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与读者一起捍卫好书的尊严

1月7日，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与腾讯网联合发起的腾讯·商报“华文好书”颁奖典礼在北京成功举办，现场大腕云集，文学星光熠熠。贾平凹、阿来、格非、周国平、虹影、徐泽臣、庞贝等一干知名作家榜上有名，并出席领奖。获奖作家的妙语连珠引现场读者或大笑，或深思，气氛热烈活泼。

　　颁奖典礼后，我们对部分获奖作家如阿来、周国平等进行了独家专访。此外，我们撷取部分获奖作家如贾平凹、虹影的获奖辞，以及因故未到现场的获奖者陈丹青和张新颖的获奖感言，一并在本期呈现。

　　我们同时希冀腾讯·商报“华文好书”在记录时代变迁和阅读推广的进程中，成为有影响力、有公信力和有担当的阅读推广品牌，推动全民阅读，营造书香社会。

　　（排名不分先后）

　　周国平：对批评我的人，我不理

　　■受访人：周国平（作家）

　　□采访人：代金凤（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1月7日下午，周国平准时出现在2014腾讯·商报“华文好书”颁奖典礼现场，神色一贯的严谨而温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的哲学》荣登“华文好书”生活类十大好书榜。

　　在发表颁奖感言时，周国平自称与各种奖项缘分浅薄，但《幸福的哲学》意义早已超脱于奖项之外。这本书缘起于他受邀讲座的系统整理，从录音到文字，改变的不止是呈现形态和载体，更是作者精神仓库的自我更新。聊起此次获奖，周国平难掩欣喜，因为自己一直以来的认真得到了众人的肯定，这粒思想的种子，以后会播得更远。

　　从会场到休息室的十几米路途，周国平屡屡被读者围住要求签名，虽然周国平坦言说自己从未想过用写作去解决别人的问题，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但“周国平”三个字，显然已成为读者心中的人生指南。

　　□恭喜获奖！如果让您总结2014年的话，您会说什么？

　　■我个人的话，2014还是阅读和写作，我写的不多，读书还是很多的。和属于支出的写作相比，我越来越觉得读书是快乐的事，因为一直在收入。就中国而言，她还是一个冉冉上升的状态，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现在是年轻人最好的时代吗？

　　■起码比我们那个时代好，现在年轻人有自由。我们那个时候选择职业没自由，发表思想没自由，现在年轻人这些基本自由是有的。

　　□那您觉得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什么？

　　■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中国社会最缺这两样：法治和信仰。这也是由中国文化传统的原因所致，也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的障碍。

　　□我希望您能谈谈教育，您在《幸福的哲学》中最后一部分就教育问题展开了漫谈。您能谈谈中国的亲子关系吗？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之所以有矛盾，最根本的原因是父母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社会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这种情况很普遍。

　　□您不为父母代言？

　　■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爱是要有品格的，并不是说你出于对孩子的爱，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父母对孩子的爱不能仅仅是物质上的关爱，最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关爱，家长要让孩子具备自己去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的能力，这对他一辈子是有意义的。

　　□您怎么定义幸福？

　　■你对你的生活基本是满意的，你就可以用幸福这个词。幸福的第一条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当然，还能养活自己；另外一条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让他们也感到快乐。做到这两条就够了。

　　□您如何面对读者质疑，比如有的说您的语录和哲思是心灵鸡汤，对此怎么回应？

　　■我不理他们。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你的读者一定是和你有共鸣、和你素质心灵比较相近的，所以我不强求。我也不在乎你说这是心灵鸡汤，像《读者》杂志上那些心灵鸡汤，是可以大量复制的，因为它们所用的词汇和结构都是非常相似的，一个小故事生发一个小感悟，然后总结出一个小哲理。但你看我的书是这样的吗？一个人，自己不能骗自己。

　　□其实这也是您提到的，写作者的立场是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个作者只有先认同了自己，读者才可能会认同你？

　　■自己对自己要诚实。你写的每一篇作品，都要是可以放到你的精神仓库里去的。

　　□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的选书标准是什么？

　　■我主要是读经典。我一个时期会列一个时期的读书计划，比如说这几年特别多地读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历史、文学类的作品。另外可能就是随便翻翻了，书觉得好，就会读下去。

