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10日，中国出版集团举行内容建设委员会成立暨首届编辑大会。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谭跃做了“企业化的‘本’在编辑，集团化的‘根’是内容”的重要报告。中国出版集团内容建设委员会设置了顾问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单位、专题领导小组等机构，各位专家将在集团产品线规划建设、各类基金项目论证、各类出版物评奖、“中版好书”评选、集团及各单位年度选题论证会等各项重要活动中深度参与。中版集团还邀请专家举办学术报告会，参与集团和各单位多层次、分门类的业务培训，推动编辑、营销以及业务管理等人员拓展视野、提高创新能力。

　　此外，大会还组织了专题报告会。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剖析了出版的六大趋势和四大功能，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解读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中信出版社总编辑洪勇刚讲解了导向管理的注意事项，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屠岸阐释了编辑的责任与担当。集团领导李岩、潘凯雄、樊希安分别围绕主题出版、新媒体融合、市场营销等专题，给编辑们作了精彩生动的专题报告。在大会专门召开的上榜图书编辑座谈会上，集团领导班子全体与编辑们深入交流座谈。汪家明、臧永清、宋志军、孔令燕、徐子茼、舒炜、尹然、余节弘等40位十大榜单上榜图书编辑获得表彰。

　　本专题展示了在编辑大会上六位优秀编辑代表分享的工作心得与经验，以及他们各自打造精品图书的心得体会。（链接：2015年4月14日第1版《中国出版集团成立内容建设委员会》）

如何实现一个编辑的自我价值

　■孔令燕（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自1998年进入人文社，到现在整整17年。17年这个数字，让人震惊也让人欣慰，震惊的是时光如此飞逝，欣慰的也是时光飞逝。因为17年并不显得过于漫长，感觉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我想，之所以时间飞逝无挂碍，根本原因，就是在从事编辑工作的这17年中，我感受到真正的职业乐趣，在这个过程中，我切实感受到一个编辑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快乐。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个“乐之”，具体到我们的工作，就是做编辑的职业快乐。只有这样，才可具备把工作做好、做长久的前提。具备了这个前提，编辑一做就是17年。作为一名编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职业思考，和大家分享。一个是作为编辑的精神追求，二是作为编辑的职业素养，三是作为编辑的职业定位。

　　一，编辑的精神追求。2013年集团组织了一个编辑和骨干人员的培训，结业时我有一个发言，发言主题是“做一名有情怀的编辑”。做有情怀的编辑，出版有情怀的书，编发有情怀的作品，会是我一生的职业追求。我觉得，情怀是做文化出版的良知和底线，它能给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制定一个标准，就是不能出版伤害企业品牌、伤害优良精神文化传统的图书，而要尽量出版引领优秀文化的好书。那次培训结束时，谭跃总裁也给参加培训的编辑们做了重要讲话，中心思想就是要做一个有理想的出版人。这个理念给我很大的触动并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文化从业者最根本的精神追求。因为理想和情怀可以让人摆脱眼前的、具体利益，可以让人将目光放长远，在精神上有所追求和提升。

　　二，编辑的职业素养。既然我们在以职业标准来衡量人，我们就应该具有足够的职业素养来从事这份工作。众多的职业素养汇聚成一句俗话就是，做事先做人，做编辑要真诚。作家贾平凹对我的评价是：你用你的真诚跟作家交往，所以特别长久。因为编辑的工作不仅是处理稿件，更多的是和作家打交道。在对待作家方面，或者是工作中其他环节的任何一个人，都像对待我们的家人一样，以诚相待、换位思考，都会取得对方的信任，为工作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这应该是做编辑最重要的职业素养。

　　编辑职业素养的其他方面还包括专业和敬业。我本科学的是中文，研究生专业是美学。七年的专业学习，给我奠定了较好的专业素养，对自己的审美追求和对文本的选择上，都奠定了一个标准。另外，编辑出版每一本书，我都会写一篇专业的书评或者评论文章。这些文章陆续发表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上。另一方面是对待职业的敬业精神。作为一个编辑，从和作者约稿到设计出版、直到最后的策划营销阶段，大到图书整体策划，小到开稿费寄样书，我都会一丝不苟地去做。这样的做事方式给作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贾平凹举例，从2003年跟他合作至今，他只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再也没有找过其他出版社的重要原因，是他切实感受到了我对待工作的专业和敬业态度。

