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题出版的现实性。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业界关于主题出版的观念越来越凸显，关于主题出版的业务越来越受到重视。无论是总署时期，还是总局时期，抑或是划归中宣部以后，几乎每年中央主管部门都要专门发出关于主题出版的通知文件；无论是出版传媒集团的年度选题论证，或者是出版社的年度选题论证，无论是政府评奖，抑或是大众评奖，每每都把主题出版物放在首要的位置。社会对主题图书越来越青睐，国家不断加大对主题出版的支持力度，不少出版社也尝到了主题出版的甜头。

主题出版是绕不过去、避不开来，必须知难而上，有所作为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对于出版社来讲，决不可以在主题出版方面缺席或者是一种弱存在；对于编辑出版人来讲，要想成为时代的优秀编辑，不可能不从事主题出版。而要从事主题出版就应该尽可能地了解和把握它的运行特点和生产规律。 

二、主题出版的历史性。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讲，主题出版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几乎伴随着我们党的全部历史。从建党初期及早期，苏区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十九大以后我们进入新时代，几乎每一时期我们党都对主题出版作了精心部署，都有一批主题出版物生产出来。建党初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早期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延安时期《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解放初期的《毛泽东选集》出版与“三红一创”文学作品问世，改革开放时期的《平凡的世界》《乔厂长上任》《苦难辉煌》《中国震撼》等。《西行漫记》其实就是关于我们党的、当时一部重要的主题出版物。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提出主题出版的概念与设计主题出版工程，其实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主题出版概念的提出虽然只有十几年时间，但我党的主题出版工作至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 

三、主题出版的必要性（必然性）。主题出版的必要性（必然性），是说主题出版存在和得以发展的根据。党在作为革命党时期，需要主题出版的配合与保障。如果没有主题出版工作的紧密配合与有力保障就难以形成党的领导核心，凝聚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工农大军，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党在作为执政党时期，也同样需要主题出版的配合和保障。如果没有足够的主题出版的发力，就难以激起全社会空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就难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境界。主题出版以它独特的使命和贡献，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滋养、思想动力、文化氛围和智力支持。换句话说，在革命党时期，它是思想建党、建军，党指挥枪的重要依据，在执政党时期，它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板块，必须按照政治上层建筑的要求，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合谐与生产力的发展。  

四、主题出版的规定性。主题出版的规定性是讲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外延。无论策划什么样的选题，策划什么样的体裁、题材，必须阐述和传播主流思想意识和主体意识形态。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强调围绕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做好主题出版，这是对基本规定性的展开与实现。在主题出版问题上，要注意做好3个一致，要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把服务群众与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五、主题出版的普遍性。主题出版是否只有中国才有，还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是否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它有没有空间上的普遍性和时间上的永久性？粗略地或者说大致地考虑一下，主题出版很有可能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只不过所宣扬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完全不同而已。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三弦：《老子》《庄子》《周易》、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尚书》《春秋》《诗经》《礼记》《孝经》、六典：《金刚经》《法华经》《维摩洁经》《涅槃经》《华严经》《坛经》，其实就是经过千年检验的主题出版物。宋明理学是其中的翘楚，横渠四句则是他们的理想。就国外来讲，也逃脱不了这种历史的逻辑。启蒙时期或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若干名著其实就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意志的主题出版物（《作为武器的图书》等）。

六、主题出版的规律性。所谓的规律性，是想揭示主题出版事业自身的内在逻辑，其选题确立、作者寻觅与其编辑出版、市场推广之间的递进关系，在此基础上寻求主题出版成功的路径和方法。至少有3条规律，或者叫做规律性结论：

其一关于自上而上与自下而上的对接。主题出版确实有自上而下的情形，比如每年的部局发文，肯定是自上而下的，但选题策划却要求是自下而上的、千差万别的。没有自上而下，就没有主题出版的发动，就没有重大题材的引领；而没有自下而上，就没有主题出版的个性，就没有主题出版的生动，也难有其尽可能深入的学术理性。

其二关于作者、作家与编辑的合作。一部成功的主题出版物往往是作者和编辑心血、智慧融合的产物，是两个创造性灵魂的聚合。没有优秀的作者、作家，就没有学术的源泉，就没有生活的源泉，主题出版物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没有优秀的编辑，也就没有源泉汇聚成河流，汇聚成大海，至多成为小溪。尤其是在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编辑处在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中间，编辑的策划的作用日益凸现，如果没有高明编辑的指点，作者或名家的才气也难以得到实现，主题出版物只能是空谈，望题兴叹。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等三部曲就是与上海世纪集团、陈昕同志深度合作的结果。

其三，关于主题出版两个效益的统一问题。这是上述两条的一个逻辑的结果。既然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既然是作者与编辑两个创造性灵魂的深度融合，当然是两个效益的高度统一与理想实现。“三红一创”是典型案例。《红岩》一书这些年发行量在50万~100万套之间，亦是典型案例。我们所倡导和要求的主题出版，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达到两个效益有机统一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责任与市场的对接，要求与需求的吻合，必读与可读的一致，历史与现实的延续。

七、主题出版的经验性。主要是对这些年成功做法的一个粗线条梳理。一是因社制宜，贵在差异。讲的是选题的方向，这里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又是一种主观选择。二是组织保障，形成规制。组织保障是基础，要有专门的领导、编辑、机构专司此事。把集中攻坚与普遍要求结合起来。三是规划前移，建立基地。要有前瞻性部署和中长期规划设计。四是主官领衔，培养名编。最大限度创造条件，把主题出版工程推进和名编辑的培养工程结合起来。五是精雕细刻，万无一失。总之，主题出版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直觉是策划的品质，逻辑是论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