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以后

叶桂杰 | 202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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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里》

高满航 著

978-7-5488-5849-2  

39.80元

2024年2月出版

尽管对于高满航其人已经储备了比较不少的认知,但当我读完他关于“宫里”的一系列小说时,仍然感到意外。此前在满航将其小说打包发送予我时,我的脑海里闪过一小串意象:拉练、军歌、迷彩服、打靶、野营,等等。这些意象构建了我对于满航“军人”身份的想象。但没想到,充斥在小说里的意象,竟是难解的纠纷,婉转的情感,还有未知的命运……总之,是一片无序,这完成了高满航在书中对心中的乡村的全部叙事旨归。

中国“乡土文学”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鲁迅即其代表作家之一。在《故乡》这篇为人熟知的小说里,我们得以随同“迅哥儿”一起感受故乡。但故乡在他的记忆里之所以如此“不堪”,并非因为遭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强力,而是因为太久没有触碰的尘封记忆再次被提及时,那无法直面的熟悉和疏离。只是因为“我”的离开和重新归来,才见出其原来的本质。在这里,使一片曾经的“乐土”变作如今的“严寒之地”的原因,盖在于“我”之认识的加深和眼界的开阔。但在高满航的“故乡叙事”里,故乡的颓败却不是从来如此的。高满航故乡的颓败,是在一个急剧变幻的时代地震里展开的。这个社会大背景大时代如此宏阔,实非我们的智识所能及者。但从小熟悉的故土的变迁,却是可以把握的。

在“乡土文学”,或“故乡叙事”里,一个很重要的叙事逻辑和叙事线索,即“归来”。所谓“归来”,并不只是空间意义上从A到B的简单动作。它不仅意味着“从A到B,再从B到A”的一次循环,一次再审视,还意味着“从B到A后,再从A逃离回到B”隐秘意愿。也就是说,“归来”只是一次偶然的踏足返乡,一次无意逗留的精神回顾,它在串联起过去的那一刻,已经埋下了从过去逃遁出来的潜在冲动。在高满航的小说里,所谓的“A”,即指他那从小生于斯、长于斯的“宫里”;所谓的“B”,即指他当下所工作、生活与学习的“北京”。“宫里”的萧索荒败与“北京”的繁华若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无疑给高满航带来了巨大的撕裂感。毕竟,那片曾经的故土是精神所长之地,而今的京华烟云则是肉体所寄之所。于是我们看到,破败的故土总是面向东方,向那颗漂泊于关外的游魂举起召唤之手。

“他不得不回去。”(《残暴数学史》)。“你该回来见燕子最后一面。”(《七日之约》)“他迎着寒夜的风归家去。”(《重生》)“和阿迷见最后一面的大概十三个月之后,他回了一趟宫里。”(《七十八座车站抵到的远方》)……瞧,“回去”“回来”“归家”“最后一面”等,这些本身就蕴含着哀悼意味的词汇撒满了高满航的小说。它们就像一滴滴艰涩而浑浊的老泪,一颗颗斑驳而暗沉的老人斑,在诉说着故事的酸辛,诉说着人物命运的悲哀与悲怆。我毫不怀疑,在“归来”之前,在见“最后一面”之前,那一个个于风尘中奔波的“我”,对于故土的衰颓早就心中有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并不愿意见到那片少年时的“乐土”,变成如今这般的狼藉一片。然而,他们纵有千万种理由,也不得不回去;就像我们有千万种理由,也无法回避与自己的记忆发生碰撞一样。

现在,他们回去了,回到了曾经四处游窜、奔走、藏匿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村落和街巷,再不复往昔的荣光与欢乐。他们无比寒凉却又万般无奈地发现,这片曾经赐予他们快乐和富足的土地,不仅人去街空,而且残忍地留下了一长串令人痛心的故事。在《重生》里,是高考失败后参军,参军失去双腿后回到一地鸡毛的故乡的故事;在《七日之约》里,是飞来横祸与商场浮沉的故事;在《大雪之夜》里,是好不容易离开故乡,却在都市的工作场域里不得不俯身低头、苟且偷安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与贫穷、艰苦、灾难和无能为力交织在一起。它们共同隐喻着在大起大落的时代褶皱里,处于生存线上的小人物像蚂蚱似的悲剧命运。

