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颜务林（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馆长） 

　　□采访人：任志茜（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是家多馆合一的图书馆，集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鄞州区图书馆、宁波市第二图书馆、宁波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宁波市数字图书馆、宁波市红领巾图书馆等多馆功能与属性于一身，打破了国内把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需求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进行资源建设和服务的开展。

　　这一做法取得了极大成效，从该馆的资源使用率来看，该馆藏书120万册，每年借出图书超出250万册，平均每本书每年借阅2次以上，远超同类图书馆的借阅指数；该馆的文献传递，在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简称NSTL）平台上，文献使用率排第一位，连续四年荣获一等奖。

　　当图书馆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市民利用好这一资源，进行自我素养的提高，何愁城市文化建设做不好呢？为此，本报特别采访了该馆馆长颜务林，他是一位低调的馆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搜遍网络，只见其馆其事，不见其人。这一次，我们请他从他的职业经历谈起。

　　□网络上关于贵馆的介绍很多，但关于您的资料很少，能否介绍一下自己，是何种因缘成为图书馆人的？

　　■我1983年毕业于浙江林学院（现为浙江农林大学），留校从事图书馆工作，直到2012年离开浙江农林大学图书馆，担任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馆长。期间1984年至1985年受学校委派，到兰州大学参加“第三期图书馆专业干部进修班”，完整系统地学习图书馆专业知识后，再回到林学院图书馆工作。

　　回顾我在浙江林学院图书馆工作的二十年，职业生涯还算平稳，有两点值得总结：其一，我几乎在图书馆每一个岗位都工作过。从阅览室的借阅流通到文献采访，图书分类编目，尤其西文书的编目，以及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管理，还做过馆长办公室秘书；担任学校检索课教学，这也是我最喜欢较擅长的工作。其二，我几乎做过图书馆每一级别的工作，从图书馆最基层的岗位一级一级、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做上来，从普通馆员到部门的副主任、部门主任、馆长助理、副馆长，最后是馆长。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谁对您影响最大？

　　■我成为图书馆人有重要的时代背景。1980年代初，图书馆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经过“文革”，百废待兴，最突出的问题是人才的匮乏。当时各大学挑选本校的优秀毕业生，进入图书馆工作，充实图书馆专业化队伍；同时，由教育部指定包括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兰大等全国十所大学承担“图书馆专业干部进修班”的任务，培训非图书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此举措大大改善了中国高校图书馆人员专业化结构，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这一培训自1981年开始实施，一直到1980年代末结束，我读的时候是第三届。可以说，兰州大学进修班任课老师，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的恩师包括潘寅生、邵国秀、周丕贤、安邦建、张莎丽等专家学者，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

　　恩师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潘寅生，他对我的影响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把图书馆事业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研究，图书馆学是文化社会大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研究图书馆内部工作的学科；第二，图书馆最本质的东西是“阅读+共享”，图书馆与藏书楼不同，藏书楼重藏轻用，图书馆重使用，除了图书馆的文献每个读者都可以共享，馆与馆之间共享，即馆际互借也很重要；第三，强调图书馆事业网络的建设。虽然现在图书馆学因时代的进步有所发展，但本质没有变化。

　　潘寅生除了在兰州大学担任图书馆学教授外，还长期担任甘肃省图书馆馆长、以及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因此，他本人及他所经营的图书馆在当地社会的地位，是所有图书馆人的标杆。

　　□您理想中的图书馆是怎样的？

　　■我理想中的图书馆，用朴素话讲就是：读者喜欢的图书馆，人气很旺的图书馆，没有门槛的图书馆，非常人性化的图书馆。当然，图书馆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发展变化过程，从过去藏书楼到现在的阅读中心，未来的知识公园、学习中心、交流中心，图书馆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人类理性的精神家园。

　　□相应地，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图书馆，什么样的馆员才是合格的？

　　■传统图书馆要借助互联网工具，应用“图书馆+”的概念，把图书馆看成一个平台，加上各种各样的单元，使图书馆的外延不断扩大，图书馆的服务得以不断丰富。用这样的思想，可以去整合各种各样的资源，尤其借助社会资源，来发展和提升图书馆事业。这方面，我们图书馆有很好的实践，包括我们引进“鄞州区地质宝藏博物馆”、“红牡丹书画国际交流社”、以及我们馆“阅读沙龙”项目与“鑫目律师事务所”、“鄞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等机构的合作。

　　在“互联网+”的时代，一个合格的馆员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忠诚于图书馆事业，这需要有点传教士的情怀；第二，要具有系统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第三，要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图书馆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机构，他需要馆员经常外联。

　　□“图书馆走出去”的工作，是否有经验可分享？

　　■当今社会需要的不是一个图书馆，而是一个遍布市民身边的图书馆网络。从国际上来看，无论是城市图书馆还是学校图书馆，都要办好图书馆群落；此外，还需要城市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图书馆作好“领头羊”，走出图书馆办图书馆，建立遍布市民身边的图书馆群。

　　我们馆走出图书馆办图书馆，有三项举措，第一，建联盟，把社区、企业、乡镇、农村、学校、寺庙、部队等社会各行各业大小小的图书馆，构成一个联盟，我们以中心馆为核心，带动周围数量庞大的图书馆为市民服务，从而为整个城市服务。第二，办好数字图书馆；第三，把服务项目送到社会上，由原来办好一个图书馆办好一群图书馆，使图书馆的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贵馆在纸质图书资源建设上是零副本，这一做法是从哪年开始的？

　　■自建馆始就是零复本，因为可以确保图书品种。后来随图书馆发展做了适当调整，文学类、少儿类图书适当增加复本。当馆藏与服务读者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通过“读者荐购”的方式适当增加复本。

　　大陆图书馆“高复本”的做法在国际上是独一无二的，我认为这是图书馆的一个陋习，“多复本”不是图书馆需要，是馆员需要。图书馆许多工作，采访、分类、编目和上架都和图书品种成正比，而不是和册数成正比。在我看来，大陆图书馆只要做好“读者荐购”这一措施配套，“零复本”应该行得通。目前“零复本”这种模式，最大的优势是让我们的资源和服务最大化，但是否达到极致呢，我认为还没有达到。

　　□贵馆现在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的经费比例是多少？

　　■1：1，这比较符合实际的需要。一方面电子资源很重要，另一方面纸质资源仍然没有过时，想要系统地阅读一本书，读者还是更乐意选择纸质文献。当然，查询期刊文献、信息资料时，读者还是以电子文献为主。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两者需求基本持平。

　　（傅卫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