　　□您最近在读什么？

　　■美国作者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的种种》，这本书放在我的床头好多年了。

　　阿来：站在人类的角度去想问题，才能找到真相

　　■受访人：阿来（作家）□采访人：贾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是作家阿来十几次深入藏地、翻阅数百万字史料、积五年之力的力作，被称为“2014年最重要的非虚构作品”。《瞻对》获得“华文好书”奖，毫无悬念，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尘埃落定”。

　　在为《瞻对》颁奖时，主持人曾隐晦地提到它曾经历的一次“小波动”，但在接受采访时，阿来对“三问鲁迅文学奖”这一发言毫不讳言。这种批评的责任意识，在阿来的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选择民族文化作为写作内容，亦是作家责任的担当。通过他的作品，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藏区内部的文化多样性，理解文明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冲击。站在人类的角度去想问题，你才能找到真相。这是阿来看世界的方式，也是他的创作立场。

　　以写作减少民族间的文化冲突

　　□恭喜《瞻对》获奖。评论家李敬泽对您有一个评价说，在《瞻对》面世之前，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这本书问世之后，您成了一位“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对此您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我是一直反对过于细分中国的“民族”这一说法的，正是这种过于细分，过于强调“我和你不一样”，造成了中国今天很多的民族问题。所以，不要老是讲我和你不一样。我想他讲的民族和我讲的民族，应该都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一个国家如何尽量减少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课题。虽然我们文化不一样，血统上也有差异，但怎样消除这种差别带来的隔阂和疏离，真正成为亲密无间的一家人，这个道路还很长。我所有的作品，其实都程度不同地谈了这个问题。而且虽然我写的是历史题材，但对于当下有着直接的针对性，看历史上这些问题怎么发生，怎么处理，今天是可以借鉴的。

　　□超越自己民族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华裔历史学家，有人问他，为什么你到了美国，能做出比在大陆的同时代人更高的成就？他回答说，到了国外，突然意识到人有不同的维度。在中国，我们一直强调集体,强调我们属于国和族；其实，还有一个维度是个人；同时又有一个比国更大的维度，那就是人类。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看待一件事的时候，就有了三个不同的角度。尤其是很多时候，只有站在人类的角度，你才能把事情看清楚。

　　将纪实作品进行到底

　　□立场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民族之间如何尽量避免误读？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专栏的原因（2015年在腾讯《大家》开设专栏），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一个民族的内部，也是有多样性的。我会写一些考察行记谈这种民族内的差异性，比如《武威记》、《平武记》、《山南记》、《丽江记》等等，大概会写一年，12篇。

　　□不是以小说的方式，而是写纪实作品？

　　■虽然我更擅长讲故事，但形式还是要由内容决定。在写《瞻对》的时候，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用小说，大家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的，不真实，另外，更高级的读者会从美学的观念来看小说，反而疏忽内容和观念。但其实，历史和现实都比想像复杂。

　　　□您会以什么样的立场来写？

　　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预设立场，而且大部分读者都会有一个国族概念的认同，如果你写的东西不符合他的预设，他就要骂人了。汉族的读者会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写；藏族的读者也会说，你是藏族人，怎么可以站到汉族的立场去写东西；我说，我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说的，我的写作早就突破了所谓“少数民族写作”的思维方式和路数。但所有的这些反应，都是我预见得到的，我知道它必然会发生。

　　□在中国，像您这样能够站在民族文化互通角度的写作者，应该并不多？

　　■非常少。

　　□是否会感觉自己负担了一种重大的责任？

　　■我没有觉得责任有多大，一个人写作到一定程度，有些责任自然而然就担起来了。对现在很多年轻作者来说，写作就是一种艺术活动，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但写作就是这样，当它一步一步把你引向深入的时候，最终你会意识到，有些责任是你想逃避都逃避不了的，那我们就承担下来了。

　　为什么中国的文学奖很难让作家爆红

　　□2014年，您对鲁迅文学奖授奖结果提出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网民几乎是一边倒的响应。

　　■因为提出那些问题并不是为我自己，文学奖的意义在于向读者推荐最好的东西，但它变形了。我的劳动被官僚主义的形式湮没，造成的不仅是对我一个人的伤害。这个奖我没有得，我说的时候已经公布了，就算说再多也不可能得，甚至将来也没有可能了，但真实情况一定要公诸于众。我不是一个特别激烈的人，也不是要发泄什么，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唤起评论者、读者去关注。

