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约翰·斯坦贝克动辄三四十万字的那些长篇相比，仅仅五万字的《人鼠之间》堪称惜墨如金，一群美国底层劳工的命运在每个字中辗转沉浮，故事的张力在每句话中冲突对抗，最终造成了智力发育不全而又力大无穷的劳工莱尼死亡，而且是被他视为生活最可靠的后盾乔治所杀。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斯坦贝克这样卓越的小说家却用铜版画式的蚀刻将这个故事讲述得又锋利又丰满，充满冷峻的力量，可谓字字惊心，这里面技巧的高能有经验的读者自可以充分领会。而小说的功能性却体现在“无字之境”，他没有用任何一个字去说明小说的目的性，只是用空白处去充盈着强大而压抑的社会性力量，人人看似生而自由，而无处又不在囚笼之中。

从大量的对白中可以看到，这群劳工各个都有鲜明人格，对生活抱有向往，有人阴刻，有人憨厚，有人精明，有人放荡，打台球、泡酒吧、勾引异性是普遍的嗜好，拥有一块能养兔子养鸡种土豆的地是普遍的梦想——但在愚昧而粗鲁劳工群像的无字地带，读者会慢慢感受到一些惊人的缺失：这帮人怎么没有信仰呢？他们的行事准则一切从好不好玩、有没有好处出发，这便是连宗教都无法覆盖到的美国底层。而在他们的生活追求中，也没有亲人和家庭。这是一个更可怕的缺失，他们如同断线的气球，更加注定了漂浮不定的命运，而唯一的结局，便是在外界的压力下粉身碎骨。

无字地带就是扼住这帮人命运咽喉的那双无形之手。农场主在这部小说从未出场过，劳工们的行为和冲突都不会和他扯上一个字——他却是冷漠的命运主宰，在无字地带竖起了身份和阶层的大棒，这比起法律、权力、财富等高墙来说，才是劳工们不可战胜的主宰，他们甚至无法意识到主宰的存在，更别说去仰望了。他们每日每时的生活便是辗转于女色、酒精、赌博之中，辗转于蝇头小利的争斗之中，没有谁比谁更道德，也没有谁比谁更幸福，用当代中国的话来说就叫“菜鸡互啄”，而更幸福更强大的人置身事外，一言不发。

正因为如此，傻子莱尼才成为了读者的移情对象——因为他傻，他连最低级的心机都运用不了，在处处都是小恶小污的世界里，他热爱兔子热爱老鼠远胜热爱人类，露出了人性中唯一那么一点可爱来。

更绝妙的是，作为傻子他又力大无穷，当哥哥的乔治最大的任务便是提醒他管好自己的身体，不能动手。这个设置其实是作品中最值得称道的道德倾向，甚至对这个故事的走向生出期待：这对兄弟应该能幸福，傻子也许能像阿甘那样照亮阴暗污浊的美国底层世界。

但熟悉斯坦贝克的读者会明白这完全不可能，斯坦贝克笔下的命运就是命运，如果个人能够抵抗就算不上是命运了。命运就是被无字地带的无形力量主宰的，而不是靠幻想靠巧合去解脱的，更不是个体能抗拒的。这本来是一群让人生不起同情心的劳工，因为他们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命苦，也不会向天呼告，只要能摇骰子、看女人就能一天天一边诅咒贫穷一边快活下去。但因为莱尼的简单，也因为莱尼和他们命运相连，读者不得不与他们的处境共鸣。

菲尔斯基在《文学之用》里曾断言，“认识于语言及其文化表征的结构纠缠在一起，所以真正的，原始的存在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断言现实主义写作不可能做到还原现实，因为作者不自觉的语言习惯，会改变事件和人物的本色。但自杰克·伦敦以来，美国小说形成了一种冷酷的现实主义传统，便是作家要竭力摆脱个人情感的局限，也要竭力摆脱环境的施压，从而达到现实主义的纯粹感。从某一方面来说，菲尔斯基的断言在斯坦贝克这样高明的作家面前是错的，作家成功地给读者营造了那种客观冷峻的感觉。另一方面来说，菲尔斯基又是对的，文字毕竟不是摄像机，天生无法还原“存在”。过于扩大现实主义文学的功能是一种刻板的教条。

在另外一种文学里面，同样的劳工环境也可以成为真善美的化身。赫西俄德古老的歌谣就这样写道：“劳动吧，好让饥饿去仇恨你，而戴着美丽花环的丰收女神会爱上你，这高尚的女神，会将你包裹充实。”而惠特曼则将这种一无所有的赤裸生活推向了浪漫主义的极致：“劳动的人们啊，我要把你们在陆地海洋的英雄业绩写进诗篇！”

这便是文学的魅力，同一个世界竟然会生出如此不同的面貌，重要的不是在文学里辨别真伪，也不是比较优劣。而是看哪一种文学更能够打动你，那是你个人的私域，评论家和书单都无法作用，只有你心底最愿意响起的歌声才能左右。

莱尼最终因为失手杀死了无辜的女子逃出了农场，在乔治以前的谆谆教诲下，他来到了安全的地方想和乔治汇合，等来的却是乔治划清界限的一枪——这一枪是如此响亮，从美国社会的断层里喷薄而出，让农场里结出的每一颗果实都为之震颤，也让无数读者心里发出了轰然巨响。将这部小说简单地归结于批判现实主义也许会存在误导，因为它过于冷漠，仿佛刻意要置身于苦大仇深之外，做极端冷静的观察者；也过于高明，所有的人物都是有罪的，但这种罪恶却让人无法仇恨，无法讨伐，反而无端生出来很多悲悯，哪怕是对弟弟来上一枪的乔治。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道德世界，罪即无罪。斯坦贝克因此将现实主义小说赋予了形而上的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