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家丛书”柳斌杰主编 孙晶等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76.00元（册）

○李明非

　　随着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相继涌现出了一批出色的出版家。尤其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文艺、教育、新闻等人文科学领域，更出现了众多学识丰富、精心敬业的出版人。正是这批人，不但用自己的奉献实践，书写了我国现代的出版史，更通过他们的传播成果和效应，推动了我国现代文化乃至社会发展的进程。

　　出版人多为他人做嫁衣，很少被人所知，以至历史上介绍出版家的书籍很少。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陆续出版了一些报道或评介出版家的图书。这些出版物虽然向公众掀开了向来极少曝光的出版家面纱，但毕竟涉及的人物太少，而且显得零散，缺乏系统性。上述状况到了2012年终于有了转折。由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担任编委会主任的“中国出版家丛书”编委会正式成立，并确定由人民出版社承担这套书的出版任务。该丛书目前已出版20卷，其知识性、学术性和史料性，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这套书的作者和出版者，确实是把功夫下在了“精”这个字上。

　　一是传主“精”。如何在众多出版家中，遴选出第一批纳入丛书的传主，这无疑是一项复杂又细致的工作。入选的人物，既要考察个人从事出版事业的功绩和贡献，还要联系不同的时代背景及文化环境，力求所选的传主，具有较充分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目前丛书入选的传主，既有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等开拓创业、彪炳史册的老出版家，也有巴金、郑振铎、邵洵美等在文学、国学、美学领域享有盛名的跨界出版家；既有邹韬奋、叶圣陶这样出版与社会活动同样超群的两栖出版家，也有黄洛峰、陈原这样编著及组织能力俱佳的出版家；既有舒新城、赵家璧等以编辑成果卓著而知名的出版家，也有施南公、徐伯昕、章锡琛等还不大被人所知的出版家。

　　二是内容“精”。为人立传，关键在于如何选材。若仅罗列材料，做材料“搬运工”，其传必空。若材料在手，不善取舍，则难免出滥。这套书的内容“精”在三个方面。

　　首先，材料比较全面。围绕传主生平，有经历、有历史、有故事、有年表，有的传记还收入了传主信件以及有参考价值的附录。其次，折射时代背景。不同传主分别处在不同的年代，其生活实践必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关联。这套书在叙述传主经历时，注意交代其时代背景，以及传主在这个环境中的作为和影响，从而使这些文字更富有史料价值。再次，紧扣出版主题。这套书既然名为“中国出版家”，其内容就必须紧扣出版这一领域。以巴金一书为例。巴金当然是位文坛巨匠，殊不知他还是位编辑出版大家。曾有研究巴金的学者说：“巴金以文名太高，掩盖了他在出版事业方面的贡献，其实后者对新文学的贡献远比前者重大。”这个评价是否确切未知，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巴金在编辑出版领域，无疑是位不容置疑的高手。正因为如此，所以巴金一书避开了巴金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而是集中展现他在出版工作方面的出色经历。对叶圣陶、郑振铎等人，也是突出他们在出版方面的卓越贡献。

　　三是作者“精”。写传记，要以史事为基础，还原人物的真貌，所以对于作者的人选要求也很高。从这套书的“作者简介”以及前言或后记中，可以看出，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出版战线有一定水平的行家，尽管各人的写作风格各异，但他们都表现出共同特征：精心和严谨。每卷书后的参考文献，至少都有五六十项，像赵南公一书的参考文献，竟多达138项，这足显他们搜集素材之广泛与认真。

　　除了查找书刊和档案，他们还重视采访传主的亲属、好友或相关知情人，浏览信件，审视遗物，网络搜索，充分采集这些“活材料”，用以验证、充实所掌握的素材。譬如，徐伯昕与邹韬奋都曾是生活书店的创始人。在三联书店发展历史中，他们二人的事迹时常交集在一起。为此，在运用三联书店的史料时，作者必须仔细地区分他们不同的作为，避免混淆错用。作者用心之精，由此可见。

　　总之，这套丛书虽起步不久，但已显示出它对弘扬中国杰出出版家可贵精神的激励作用。它既是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的重要部分，又堪称当今出版后辈难得的专业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