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诗性文化》刘士林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版/78.00元
关键词 江南文化 诗性 人文精神
○郭万超
在中华文化庞大的谱系中，人们通常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和典范。但是刘士林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深入研究，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视野重新审视中华文化，在新著《江南诗性文化》中指出：“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文化中才实现了它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以及在现实中获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
江南文化不仅具有审美意义的诗性，还具有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历史功能和现实价值。古代文明十分繁盛的中国只出现过社会化大生产的萌芽，那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此种萌芽发生在哪里？突出代表就是明中叶开始的江南一些地区包括苏州、杭州的丝织业。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是近代文明的前奏和奠基，那么江南文化的繁荣是不是中国近代化萌芽的文化底基？刘士林教授对此指出，中国诗性文化“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化’，另一个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江南诗性文化’”。而最能代表江南文化精神的主体主要包括遗民、流人、山人与学者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追求自由、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江南文化不仅是审美意义上的，而且具有思想解放的功能。以魏晋六朝为主体的江南轴心期奠定了江南文化精神，宗白华先生在评价魏晋六朝时指出，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另一方面，这也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这是由于“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而出现了“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的新思维。
基于对江南文化自由基因的挖掘，刘士林教授指出江南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在于，“它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中华民族的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尽管它主要局限在情感机能方面，不够全面，但毕竟是来自中国文明肌体自身的东西，亦是我们所能设想的最有可能避免抗体反应的文化基因。”
除了以上独特的思想创建，该书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首先，以诗性文化作为新的解释框架，具有学术的开拓意义。诗性文化是刘士林教授的独创理论，他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以诗性智慧为深层结构的文化形态，而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为了凸显江南诗性文化特色，作者引经据典，从中西对比到区域对比等多角度彰显江南诗性文化的独特内涵。就区域文化差异来看，由于江南诗性文化在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上的完整性，其和北方文化圈以及巴蜀等南方区域文化都有明显的区别，北方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诗性文化，江南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诗性文化，作者认为，和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文化的审美功能发育得最好，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它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伦理与审美两种机能的融合。和李泽厚的积淀说有所不同，作者所持的观点是中华民族的审美机能并不是后天积淀的经验产物，而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独立存在的，中国美学研究应该从江南诗性文化开始。
其次，该书从时间、空间和诗境多个维度建构了江南文化的立体透视图景。在书的上篇，把江南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写，从石器时代的江南印痕写到江南轴心期的诗性精神生成再到江南的佛教，洋洋洒洒中，我们看到了江南诗性文化精神的生成、流变、内核及生动细节。作者认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江南地区就形成了发达的女性文化，而江南诗性文化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而江南轴心期则让江南从“野蛮好勇”蜕变成“文质彬彬”。江南诗性文化深刻影响了江南生活方式与江南文化精神，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如果说该书上篇“时间与文脉”和中篇“空间与变迁”展示了江南诗性文化的宏大格局，那么下篇“此在与诗境”则是以日常生活为视角来表现江南的诗性文化。碧螺春的内涵、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怅惘、五亭包子的滋味以及江南人特有的情怀等无不让读者对江南心生向往。
三是用诗性语言表达深刻的学术思想。作者仿佛是一名讲故事的高手，中今中外信手拈来，通过巧妙的谋篇布局，以驾轻就熟的笔法把艰涩的理论通俗化，让读者能够轻松领悟江南诗性文化的真谛，让读者感觉既有趣又有料。江南诗性美，它仿佛是历史长河中随着时间沉淀越发动人的陈年佳酿；江南诗性美，它又是在中华大地广袤的空间中独树一帜的存在；江南诗性美，它还美在一粥一饭的日常生活之间，而这就是作者笔下的江南诗性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