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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努力做好一件事 张跃平的“极致”校对人生

2019-01-29 20:53:15作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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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张跃平入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首年。40年,人教社校对科在不断发展变化,有人当了领导,有人调到别的岗位,但她还是那个她,埋头于校对,自得其乐。40年,只做一件事,在当下这个浮躁的年代,看起来格外“另类”,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极致”的幸福?


  2018年12月的一天,张跃平正在收拾自己的办公室,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人声急切,“张老师,我们现在马上派车来接您”。

  国内出版社的编辑们最“害怕”的人,恐怕就有张跃平——除了技术副编审、高级校对的职务,她还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质检中心专家库成员之一。“火眼金睛”的张跃平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多次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各种文件的校对工作。在总局质检中心已经做了10多年的质检工作,对全国各出版社的图书进行审查,“挑出过很多错误,大家肯定恨死我了。”说到这里,张跃平爽朗地笑了。

  在电话里着急要见她的人来自中国编辑学会,知道她“不可或缺”的实力。“文联有一批书需要帮忙检查,没有您在,我们没法开工啊!”这一天,是张跃平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最后一天。消息灵通的人,早早就“打”好了主意。


  信念的由来

  1978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张跃平,还怀揣着大学梦,人教社的老师跟她说:“我们这里学习条件可好了,你想学什么都行。”于是,张跃平就“稀里糊涂”地到了人教社,一干就是40年。其间,张跃平为了弥补自己的专业不足,作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她完成了中文专业的学习,后来又继续完成了“汉语言文学”的本科学业。

  初入社的张跃平很快发现,人教社确实学养深厚。第一任社长是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叶老特别重视编书、校书,在人教社的成立大会上他就讲道:“单说校对吧,总希望做到一个标点都不错。”而叶老的夫人胡墨林是人教社第一任校对科长。人教社的校对制度和工作流程,很多都由那代人创立,并传承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教社出版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可以做到“零差错”,教材可以与新华字典相媲美。当年,还不到20岁的张跃平得到过不少前辈的指教。“干我们这行,千万不能马虎,每天全国各地都有千千万万的学生和老师用这些课本教书和学习,一旦出现丁点差错,就会误人子弟。”“咱们做的是功在当代、利及后人的大事。”校对老前辈的谆谆教导在初入职场的张跃平心中埋下了种子。

  信念一旦扎根,就有特别强大的力量。工作40年,现在拿起校样的张跃平依然心存敬畏,如履薄冰,生怕出现错漏。40年里,张跃平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积极寻找数量与质量的最佳结合点,她的校对质量一直在科里名列前茅,从没有出现过任何质量问题,多次被评为社里的优秀员工。

  成就感:来自不断纠错

  校对的宗旨是消灭出版物中的“一切差错”,而这“一切差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排录中校样上出现的各种差错,二是原稿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差错。两个因素赋予了校对两个最基本的功能:“校异同”(主要消灭排版中的差错)和“校是非”(主要是发现原稿中的问题,并提出问题,由编辑解决)。

  张跃平一直信奉:校对不是“亡羊补牢”,而是“防微杜渐”。尤其是书稿里大同小异的形近字,它们的区别就隐藏在笔画的细微差别中,有时候一字之差,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意思。她向记者描述了一个细节,书稿里曾见的,如“广大奴隶受剥削和压迫”排成“广大奴隶爱剥削和压迫”,“平方米”排成“平万米”;另外,有的汉字仅在笔画长短上稍有差别,比如“莎士比亚”排成了“莎土比亚”。类似的差错,稍不留意,就会被放过去,影响图书思想内容的正确表达。为此,张跃平有时甚至一个偏旁、一个部首,一笔一划地去校对,不仅做到面面俱到,更是细化到字字俱到、点点俱到。

  40年来,张跃平手边一直保留着几个铅条,平时就当压稿子的镇尺用。上世纪80年代,校样基本上都还是铅字排版,张跃平用的铅条就是那时工厂里用的。据她回忆,当时,编辑发排的大部分都是手写的纸质原稿,排版工人依据这种原稿,先要一个个地拣字,再一块块地拼版,拼成的铅版按页码摞起来有一人高,版子很沉,约15千克一盘。如果一本书是几百页,工人就要搬动上百次这样的铅版,才能打印出整本书的校样。尽管如此,送到校对科的初校样中排版错误仍然很多。一份1.5万字的校样,少说也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排版错误。每个校次后,工厂进行的改版工作也相当繁重。张跃平笑说,“工人最怕我们和编辑下厂改版,这样一来,他们的工作量可能就会增加。找到需改动的版,再在版子中找到之前拣错的铅字,用小镊子将其抽出换成正确的,一切都是手工操作。”

