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稍作一个铺垫，从一个较早的记忆谈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同吾先生曾编选一本《诗人喜欢的诗》，邀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我起笔写的是《豹》，这首诗是八十年代刚开始接触西方现代诗时我最早读到的作品之一，作者是里尔克，我读到的应该是冯至先生的翻译，这首诗对我震撼极大，甚至多年后我到法国，还特意去拜访了里尔克写下《豹》的巴黎植物园园。《豹》一度被编辑改为“动物园”，其实当年的巴黎植物园确有动物的区域，因此另一个译者陈敬容先生对编辑改动表达过不满。

虽然现代主义对我们的冲击巨大，但当时我在文章里还是写道：如果非要选一位最喜爱的诗人，我依然倾心于李白。这说明，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经验中，如少君所说，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除了唐诗三百首、蒙学诗教，我还接受了大量民间诗歌与传说的浸润。为此我曾在日本的一次讲座中谈到，童年时，父亲或亲友常会讲些诗歌逸事，比如秦少游苏小妹“斗诗”的张冠李戴故事，和尚与村姑机智对联，虽然未必符合史实，却构成了我们最初的诗学启蒙。这种非正式的“民间诗教”，实质上比课堂教育更深入人心，也形成了我们诗歌的审美底色。

回到少君的诗，很早以前读他的《抒怀》，语言轻盈含蓄，将宏大与细微对照，显现出诗人内心柔软的情怀。借助他人“为山立传，为水写史”的志向，巧妙说出我“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兼以一两声鸟鸣），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末句“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尤为生动，透露出诗人内心的温暖与朴素。整首诗言近意远，以简洁、节制的语言打开，迅速建立起清晰的意象，并巧妙地捕捉微妙的情感波动，对意境的精妙把握达到了唯美的至境。重要的还有诗的形式，篇幅类似于古典绝句，小令。让人喜读易记。我之所以欣赏他近年的写作，尤其是自然主题的诗歌，是因为这类写作契合了我对“五四以来新诗理想形态”的一种期待——不是单纯模仿现代主义的“陌生化”技法，也不是机械追求语言的奇异与稀罕，而是回到诗歌本身，重拾一种能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的美学秩序。既不回避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又不陷入语言自娱的怪圈，呈现出一种久违的诗意。

体现少君这样隽永风格的诗篇，《傍晚》亦尤其醒目，作者巧妙地利用声音与夜色的对比，将抽象的黑暗形象化为墨汁在宣纸上的蔓延，诗中的“我”喊散步的父亲吃饭，“我每喊一声，夜色就被推开推远一点点/喊声一停，夜色又聚集围拢了过来”极富视觉感染力。而父子之间彼此呼应的声音，不仅拉开了夜的距离，更将亲情的温暖生动地体现出来。结尾“父亲的应答声使夜色明亮了一下”，尤其令人回味，

 当下的新诗写作，许多时候过于执迷于破碎与怪异，把通感、悖论、逆转当作标准技艺。这种风格的泛滥，造成了诗歌与大众审美的隔离。读者常常会质疑：“你们写的这些是诗吗？”我们写作者若不能自省，只顾“写得不同”，最终可能只剩自娱自乐。

少君近年来的自然诗歌，在语言、结构与意境上都更趋于一种内敛的诗性美学。他不刻意求奇，但句句有神。他的语言朴素却不粗疏，情感真实而不煽情，篇幅控制得当——我尤为赞赏他的短诗实践。许多作品十几行，甚至十行以内，这种简洁精粹，恰与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暗合。

李少君在创作中形成的美学姿态并非偶然或一时兴起，他不是偶尔写几首自然诗，而是表现出一种持之以恒的稳定性。这种稳定的写作姿态与美学立场，在现代诗歌写作中极为可贵。80年代诗人各有姿态，各有阵地。而今我们常见的，是风格与立场的游移不定。而少君在自然诗领域的持续耕耘，如同他主张的“人诗互证”，他的人、他的气质、他的作品，形成一种自洽的自然诗“诗人格”。

李少君的写作并非复古式的怀旧与模仿，恰恰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创作姿态。他诗中的自然已不再是古人笔下的“田园牧歌”，显然不同于王维那种禅意盎然的“空山”、陶渊明那种清雅闲适的“东篱菊”，更非古代隐逸者眼里未经开发的原生态野渡。他无法也无需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而是立足于当下人与自然之间复杂而细致的互动。具体而言，李少君关注的是生态文明背景下人类如何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修复、呵护和重新塑造我们所处的环境。他诗中所表现的自然，是经过现代人类社会努力干预并优化之后的自然景观，反映出生态意识、环境保护文明及可持续发展的当代理念。这是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艺术回应，与国际社会倡导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精神高度契合。他的诗作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态思想和环境伦理观念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文学呈现。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