　　□像国外的文学奖，每年都能推红一部书或一位作者，但为什么中国看起来很难？

　　■文学上必然存在不同的流派和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忠诚于自己的文学观，没有问题，但现在大多是各种关系和利益的调和。尤其是官方的文学奖，如果滥用职权就是腐败。

　　□关于当今社会很多的负面现象，有人认为这是信仰缺失的表现，您怎么看？

　　■我读过很多佛经，现在每天早上还是会像做功课一样地读，但我觉得它仅仅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论。现在我们缺少的并不是信仰，而是一些最基本的道德伦理、最基本的规范，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不能苛责老百姓。

庞贝：《无尽藏》“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受访人：庞贝（作家、编剧、翻译）　

　　□采访人：潘启雯（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庞贝为“华文好书”准备的获奖辞标题是“为了一种新小说”，从其获奖小说《无尽藏》（作家出版社出版）也能看得出来他的写作野心。很多年前，美国人发出了“小说已死”的预言，假如要给这门艺术以存活的尊严，他认为作家们就不应放弃拓展其美学空间的努力，就应偶尔重温一下法国新小说派当年那个宣言：为了一种新小说。

　　□《无尽藏》颁奖词中有“想象奇诡”这样的评语，你本人有怎样的创作心得？

　　■“华文好书”文学类榜单是以昆德拉最新小说作品领衔，而昆德拉无疑是为诺奖所忽略的大师，属于这个系列的大师还有普鲁斯特、乔伊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艾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是时间小说的大师，而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艾柯的给我以空间小说的启示。评论家说《无尽藏》是博尔赫斯式的小说，确切来说，这是一部具有原创意义的“空间小说”。

　　空间小说本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愿景，而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背景中，空间概念却是一个明确的存在。《儒林外史》的末卷便是一个空间叙事的文本。而《儒林外史》和《无尽藏》都是写古代的南京。这确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和“有意味的空间”。从空间迷宫演化为时间迷宫，这当然可说是“想象奇诡”。“小说已死”，假如我们要给小说这门艺术以存活的尊严，我们就不应放弃拓展其美学空间的努力。

　　□评论界说，这是一部少有的文化小说，那么，这是你的一种自觉的追求吗？

　　■当今作家总被指责没文化，那么文化在哪里？当代小说如何与传统文化资源接轨？《无尽藏》2014年初首发，至今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说，“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无尽藏》是以《韩熙载夜宴图》为题材，这幅名画是“禁宫里的文物”；《无尽藏》是以江南古典园林为意境，江南园林是“大地上的遗产”；《无尽藏》叙事语言之典雅广受好评，这正是“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无尽藏》可谓是一鸣惊人，这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吗？

　　■这个问题只有时间能回答，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作品若干年后还会有人读。一本书要么是精品，要么是垃圾，要么是平庸之作。平庸之作其实也是有害的，这便是对好书的挤压和遮蔽。因此，对于自律的作家来说，少写当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值得重读的书才是值得写作的书，这其实也是卡尔维诺对于经典的定义。

徐则臣：年轻人应该闯荡，但不能太任性

徐则臣凭借《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获“华文好书”文学类十大好书奖，这部长达509页的长篇小说，观照着70后一代人独特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疑难，探索他们进入中年之后的心路历程，而漂泊、逃离、不甘、迷失的精神难题几乎又使每代人感同身受。

　　■受访人：徐则臣（作家）　

　　□采访人：陈思 包雅茹（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耶路撒冷是让我们内心安妥的精神去向

　　□《耶路撒冷》书名的用意是什么？

　　■我把耶路撒冷做了一个泛指，因为它原本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圣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话是不对的。商人信仰钱，这个不是信仰吗？“我写好的作品”同样也是信仰。信仰是一个中性词，不应该一味地把它拔高，变得凡人不可触及。在这点上，耶路撒冷是一个精神象征，是某种理想主义，能让我们内心安妥的一个精神去向。

