下出现了一轮财经出版热潮。尤其是自２００１年《谁动我的奶酪》畅销之后，财经专业社和非财经专业社都挤了进来，先后历经定位、执行、项目管理等一系列热闹景象，一直到２００５年才告一段落，随后的《细节决定成败》又将本土财经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而法律出版则随着普法活动的推进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三考合一”演变而成的“司法考试”，因其为高考之外的竞争最激烈考试也推动了相关图书的出版，并与注册会计师、执业医师、执业建造师等一道成为专业出版考试用书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