　　尊重和平等。这跟前面的以诚相待一样，要尊重每一个人，平等地与人交往，包括著名作家和无名作者。在平时工作中，我们不仅和有名的作家交往，更多的是和那些无名作者打交道，这时候一定要尊重他，重视每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在《当代》杂志十几年，我接待过好多自然投稿的作者，他们大多从农村来，诚惶诚恐地背着手稿来投稿，我是由衷地尊敬他们对待文学的态度，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让他们相信我们不会因为名气大小决定稿件命运。在这方面，我经常和编辑部的年轻编辑说，对待比你位置高的人，要把你的腰挺直一点，对待比你地位低的人，把你的腰和头低下来一点。这就是尊重。其实，无论是做编辑，还是做人，做父母，做孩子，都是要尊重他人。这个比文字工夫更重要。

　　三，编辑的职业定位。从1998年到《当代》杂志做编辑，到现在还是做编辑，职业称呼没有变化，但是职业性质发生很大的变化。早期就是以稿件为主。后来开始出版图书，变化从此开始。我的理念就是，编辑的职业定位应该是一个图书出版的经纪人。

　　我做的第一本书是1999年毕淑敏的《血玲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逐步调整自己，不能把编辑仅仅定位成一个读者，一个文字的加工者，更应该是一个经纪人，我们要对图书、对作者有一个整体设计、整体服务的意识。曾经有一条微信，主题是“好编辑的十个特性”，十个特性里有像机修师，像教练，像陪练，等等，每一个都有一些道理。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编辑不是老师，也不是教练，而是一个经纪人。我们只能协助作家来创作，帮助他发现他自己更好的那一部分的东西，把作家的价值最大化。还是说贾平凹，在与作家交往的过程中，我用我的专业和理念为作家打开思路，也打开了他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所能进入到的各个领域。贾平凹是一个很传统的文人作家，从做事到做人，都很传统，很文人化，这个性格不适应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数字的、国际的、商业的环境。我在合作的过程中不断给他做工作，并在数字化、国际化和影视化方面不断推动他，为他寻找机会，也是为我们自己寻找机会。在数字化方面，《带灯》实现了数字版和纸质版同时发售的先例，并在数字版权上为作家争取了最大利益。新出版的《老生》也是在集团数字中心的支持下，与中国移动合作，进行全面数字开发。国际化方面，以前贾平凹从来不愿意出国，也很少有作品被翻译成外文，虽然他在中国的名气大，但是国外的人很少知道他。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走出去”就成为中国作家国际化的重中之重。于是，2013年我极力劝说贾平凹参加了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让作家实地感受出版社在国外的影响和作品推出去的重要性。书展期间，我们多次安排他与德国作家和汉学家进行交流和对话，取得很好的效果。在书展期间我们成功出售了《带灯》的法语版权和意大利版权。所有的这些工作，从作家角度来讲，要让他切实感觉到，编辑是真正为他考虑，真正为他好，是真正打开了他的世界，他的未来。

　　《纽约客》的资深编辑威廉姆·肖曾说：“一个好编辑正如同一个好教师，他的工作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为了展示别人的成就。”编辑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能够把别人的好展示出来，能够做到“君子有成人之美”，就是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希望这些奖项不要成为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如何在大品牌下做人文类图书

■朱 玲（中华书局）

　　怎么在中华书局这个主品牌下做人文类的图书？中华书局涉足人文类图书的出版也是近几年的事，在中华书局这样的大品牌下创建新的图书品种，首先要考虑的是要和中华书局固有的大品牌和主品牌的形象和内涵保持一致，有高的契合度，才能吸引到中华书局固有的众多的读者群。其实有了这些读者群的关注，要做一个新门类的图书是事半功倍的事情。

　　我为自己的出版定了一个角度，为知识分子读者提供文化大家的经典图书，目前已经出版五本书，一上市就获得了市场和书界的一些关注，算是为自己做出版选择的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和方向。有了这样一些鼓励，更加坚定了我做贴近中华书局品牌内涵形象的图书的一个信念。

