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先生在2020年12月的第977期《如何打败“机器人淘汰三原则”》一文中，提及2013年他说的两句话：一是“凡是能够数字化的一定会被数字化”，二是“凡是能够智能化的一定会被智能化”，他在文中说要加一句“第三波到来的将会是自动化，凡是能够自动化的一定会被自动化”。胡泳先生表示“数字化是经济威胁，智能化是产业威胁，而自动化是个人威胁”，“在当下真正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是学会怎样利用数据来创造内容的人”。

之前读到《众声喧哗》的部分内容，一时买不到纸书，下载了胡泳先生的博士论文《共有媒体中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如何打败“机器人淘汰三原则”》中对于工作的不可替代性的探讨，亦是关乎对工作的可替代性的理解，这一重要认知很值得注意。似乎还是胡泳先生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某学者认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差异，在于我们具备移情的能力。我想，这个重要判断恰指向人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潜在的认知层面。

社会生活中的传播行为是重要的人类活动，传播，有交流意，但汉语里，译作“传播”，似多了许多方向性。社会生活的本质，应是与传播这一人类社会行为有关。不可替代性，也关乎为何不同人、不同组织之间需要某些连接。

之前曾思考，传播，究竟是什么？探究其究竟意涵，或不得不步入哲学理解层面。对于认知与传播（此处的传播所指有着不言而喻的接受意涵）的理解，一方面是实际行为方面的探讨，一方面或是言说传达方面的。具备一定规模的体系哲学于近现代社会已不再容易构建，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算法设计与架构等，莫不具有哲学意味。（《数字位移》中提问互联网是什么时，指出一个理解向度是概念理解，另一个是想象互联网。）

何以理解传播行为的发生？因有这番提问，故一些尝试作答者，或会将其缘由不断规约为对具体语词的阐释，而对传播过程亦有着众多的叙述。但在词语意涵层面理解传播，或更多是一种基于感知的体察，于实际生活中，于创设调查并归集数据来分析、辨析，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亦是一种理解的向度。

此间世界，有着具体的空间、时间，于这共时的层面，发生着不同的事情。而在一个时间片段之前、之中、之后，亦或对应于一定的空间变化。如何理解时空环境中的传播呢？这个问题的发生并非没有意义，或约略有些谈论“第一推动力”的意味。

传播学研究讲实证，雷纳德先生的《传播研究方法导论》揭示了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其一便是因应社会实际。传播学的研究对应于社会生活，其自身的应用意涵，本就为这一研究的性质进行了基本的释解。

1992年，张学洪的《新闻传播效力的一项实证分析》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或为国内传播影响力研究之肇始。该文对在1988年以等误差分层抽样法于江苏城乡进行的一次受众调查进行了分析阐释。伴随传播学在内地更多地被译介与应用，研究机构与媒体皆对之更深入地重视。传媒与出版所涉之方方面面繁复驳杂，其关联之繁复，对传媒于出版在未来社会的可能形态的考察，或非借力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不可。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实将对这一综合多种类、多维度材料的研究对象起到重要的工具与方法论的作用。

社会在变化，时代变化在加速，人的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中各组成部分的关系等，或已需重要的分析思路，进一步说，需重要的分析方法，此方法，需有技术层面的支持，有思想认识层面的建构，有事实层面的爬梳与实证，有向好向优的理念追求。

传播行为的发生，对应于传播影响与传播影响力的评价问题。而关于传播影响力研究，《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一文指出传播影响力的本质在于是由“吸引注意(媒介及媒介内容的接触)”+“引起合目的的变化(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的受动性改变)”两大基本的部分构成。《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影响力》分析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阐述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的关系，认为二者在本质上统一 ，但现实中很多媒体无法做到统一。

在我看来，也许某种意义上，传播研究、传播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关联/关系的研究。

人工智能分析，一是应用其来对考察对象作分析释读，二是考察对象中本就有着人工智能的部分。认知科学的应用，目前设想一是选定受试者，进行对大脑的阅读与接受的多种实验考察，二是在数据与文本方面分析释读。

藉由对人类的普遍共识的理解与体认，将事关人类基础认知过程的研究尝试对应在媒体与出版活动上（对于各类媒体，对于各类出版机构的运行方式方法及其情况等的记述说明与分析，有待具体考察，在此不再赘述），在此对应时，不是简单套用，或说，根本不是套用，且，此番对应，势必有差异存在，差异的存在本就是研究所设想到的，亦是事实上可知悉其必将存在。在这番努力后，考察媒体、出版的各项既有评价评估体系与方式方法，分析、思考、确认其与传播影响力有关联的方面，当为一重要研究取向。

出版，不妨可看作具有更长时效、更不可测度的影响的传媒活动，传媒活动亦或可看作具有较高时效要求的出版行为。不止在这个层面上，出版、传媒之间，有必要与可能建立更多关联性。出版传媒融合，亦是一种存在着的情况。

在影响力评价方面，既往研究中，有历时的评价，有共时的不同机构或不同区域的评价，亦有历时共时结合的评价。而不同传媒机构与出版机构、或说不同传播主体，有着不同的信息生产方式与传播渠道。对传播影响力动态评价体系的建构，如今，应主要是在新媒体时期进行。前新媒体时期与新媒体时期，存在较大差异，对前新媒体时期传播影响力评价体系的建构或部分地从属于历史研究范畴。影响力动态评价体系建构，意在将之功用发挥在传媒、出版实际应用过程中，而在认知层面完成对传播影响力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研究，还需要进行认知神经传播学的实验。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很多之前无法预见的事情正逐步变得可能。

《数字位移：重新思考数字化》胡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