　　《耶路撒冷》这部作品，我写的时间很长。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忙，同时写作难度也大。既要写当下，另外我一直想找到这一代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小说这个文体与当下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比如我用奇数章的结构来对应我所认识的相对透明的、快捷的、共识性的世界图景。

　　□碎片化阅读时代，会对你的创作产生影响吗？

　　■作家的步调肯定不能跟时代同步，可能会慢半拍，或者快半拍，而且我们也没法判断。一个作家能判断的，首先是遵从自己对文学、对世界的认识，忠直地表达自己内心，认真表达自己感受到的东西。闯荡“北上广”对有些人是灾难

　　□你是北漂吗？你之前在上海作协，为何后来到北京发展？

　　■其实我一直待在北京，从2005年在北大念完研究生以后，直接去了《人民文学》，即使我在上海那段时间，也一直在《人民文学》工作。不过，在上海待了两三年以后，我还是回了北京，因为我对北方很熟悉，但对上海可能有点水土不服。即使这样，我依然非常感谢上海，比如在《耶路撒冷》里，我写了有关上海的很多内容。

　　□那你怎么看北漂？

　　年轻人应该闯荡，但不应该无节制、无限制地闯荡下去。比如你成家立业了，要对自己有一个基本判断，北上广有机会，但不是说机会每个人都可能有，有些机会对别人是机会，对你来说可能就是灾难。如果觉得一直过下去没有那么多机会，就该当机立断。“曲线救国”未必意味着退缩和妥协，挺直腰杆回去，这同样是一个更明白、能屈能伸的英雄。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说，燕郊有人每天凌晨四五点钟爬起来挤公交，坐两个小时的车到北京来工作。我觉得有些生活值得过，有些生活不值得过，我们不能说因为年轻，所有生活就值得过。这种说法是掩耳盗铃，不负责任的。

　　□在北京有否客居的感觉？

　　■我一直认为我客居北京，但后来发现我也客居在老家。不管在哪儿我都是局外人、异乡人，都是漂泊在路上的人，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过去觉得“此心安处是吾乡”，现在发现没有地方能让你心安，那就只好“心不安处，也是吾乡”。

　　□作为70后，你会给90后些建议吗？

　　■人这辈子，有的错误必须要犯，父母长辈跟你说没用，就算拿着教科书去生活都没用，该犯的时候还会去犯。人生最关键的那些问题，需要自己一步步走，只有头撞在南墙上，才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这么多年，上一辈人给过我很多忠告，现在回头想起来，真的觉得没有几条用得上，另外我也没觉得我避免了什么错误。

　　当然，到了一定年龄该收就得收，当你有足够的阅历和反思错误的能力，就不能再任性。年轻时候任性是一个好汉，年老了你还任性就是一个无赖。

获奖感言

贾平凹：作家不写作是不务正业

首先要感谢“华文好书”奖能给《老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寒冷的冬天来北京参加这个活动，评委选择我这本书，是对我过去一段时间的认可，也是我的一种释然。如同一个瓜农辛苦种了一些西瓜，买瓜的人说你的瓜不错，我就没亏这长瓜的土地，也没有亏这一年的劳作，然后就去种来年的西瓜了。

　　热爱写作，写作就要不厌烦，如同我们从不会厌烦吃饭。作家就是写作品，除此之外就是不务正业，在我还能写的时候，多写些，尽量让读者认可，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以前我说过，鱼的坟墓在人的肚腹，我的毁誉在人间，这句话言犹在耳。再次感谢这个奖的鼓励，感谢我的读者，祝福大家在新一年里，我好，你也好，你们好了，我更好。祝大家一切顺利，顺利的顺。

格非：从小说中寻找中国社会变化

感谢“华文好书”奖把奖给我，我想借此谈谈我写《雪隐鹭鸶》（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动机。

　　公元前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以老子、孔子为代表，在印度有佛祖，在西方世界有苏格拉底的理性。这样的时代延续了几千年，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以后，西方社会首先出现了对上帝，以及对理性的强烈批判和质疑。

　　时代面临瓦解和终结，中国又怎样呢？我们知道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提出质疑和批判的，最重要的大师是鲁迅，鲁迅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伦理进行质疑和批判，可能是因为西方学术的传统。