　　2014年我策划了一系列精品文化的图书，作者都是一流的文化大家，现在出版了三本：朱家溍先生的《故宫藏美》、沈从文先生的《古人的文化》、张伯驹先生《烟云过眼》。其实这些老先生的书稿版权其实很难拿到，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华书局的编辑，去拿这些稿子相对容易，他们对中华书局有一个信任。实际上我做这些书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一个是中华书局，还有高端的作者，站在这两个巨人的肩膀上相对容易成功，也相对容易受到关注。《故宫藏美》获得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4年大众喜爱的50本图书”，国图文津奖推荐图书、中宣部“2014年中国好书提名图书”，上市一年6次重印。著名作家阿城，近20年在做古代文化和少数文化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出版社都在抢他稿子，但是他出于对中华书局和我的信任，将书稿《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交给我，书未出版即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该书出版后半年销量2万多册，获得“2014年中国书业年度图书”、浙江省报业出版集团“春风图书奖”。著名建筑学家萧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卓有建树，但是生前想为非专业的知识分子做一本建筑文化的书，跟他一聊天，他的思路跟我出版的角度一拍即合，然后我们马上就定下来“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建筑”这样的写作方向。该书推出以后，也获得了市场的关注度和业界的认可，获得了中宣部“2014年中国好书”，出版一年，重印5次，发货3万多册。

　　2014年做的这五本书给了我非常深的感受，因为借助了中华书局的大品牌，在大品牌下推出子品牌，一定要把主品牌和子品牌的关系处理好，如果主子品牌切合度高，就容易成功，如果切合度不高，就会不容易成功，而且会破坏主品牌的整体性。实际上我保持了跟中华书局主品牌的学术性，保持了这一点也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在这样的定位下做了这五本书也给我的出版方向奠定了一个基础，我也会沿着这样的思路做自己的图书的策划工作。

　　在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出版社做编辑，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只要打上中华书局的金字招牌，就很容易获得市场和业界的认可。

从零到一：“自然文库”的创生

■余节弘（商务印书馆）

　　201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一本畅销书《发现之旅》，该书因其细致、写实的图片，典雅、质朴的版式，以及精美的印刷而受到读者的好评。在这个前提下，延续《发现之旅》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从表面上看，《发现之旅》讲述的是一些探险发现的故事，给人一种猎奇，但是实际上这本书给我们展现的是在18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帝国殖民扩张的宏大背景下，身为科学家抑或博物学家如何记录发现之地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和鸟兽草木。在当时，发现并展示新物种成了欧洲上流社会的时髦，同时也使得博物学家站在了时代的浪尖上，同样，它也间接促成了博物学的繁荣。从这个大的角度来看，那些精美的图画，便是博物学家为了展示自己的发现请画师或亲自画的科学画，而书中的一个个探险故事，就是博物旅行、博物发现的片段。

　　有着悠久历史的商务印书馆，和博物有着不解之缘。在1920到19440年代，商务印书馆有着丰富的博物学出版经验，涉及辞书、教科书、普及读物、学术名著、图谱手册等众多门类。现在汉译名著里面的达尔文的作品，就是当年流传下来的。

　　作为现代出版，能否重拾博物，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如何从新认识博物学，需要引入新的视角和新的选题眼光。

　　在选题准备方面，我们对著名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中国的户外网站（绿野、磨坊）进行了调研。此外，我们对国外出版社、国内出版品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自然文学是一个专门的学科门类，我们还拜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开出书单。我们要做的是开辟新的选题，获取新的认知。争取达成一个境界：商务的博物系列便是经典。

　　自然是一个大话题，因此，我们不盲目相信推荐，而是对内容进行判断，判断的标准很简单：能否引起大众对自然的讨论、研究与思考。也就是说，不是简单的介绍知识，而是在内容上能否提升到探讨人和自然如何相处。所以，该选题的形成是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渠道同时进行的：

　　一是对专家的书单进行筛选，从而降低大众对博物对大众的认知。

　　二是对豆瓣进行查找，开发本土的年青作者，他们才能引领我们未来的作者方向。因为新的领域需要结合新的力量，这样才能有生命力，出版的图书也能持久。也能形成固定的人群，并实现品牌认知。

　　三是对榜单进行筛选，发掘未开发的选题。比如，我们对《科学美国人》在20世纪末开出的“影响20世纪的100种图书”进行了细致的筛选，先选出和博物类相关的书籍，然后把内容简介和作者简介都翻译出来，再进行探讨。

