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寻求光明的艰难历程中，邹韬奋以笔为剑、以心为灯，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书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诗。聂震宁先生所著《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正是这样一部以深情与理性交织、以文学与史学并重的传记力作。在邹韬奋诞辰130周年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双重历史节点上，这部作品的问世，不仅是对一位文化战士的深情回望，更是对一种精神的当代接续与时代呼唤。

一、光明的坐标：在黑暗中点燃精神火炬

“心向光明”四字，是邹韬奋一生的精神底色，也是这部传记的灵魂所在。聂震宁以细腻的文学笔法，将韬奋先生从历史的高台请回人间，通过大量鲜活细节，塑造出一个在黑暗中执着寻找光明的知识分子形象。

书中记载，邹韬奋在接手《生活》周刊时，面对狭小简陋的过街楼编辑部，却由衷感叹：“楼小窗户大，有光天地新。只要有光明就好！”这句朴素的感慨，成为他一生奋斗的隐喻。在民族最黑暗的时期，他写下“我们愿以至诚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仍心心念念“转到光明方面去”。这些朴素而坚定的信念，如星火般在他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闪烁，构筑起一个文化战士的精神底色。

书中不只有文化抗战旗手的宏大叙事，更有少年韬奋在私塾苦读、在大学兼职、在编辑部熬夜的日常细节。他的第一套西服是赊账做的，他的第一段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坎坷曲折的……传记尤为动人之处在于对邹韬奋情感世界的刻画。他对第一任妻子叶复琼从抗拒包办婚姻到“于心不忍”的接纳；对第二任妻子沈粹缜相濡以沫的深情；对子女的舐犊之情，对弟妹的无私接济，共同勾勒出一个重情重义的知识分子形象。更难得的是，他将这种私德领域的“不忍之心”推及至公共领域，在主编《生活》周刊期间亲自回复读者来信超过一万封，将读者视为“最亲爱的朋友”。这种将“小爱”扩展为“大爱”的情感逻辑，正是他“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信念的生动实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恰恰构筑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邹韬奋，也让我们看到：精神的火炬，往往在最平凡的人间烟火中点燃。

二、文化的战场：从“笔杆”到“旗帜”的实践之路

聂震宁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叙事结构，将邹韬奋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交织。他从国耻之年的啼哭中醒来，在民族抗争的洪流中发出呐喊，最终向着光明的信仰奔赴而去。这条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言，“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倘若“心向光明”是邹韬奋的精神内核，那么将出版业构建成文化抗战的阵地，则是这种信念最彻底的外化与实践。聂震宁在传记中清晰地展现了邹韬奋如何从文化战士转变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文化实业家与卓有建树的抗战先锋。

九一八事变的炮火震碎了书斋的宁静，也彻底改变了《生活》周刊的航向。邹韬奋愤然执笔，呼吁“全国人民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他不仅以言论为号角，更以行动支援抗战。为支援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他发起募捐，读者响应如潮，最终筹得十二万余元，出版社门前“汇款的群众好像潮水一般”。淞沪抗战期间，他亲赴前线采访，目睹十九路军英勇抗敌与民众的热烈合作，深受震撼。除日夜出版抗战增刊外，他还筹办伤兵医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他的经营智慧与创新精神同样令人惊叹。邹韬奋以顽强的坚守，在文化领域为抗战开辟了广阔的精神战场。“六刊一报一书店”是他文化抗战的实体依托，值得关注的是他经营的智慧。在他的主持下，生活书店在抗战烽火中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不到两年时间，分支机构扩展到14个省共56家，成为当时最大的进步书刊发行网络。这一成就的背后，是他卓越的组织谋划能力，更是他“事业性与商业性统一”经营理念的成功实践。这一理念，堪称中国现代出版业关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的早期深刻论述。他开设的《读者信箱》专栏，不仅回复读者关于人生困惑的咨询，甚至还代购物品，将媒体服务延伸到内容之外，构建了媒体与读者之间的深度信任关系。在管理上，他推行“管理民主化”“经营企业化”等制度，既调动员工积极性，又保证企业健康发展。这些创新实践，使他不只是一个文化人，更是一个有战略、懂管理、善创新的文化实业家，这也正是他能够成为“文化抗战旗帜”的重要原因。

