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教材管理和建设的体制机制日益完善——2019年9月教育部组建了课程教材研究所，认定了首批11个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2019年12月印发《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我国重视教材建设进入了程度空前的历史时期。

一系列顶层设计明确了高校教材建设的管理方向，也对教材编写、出版、选用、发行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而新专业的市场前景、职教政策利好、数字教材需求增强等新变化，加速了教材出版格局的嬗变，高校教材市场正萌发出新的生机。

回到规范严谨、内容至上轨道

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构建起与之相匹配的高校教材体系。2016年中央出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将教材建设明确为国家事权，提出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依法依规推进教材体系建设；2017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育部教材局正式成立，负责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标志着我国学校教材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18年，国家教材委把制定《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列入年度工作要点。

国家教材委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表示，2019年12月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明确要求，高校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特别强调加强党对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统一使用，明确了高校教材建设管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实践导向。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副总经理韦鹏在采访中表示，《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等政策，对教材编写、出版、选用、发行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能在一定程度治理教材出版的乱象，使高校教材出版重回规范严谨、内容至上的轨道。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了“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的攻坚战”。职业教育领域，出台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向着“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的目标奋进。编写优质教材是夯实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础，多位受访者向记者表示，内容建设、出版精品教材仍是当前工作的核心。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于波谈到，该社各教材分社基于教育部学科设置对照设置，精耕深作，体现更强专业性。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将从选题策划、书稿组织、图书生产等方面提升教材质量，下大气力出版精品教材。用户需求侧变化催生市场供给侧变化，尤其是疫情之后，学习模式变化将进一步反推教材市场洗牌。

高校教材出版展现新“蓝海”

通识课教材的新变化，人工智能等新专业出现，“新文科”建设，职业教育市场需求猛增等，成为当前高校教材出版领域的新“蓝海”，国家也积极出台多项政策促进这些领域的发展与规范。

　　华东师大社着力构建中职、高职、本科一体化设计的通识课教材体系。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高教与职教分社社长赵建军介绍，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文化文明类通识课教材，如大学语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中国文化概况、中华文明简史、世界文明简史；二是提高学生艺术鉴赏和审美能力的公共艺术类教材，如艺术概论、音乐鉴赏、美术鉴赏、戏曲鉴赏、戏剧鉴赏、影视鉴赏等；三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计算思维、信息素养的数学和信息技术类通识课教材，如高等数学、大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基础、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实践、数字媒体基础与实践等。此外，还有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劳动意识和能力的健康和劳动类教材，如心理健康、体育与健康、劳动教育指导手册等；指导和帮助学生就业、创业类教材，如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新创业基础；发展学生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大学外语类教材，如大学英语教材、大学日语教材等。“去年高职扩招100万，今年研究生扩招18.9万，还需要重点关注高职和研究生的通识课教材”。

根据教育部门测算，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今年1月21日，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将人工智能纳入“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招生计划”支持范围。多家出版社抓住政策利好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市场前景积极行动，如2019年12月，人民邮电出版社与Arm中国联合出版智能互联系列教材。

于波表示，人工智能类专业的开设，增设学校数量的增加，都促使出版进入相关领域教材的研发轨道上，产品规划也渐趋丰富。但同时，因为学校人数总量相较传统热门专业并不太多，选题的扎堆出版会造成质量良莠不齐、资源浪费、分辨成本增加的情况，“教材的推出要经过较长时间实践的检验，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呈现，都需要教学季的检验”。

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教分社社长周粟看来，在教育部积极统筹推进“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期间，文科类高校教材市场遇到了巨大的变化，急需进行针对性策略调整。“新文科”建设必然会带来学科融合与拓展，也必然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著作和教材的出版带来新的生机。交叉性学科和旧有学科的新拓展，尤其是面向互联网和智能时代的新文科的拓展，将推动学术研究特别是教材教辅出版生发新走向。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18年中专、技校课本新版1387种、重印4717种，总印数5647万册（张）、总印张750758千印张，定价总金额150620万元。与上年相比，新版品种降低2.12%，重印品种增长10.57%，总印数增长10.88%，总印张增长15.88%，定价总金额增长19.17%。职教教材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波认为，一方面是各种利好政策助推，另一方面是市场已有产品质量还普遍不高，有很大提升空间，更需要出版社主动作为抢占高地。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将积极拓展高等职业教育教材、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的出版市场，开发成体系、有品质的专业教材，同时加大数字化平台搭建和课程建设，探索“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模式，打造一批符合职业教育教材出版的最新规定、满足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的全媒体教学资源。

数字化立体化力度持续加强

2018年10月，教育部发布《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与质量标准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提出要“开展数字教材等新形态教材的研发、试点和推广”。与中小学教材数字化进程相比，高校教材的数字化进程相对较慢。5G时代的到来，以及疫情中在线学习需求的爆发，对高校教材的数字化开发和立体化建设，提出更多要求。

大力发展融合创新一体化教材。华东师大社以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在出版融合发展的基础能力和设施方面加大了投入和建设的力度，构建了从底层的内容管理系统到中间层的内容分发中心，再到应用层的各种APP和门户网站的比较完整的体系。该社的ECNUP高教与职教网、i教育APP、ECNUP外语APP已经上线，并稳定运行了一段时间。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大学计算机系列、大学公共艺术课程教材系列、大学数学系列、学前教育专业系列等一批融合创新型、一体化教材。

一批实力社在角逐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人民卫生出版社于2014年推出了首套国家级医学类数字教材，同年11月底，全套 53 种数字教材全面上线。湖南大学出版社自2011年开始尝试立体数字高校教材的开发，到 2018年机械工程专业系列数字教材趋于完善。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5 年研发完成“立方书”，到2018年已经出版了百余本课程型教材，浙江省高校“十三五”计划立项1000种新形态教材，其中有800多种是通过“立方书”平台打造的。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结合教师对教育的理解、传教方式以及先进的媒体技术，将纸质图书与移动终端结合，耗时3年开发了M+Book这一新型出版形态。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将继续夯实面向成人学历提升的继续教育教材出版，研发适合成人学习需求的、体现远程教育特点的教材，加大数字教材的供给品种和力度。

据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丁仰奎介绍，该社将全力推动图书立体化资源建设。从内容编校向立体化资源建设全面迈进，系统化、多维度地将知识进行传播，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随着5G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深入到教育教学过程中，智慧教育的多种场景，使得学生们个性化、定制化的学习需求越来越多样。”韦鹏认为：“这就要求教育出版商在教育产品供给上，要由单一纸质产品形态向纸书-数字结合的模式转变，以课程为中心研发不同类型的学习资源。”有专业人士提出，要警惕高校教材编制出版中存在的伪“立体化”现象。对于高校教材融合创新，赵建军总结的三个层面，代表了当下出版社正在努力的方向：一是产品形态的融合，包括纸媒、纸数结合、纯数字三种产品形态，可分可合，按需组合。二是教学过程融合，出版社希望学校基于其融合创新教材和教学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特别是翻转课堂的实验，将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三是业务融合，即产品、营销、服务的融合，如基于教材开发的数字化课程既可以是一种可以独立销售的产品，又是给读者提供的一种增值服务，同时还可以作为教材的一个营销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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