　　现在很多人开始从中国自身内部的运动和变化中寻找原因，比如说开始把追究的目光投向清代，目光聚集到比如说戴震这样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变化。但很少有人考虑中国小说的变化，特别是从《金瓶梅》，从《水浒传》、《金瓶梅》到《红楼梦》这样一个线索来讨论整个中国社会，因此，这是我写《雪隐鹭鸶》的大致想法。

虹影：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得的第一个奖

我首先要谢谢我的出版人、蒲公英图书馆的总编辑颜小鹂，如果不是她，这本书不会出得这么漂亮，她花大价钱请英国的插图师做了漂亮的插图，我必须谢谢她。第二，我要谢谢我的女儿，因为如果不是她那么爱听故事，让我重新回到我的童年，可能就不会有这本书。我出生在上世纪大饥荒的年代，家在长江南部重庆地区的一个贫民窟，虽然很穷，但那个地方有故事，人们会讲很多流传在长江流域的魔法、巫术和神话故事，所以当我的女儿问有没有妈妈你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跟她讲了《奥当女孩》（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我要谢谢腾讯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因为这是我写作三十多年来，写了几十本书之后，第一次在中国得的第一个奖，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和安慰。原创童书在中国并不丰饶，我希望更多的作家，写成人小说的作家也来写儿童的书。

　　儿童书跟成人书有什么区别呢，只有两点。第一是你得想象，第二是你必须写魔法，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快乐。如果生活中没有文学，没有故事，没有让孩子们宽广的思想和想象力进入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也不会有意思。

陈丹青：感谢赏给《无知的游历》一个奖

谢谢腾讯和商报赏给《无知的游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个奖。我还要谢谢《华夏地理》杂志前主编叶南赏我去三国游历的机会，也谢谢他任我随便怎样写，而且不删一字。其中俄罗斯那篇写得比较用力，50后一代是由苏俄文艺喂大的，但凡读过几本书的，都能说出托尔斯泰等等名字，但不知70、80后年轻读者是否有感觉。我到中年才后明白：苏联不是俄罗斯，而俄罗斯弄出一个苏联。这是说来话长的事，我所以结结巴巴写了这篇很长的游记，说到关键处，吞吞吐吐，没讲明白。最近正在读英国人详确记述1917后苏联人民生活的一本书，这书不错，不知道评审家们读过没有

张新颖：感谢自己很“笨”地写了《沈从文的后半生》

《沈从文的后半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出版几个月了，有时候我会翻翻，不期然地产生出一些新的想法，这是非常奇妙的体验。我在写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东西，慢慢地体会到了；写的时候没有明白的事情，会慢慢明白。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是大于写这本书的人的。这是非常好的状态；如果你写了一本书，它和你一样大，或者比你还要小一点，恐怕不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回过头来，我会有点感谢自己这样一个笨的写法，尽量呈现沈从文这个人他的后半生是怎么过来的，至少表面上不那么急着用我自己的想法、观念来解释他、判断他。那样做可能写起来会比较痛快，读起来也会比较痛快；但那样做的话，就存在着把这个人缩小、定型、标签化的危险；限制住了，就丧失了开放性——向更多更深的理解开放。最重要的还是对象本身，要小心翼翼地保护、保存，进而发现、发掘对象本身的丰富性。

　　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没有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观察、他自己的想法，他又如何能够知道要保护、保存什么？他又如何去发现、发掘？他更如何形塑出一个贯通的形象、一个完整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呢？诚然如此；不过我还是想说，这个内在的自我，还是保持、隐约在内含的状态比较好；同时，这个内在的自我更要自始至终保持其开放性，有自我而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不要害怕别人说你没有见解，没有思想。

　　一部长篇的叙事作品——传记应当是这样的，有叙述的激情而节制、内敛，甚至隐藏，叙述饱满而不张狂，才有可能使得叙述本身的意蕴不受伤害。叙述本身可以产生出一个多维的立体空间，叙述者内在的自我应该致力于扩充这个空间，而不是让自我表现的冲动把这个空间压扁。

　　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后半生漫长时间的经历看成一个故事的话，这个故事不是一条单一的线，它是多向度的，立体的，有很多层次叠加融合在一起，读这个故事的人，领会到一层，就能明白一些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还会领会到另外一层。虽然这本书是写完了，但是我明白的过程还没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