　　通过筛选，我们确定了现有的出版框架：“自然文库”收录博物新知、博物经典，其标准是能促使人们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如《看不见的森林》、《一平方英寸的寂静》。“自然感悟”发掘国内优秀的博物作品，内容上以文学性、知识性相结合为佳。如《时蔬小话》、《南开花事》。“自然雅趣”以精致的开本和精巧的形式，展示自然博物之精妙，展示博物者的实践。如《怎样看到鹿》、《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自然观察”面向青少年的博物，关系到我们的未来，也关系到产品线的生命力，因此引进日本或中国台湾的优秀博物科普作品。如《自然老师没教的事》、《爸妈必修的自然课》。

　　要创造出一个品牌，除了不断有好书出现外，还要让读者有期待，要了解他们的需求，要有针对性的出版。如何接触读者，仅通过网络留言或评论是不够的，你要到他们中间去才能获取最真实的想法。作为一个出版机构，除了微博微信的渠道外，还需要有线下活动，通过活动，可以发现读者群在哪里，他们对于你的选题或图书的看法是怎样的。

　　因此，当我们有了一批作译者队伍时，讲座是进行沟通的最好形式。因此，我们计划在涵芬楼举办一个月一期的“博物文化”讲座。为此，和豆瓣的团体“自然笔记”合作，由出版社提供场地、提供创意，将我们的理念通过专家的讲座，通过自然笔记的渠道直接传递到读者。这种借力的形式，可以让我们在短期内获得有针对性的关注，也为我们的自然文库品牌打下一个基础量。

　　因为博物是一种知识和行动相结合的文化，所以它提倡实践，所以如何在讲座中突出实践的特点，便是“博物文化”讲座与一般讲座的不同之处。一般是就一个题目，专家讲和践行者分享相结合。此外，还增加了自然礼品的交换环节。植物标本、饲养的小动物、自然收集物（一块石头、一个精巧的鸟窝、各种球果）都为讲座增加了博物学的要素。至此，讲座摆脱了高高在上的形式，变得更接地气，沟通也变得顺畅方便。

　　此外，读书会及自然探索活动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在不定期参加读书会外，还联合博物团体结合讲座推出博物书单，逐渐树立权威，以获得认同。

　　博物需要实践，需要走到自然中，是一个知行合一的项目，因此，在时机成熟时，我们还推出结合书本知识的自然探索活动。同时在活动中发现新的作者，抑或新的方向或选题。

　　有了品牌，有了认知，有了粉丝，这样的一个产品线才有活力和生命力。出版无止境，探索也无止境。自然博物类，还有还多领域等着我们开发……

　　针对性的编辑工作提升图书可读性

■叶 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44：腾冲之围》以及它的前篇《1944：松山战役笔记》这两本书或者说这个系列（还有一本正在创作中的《1944：龙陵会战》，可以统称为“滇西抗战三部曲”）为什么得到很多人的关注？

　　首先是有一个大环境。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叙述，和若干年前相比，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对它的性质和作用有新的评价，这是它们顺利出版并得到各种排行榜关注的首要条件。在这样的前提下，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抗战正面战场的著作，但总体上说，和漫长、曲折、丰富的抗战历史相比，关于抗战正面战场的文本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从我国台湾拿过来了一些，大陆方面也有人在写，但总体来说，作品不多，特别是好的作品不多，分量不够，深度不够。有价值的作品一出版就可能得到关注。

　　第二点是关于作品的具体类型。这几本书是战史类的作品，有专门的读者群，很多一般的人不会去关心里面的事情。它很细，甚至很琐碎，从组织方式上来说，如果一般的作品这样写，可能会有问题，但是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在战史读者群里可能成为一个优势，这些读者读过国外同类的著作，会形成自己的评判标准，对他们来说，这类书应该有什么样的面目，需要作特别的考虑。

　　另一方面，战败的日本有很多关于战争的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老兵在战后以某种建制为组织基础撰写的战史类著作，这些作品以战时日记等各种资料为基础，还原该建制部队的战史，往往写得很细，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在日本的公共书店中，很容易得到这类作品，有些大型书店中，还会有战史类作品的专架。日本的读者可以从这样具体的、丰富的材料中了解战争，并且依此构建他们的战争史观。在公众读物的层面上，我们缺少这样的作品。