三、精神的共鸣：两个出版人的心灵对话

一部优秀传记的深度，往往取决于作者与传主之间精神共鸣的强度。聂震宁作为当代出版界的领军人物、韬奋基金会原理事长，与邹韬奋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契合，这使得《心向光明》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生平记述，成为两个时代出版人的深度对话与精神接力。

传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聂震宁对韬奋先生每一个重要选择的深刻理解：为什么在民族危亡关头，一个书生选择以文化为武器？为什么在众多可能的人生道路中，他最终“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这些理解源于共同的职业经历，更源于相似的精神追求-那是对内容的敬畏、对读者的真诚、对时代的担当。

即使熟悉，依然心存敬畏。聂震宁在创作过程中“买了几十本书”，“穷尽邹韬奋先生的研究资料”，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与邹韬奋办刊时“根本上还是要内容”的坚持如出一辙。他不仅是研究者，更是实践者；不仅是观察者，更是传承者。他在创作中付出真感情、真功夫，不仅写活了韬奋这个人，更写透了一种精神。当书中再现邹韬奋在“七君子事件”中铁骨铮铮，宣告“力争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是为着救亡运动的前途”，或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心念延安、请求追认入党的场景时，我们读到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信仰与忠诚的共振。这是一部作者与传主心心相印的作品，是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

这种心灵的共鸣，使得全书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文学的温度，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关照度。聂震宁不仅再现了邹韬奋的生命轨迹，更激活了他的精神基因，使其在新时代的土壤中继续生长、开花、结果。

四、不灭的炬火：“心向光明”的当代启示

邹韬奋的“心向光明”在今日中国依然散发着思想的光芒。在价值多元、挑战纷呈的新时代，韬奋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现实指引，也映照出知识分子在当代的精神坐标。

邹韬奋的实践所蕴含的智慧，穿越时空，在今日的全媒体时代激起深沉回响。当每个人都手握发声筒，他“内容为本”“真诚服务读者”的坚守，便成为一面穿越时空的镜鉴。他所缔造的《生活》周刊从两千份到十五万份的发行奇迹，靠的正是对内容质量的执着追求。历史雄辩地证明：优质内容与真诚互动，才是穿越一切流量泡沫、建立持久信任的基石。这对于任何在算法中迷失、为博取眼球而牺牲专业与真诚的个体与机构，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当下社会，知识分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价值多元带来的选择困境，技术变革造成的精神疏离，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读邹韬奋，重温他“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承诺，体会他“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的胸怀，感悟他“不畏强权、敢于担当”的勇气，对我们确立自己的精神坐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每一个普通人而言，韬奋先生的一生示范了如何在逆境中始终保持“向光性”：一种不抱怨黑暗、而是亲手点亮一盏灯的行动哲学。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真正的光明，不是在光明中享受，而是在黑暗中创造。

“永远立于大众立场”这句韬奋先生在《经历》中的朴素誓言，正是他“心向光明”最本真的诠释。这种精神已超越个人品格，熔铸为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基因。正如中共中央唁电所言：“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这不朽，正源于他树立的精神标杆即对光明的执着、对真理的追求、对人民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

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这部传记与其所传递的精神，犹如一盏不灭的精神之灯。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光明从不畏惧黑暗，而是在黑暗中创造；真正的精神，永远不会随时光消逝，而是在代代相传中获得永恒。让韬奋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我们筑牢文化自信、激扬奋斗豪情、矢志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这束由邹韬奋亲手点燃、经聂震宁深情接续的光，照见过往，更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作者肖伟光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焦子英系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研究实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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