  那时,校对员都是用铅排校样比照手写原稿,逐字逐句地进行折校。张跃平清楚地记得,当时每个校次后,都能挑出不少排版错,要想不留错是很难的,所以,校对员不得不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校异同”中去。校对工作尽管辛苦,但每当发现书稿中的一个错字或符号,弥补一个疏漏,消除一个质量隐患,张跃平的心中都会有小小窃喜,成就感油然而生,“或许就是工作中接连不断的获得感,才使我走到今天。”

  学习无处不在

  随着电脑排版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校对工作的状况大为改观。黑马校对软件研发初期,相关部门曾请张跃平帮忙提供各类书稿中出错的实例及易错、易混的文字。她几乎毫无保留地将多年积累的校对素材和差错信息交给了技术公司。看起来,张跃平似乎“干了件颠覆自己饭碗的事情”,但她自己却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说“校异同”依据的是原稿,那“校是非”则需要完全凭借校对员掌握的知识、资料以及工具书等等。张跃平说,“校是非”实际上是一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新技术的成熟对校对人员的工作是一种极大鞭策:只有不断学习,不断积累和提高,将校对职能从“校异同”向更高要求的对书稿的“辨别”“理解”“判断”等层面转化,才能最终体现校对人员的价值所在。

  张跃平“纠错”的敏锐性来自她大量的日常积累。在她看来,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基础知识都要懂一点。为此,张跃平自学了英语、日语、俄语等语种,物理、化学中的单位、字母及符号等都熟记于心。“不一定要非常精通,但起码的知识要掌握,明白哪些地方容易出错。遇到类似问题,就会格外留心。”上世纪80年代,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开办英语培训班,20出头的张跃平跟着一帮老编辑学起了英语,还拿到了结业证。平时看电视,张跃平也专注知识的积累,比如看“开心辞典”节目,听到自己不了解的文学常识、历史知识等,就记下来。“指不定看什么稿子能用上。”去图书馆找资料更是常有的事情,时间长了,就形成了职业敏感。

  张跃平觉得,所有的“刻意”学习,都没有校对工作本身来得快。“校对的过程就是一个‘校学相长’的过程。”看校样时,遇到不认识的字、不明白的词,等下班没事了,翻开字典,看看念什么、什么意思,随手记下。工作多年,张跃平积累了很多工作日记本,里面记录了许多书稿中易混淆的字词,易写错、用错的人名、地名及不规范的文字用法等。一直以来,张跃平努力让自己成为“杂家”型的校对专家。她是《咬文嚼字》《审读之窗》的忠实读者。工作多年的张跃平甚至会跟着年轻编辑们去参与编校大赛的答题,或旁听编校沙龙。她笑言,自己虽早过了参赛年龄,但这并不影响她学习。在她眼里,“知识需要不断更新”。

  编校是一家 分工不分家

  事实上,很多人觉得校对工作“技术含量不高”。对此,张跃平从不理会。她知道,校对相对来讲,是一项看似简单平凡的重复性劳动,但它是整个出版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处于排版后和印制前的中间环节,承上启下,不可或缺。“只有编辑和校对形成合力,上下一盘棋,才能共同构筑起图书质量的最佳防线。”

  所有到人教社入职的年轻编辑都会去校对科做一段时间的基础培训。第一天,张跃平会给大家讲校对的基本知识,从第二天开始,就会上马“干货满满”的课程。用人教社编辑们的话说是,“特别接地气,与工作紧密相关且帮助挺大”。

  跟编辑沟通更是校对人员工作的日常。在张跃平看来,编辑工作更具宏观性,他们要对书稿的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语言文字等进行整体把握和斟酌,而校对要做的是改正局部错漏,具有微观性。一篇文章、一部书稿,编辑常常是线性阅读,有时候难以察觉个体字符的差异,但校对员则是将相对整体的东西“拆开”,采用切割式的默读方式,把字词、短语乃至标点符号作为阅读的视点,从点上去把握。张跃平性子直接,有时候会拿着书稿去找编辑们探讨。一开始有些编辑不适应,后来渐渐明白她并非存心“找茬”,而是真的想解决问题。张跃平自己也说,“编辑对自己的作品往往珍爱有加,有时以欣赏的眼光去看,不易发现问题”,而校对则是站在“挑刺”的角度,提出问题,一点点地拾遗补缺。“在交流过程中,编辑会积极应对,说出自己的理由,对校对员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提升。”张跃平对这类的工作交流,并无半点芥蒂,以至于编辑们都欢迎张跃平为他们找错。有时人教社的编辑会主动“缠”上张跃平,说:“张老师,我有本书稿,能帮我质检下吗?您把关我特别放心。”此时的张跃平也颇有“成就感”。

  2018年是张跃平在人教社校对科工作的第40个年头。退休后的张跃平,想着去旅行,想着终于可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但她依然随身带着她的小本,写写画画。或许,这种职业习惯已经深入骨髓,但张跃平觉得:“这样也挺好。一直保持学习的好奇心。不论身在何处,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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