　　在编辑工作中，《1944：松山战役笔记》第一次拿来的时候，完全是现在流行的纪实文学的面貌，虽然书稿中用了很多的材料，但这些材料从哪里来的？是否符合标准？并不清晰。编辑就跟作者商量，能否把所有的材料标出出处。对很多书来说，这是很基本的要求，但是在那个领域里面，少有这样的做法。其实这个工作作者已经做了，但没有用某种方式呈现出来。我们给作者提了建议，他愿意接受。书出来之后，很多读者提到这一点，包括序言作者也说，关于抗日战争的这类作品有这么多注释、这么多参考资料的，不太多见。

　　而《1944：腾冲之围》组织了很多微观材料，非战史读者看起来可能感觉枯燥。一些资深编辑也有同感，我们跟作者对此有过一些交流。但是作者很坚持：做的就是微观战史，就是要做到这个份上。他实际上很清楚做到什么程度，可以获得自己读者的认可，也可以达到自己心中的标杆。这样的坚持应该理解和尊重，但为了尽可能增强“可读性”，让读者在大量的材料中能找到比较清晰的眉目，我们试图做了一些调整。书稿后面原来附有很多地图，是在原来的作战地图的基础上，请专业的绘图人员重新制作的，质量上乘，也非常有价值，但它只是作为附录而存在，我们建议把图和文关联起来，这样读者看的时候，就会知道，正在进行的战斗在全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战线的推移是什么样的状况等等。为了更方便读者使用，我们和作者商量，专门做成一个小图册，这样看文字的时候，可以拿着图册进行对照，而不必来回翻动数百页的篇幅查看书后地图。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表明，在常规的编辑工作之外，也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做相应的有针对性的编辑工作，以进一步提高图书的接受度和效能。

　　大胆尝试出版新方向

■尹 然（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年人美社有很多好书上榜获奖：《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获2014年中国好书。《儿童艺术博物馆：和孩子一起欣赏世界名画》获腾讯网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联合举办的2014腾讯·商报“华文好书”十大童书。《极简中国书法史》获2015中国好书。连环画出版社的《妈妈，为什么？》获新京报十大好书。《挣扎》上榜2014年十月中版好书榜。近期，又有两本好书《沈鹏谈书法》、《中国民族工业设计100年》登上2015年第二期中版好书榜。这其中部分图书有我的参与，但更多是其他同仁的成绩。

　　我们发现，人美社上榜好书听名字大多是不需要专业背景的读者即可以阅读的有关于艺术的书，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皆是“开卷有益”。再更进一步，虽都是畅销好书，但看具体内容，他们也还站在美术的圈里，并没有走远。

　　人美社多年以来都是一个以出版传统艺术和经典美术的老出版社形象，出版物多以画册、绘画技法、艺术理论书为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社的辉煌随着进入新时期，仿佛有一点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多年来我们守着丰富的资源好像一个主妇面对着琳琅的食材不知从何下手，一番厨房里的折腾，端出来的总不外乎毫无特色的稀松菜式。和焦急的厨娘同样，我们多么希望自己瞬间可以拥有厨神般的手艺，吸引众多的亲朋好友。厨艺需要学习和实践，出版的新方向更需要思路的开阔和大胆的尝试，近些年人美社在社领导的带领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改革，科学调整工作部门，合理安排编辑岗位，优化选题结构，拓宽出版范围，出版社的良好工作氛围被彻底地调动起来。出现了一批有理想、有觉悟、有干劲的编辑。我们认识到美术应该不是小众的出版，在当下社会的进程中，美术已成为提升大众审美和文化修养的必备需求，以上这些书的选题正是据此确立展开的。

　　在这些获奖书中，有传统的再开发，有新方向的新拓展，除此，人美社还有很多好书，他们都打破了以往我们的传统出版框架和范围，因为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艺术是包罗万象的，是开放的，是丰富的，它是专业的但也属于非专业，它是经典的但也该是通俗的。回想1951年人美建社，美育其实是我们一直肩负的文化使命，今天，这个使命更加艰巨。我们也越加明确未来的路：植根于美术，深耕传统，开拓流行，美术出版要掉回头去为大众服务。

　　编辑要展现别人的好

■李瑞虹（华文出版社）

　　说到编辑心得，我在多年的图书编辑工作的积累中，内心的确是有一些坚持。我也正是凭着这些坚持在做每一本书。这些坚持就是一直存在我头脑中、心底里的、潜在的编辑理念。

　　首先，编辑是应该有专业的。

　　从毕业走出校门，从事编辑这一职业已有近7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新手入门的阶段，经历了不断摸索、成长，逐渐熟悉这个行业的过程。对编辑这一职业，我逐渐有了一些理解与看法。这些想法支持我在这个职业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努力，再努力。

　　在我看来，编辑是一个需要专业方向的职业，就像学术领域的研究人员一样。编辑工作，与读书相似，总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根据个人的优劣势确定方向的。我们常说编辑是杂家，需要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因为接触到的书稿可能涉及各个领域，天文地理、人文科学，这种内容的不确定就要求编辑要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去应对。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书稿的内容，才能了解书稿的气质，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设计出最佳的出版路线。这是编辑工作的基本。

　　这种杂家的状态是一种可以在工作中逐渐培养、逐渐形成的编辑的共性。但编辑并不只是有共性，还应有每个人的个性，而个性的形成就离不开专业二字。编辑应该有自己的专业，有自己的方向。就像读硕士、博士，入学伊始就会在导师的引导下确定专业方向。对于编辑而言，也需要这样的方向确定，这种方向的确定也像是一种职业规划。唯有如此，才能对自己策划的图书有宏观的掌控。

　　但编辑的专业方向并不一定是对学校专业的延续，而是在编辑工作中逐步形成的图书策划风格。以我为例，如果依照学校的专业，我现在做的应该是宗教学方面的选题，但现在我侧重的却是历史叙述、人物传记。

　　其实，学校时的专业积累就像一个敲门砖，它可以扩展编辑的选题策划思路。同时，在学习中养成的探索根源的习惯也可以帮助编辑专注于某一领域。对我来说，这种方向的确定为实际的编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其一，找选题时是有目标的。目标明确，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二，编辑职业是有连续性的，方向相对一致的经验积累不断稳固个人的业务能力储备，并能在稳固的基础上不断找到新的出发点。这样可以避免出现过了今年不知道明年该做什么的窘态。我从事编辑职业的近7年中，选题方向基本保持了一致。这让我的工作积累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例如《斯大林传》、《黄埔军校年谱长编》，《甲午战争十二讲》等等。

　　其次，好编辑是要不断修行的。前面提到编辑的个性形成与专业有关，除此之外，还与编辑个人的修行有关。即便定了方向，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之后，编辑还是需要借助两方面的平台来实现个人的修行。第一是个人主观，第二是集体的平台。之所以把个人主观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平台搭建的再好，但是个人主观不够，也是枉然。

　　再次，编辑应有理想主义。编辑做书是要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一本书是否做，第一考虑的是内容是不是好，是否能为大家带来正面的能量。例如，《父亲：一次发行父爱的旅行》以一种我们不熟悉的观点来看待具有先天性认知障碍的人。我们习惯对这样的人持一种同情怜悯的感情，希望我们对他们施以我们认为是合适且必要的帮助。但该书却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施以援手；当他们希望自立时，给他们足够的自由。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同时，该书又以完全不同的视角来诠释父亲之爱。父亲对孩子的爱也不再是我们固有概念中的那样，而是经历了期待、失望、逃避，经历了试图改造孩子达到自己的期望的挣扎。结果，在一次旅行中父亲的观念发生了逆转，儿子毫无条件的爱最终让这位父亲重新发现了父爱的真谛。这本书讲述的是作者的真实经历，是感人的，但行文之间又感受不到家有智障孩子的那种悲哀，有的都是浓浓的亲情和暖暖的爱意，以及由患有先天性认知障碍的儿子扎克身上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热爱，那种积极的力量会感染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人。其中还不时出现几段父子之间的小幽默。该书能够获得大家的肯定，译者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潺潺流水般的译文中，作为编辑的我读懂了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正是理解了作者的意图，我才能很好地把握书稿的气质。如果总结该书的经验，以下四点是我很有感触的：其一，选好的内容；其二，找个好译者，价钱高一点没关系；其三，把握好选题风格；其四，带着心去为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