就像两军交火,个人的疼痛和呐喊已经失去震撼的力度,面对一大片一大片的衰颓,高满航也似乎失去了精雕细刻的耐性。人世的浮沉,岁月的流转,到了高满航的笔下,缩减成了大笔写意、大肆涂抹的色块。即便其本身没有太过清晰的轮廓和线条,但它却与其数之不尽的“同类项”,共同凝聚成一个大故事、大意象、大悲剧,从而带给人强烈的震撼。而这个大故事、大意象、大悲剧,才是整个“宫里”所要叙述的,所要展现的,所要控诉的。

从此种意义上讲,高满航的叙事几乎可以称之为“大数据叙事”。这种叙事逻辑,借助一长串具有相同或相似象征意义的故事,表述着同一个主题,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对象。其艺术手法,在高满航的写作历程中或许是一次无意的尝新,意外的创造,但在中国文学史并非没有源流。事实上,早在近两千年前的史学巨著《史记》里,即有相似的创作。譬如在《白起王翦列传》里,司马迁即通过对于白起“事秦昭王”后彪炳连年的战功罗列,来展现起之“善用兵”。但对于“英雄”或“战神”的塑造易,对于“残破故土”的描画难。因为前者以“事功而事人”,后者以“事人而事空间”。“事功而事人”令人振奋,“事人而事空间”令人丧气。高满航的叙事也确实令人“丧气”:打工、赌博、酗酒、自杀、车祸、堕胎、摊上官司,一堆低气压状态下的烂事。

最能反映高满航这种叙事特质的,当然是《残暴数学史》。毫无疑问,该小说的叙事行为也是残暴的。它“罔顾”以人为核心的叙事传统,放弃以时间为生命的叙事灵魂,而是把“空心村”“回不去的故土”作为它整个叙事的对象和轴心。这种叙事方法因其简单而令人倒胃,因其野蛮而令人反感,但从叙事的表现力来说,却又不得不让人承认其力量之磅礴,之蛮荒。它就像毛发披身、腰围藤蔓的初民,举起沟沟坎坎的旧石器时代的板斧,向一棵庞大而老朽的百年大树一阵一阵地砍去。这种迟钝的形象置之细腻精微的现代社会里,无疑是格格不入的,是古老而滑稽的,但却又是新颖的、沉痛的、悲壮的。

不过饶是如此,《残暴数学史》的叙事逻辑之“残暴”,仍难与《遗失》相比。在《残暴数学史》里,高满航在放弃叙事的时间生命的同时,却无意中暴露了所有背叛者的懦弱。因为它的逃遁和回避,很遗憾地反衬出了它不敢直面现实的怯懦。但《遗失》却不然。这篇小说不仅完全正视所有叙事的传统,而且极其过分地予以“迎头痛击”。确实,小说里那一串串时间名词像子弹一样密密麻麻地向我们射来,让我们感到震惊,感到措手不及,感到连气都喘不过来。它的排列组合的方式,与我们在古典主义艺术中培育起来的审美惯性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甚至可以说,它是某种故意为之的嘲讽。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篇试图以时间的图钉钉牢生命的图景的小说,却冠以“遗失”之题。也就是说,所有试图留住逝者的努力,在作者看来,皆是徒然。

近年,以哀伤的现实主义笔法叙述“故乡”的写作,在“80后”“90后”的作家群体里颇为流行。其中,以双雪涛、班宇为代表对东北老工业城市的衰败展示,以及王占黑对嘉兴一带老小区市民的关注,可堪经典例证。然而与高满航相比,他们的写作无疑都太过温和了。按照高满航小说里所描述的,“宫里”这片位于汉唐都城西安之郊的土地,曾是皇家贵胄燕游之地。辉煌浩瀚的历史曾在这里无数次上演,御马曾从这里飞驰,箭镞曾打这里穿过。但时隔数千年,历史的江河早将这一切洗刷净尽。这样的现实,在一个离开多年又返身归来的“新北京人”看来,怎能不令人哀恸?

还是离开文本,谈一谈作者吧。作者军人的出身,向来是我所钦慕和艳羡的。因为军人的干练、果敢、雷厉风行的素质,乃是我等所难企及的。在没有见到满航之前,我即对其履历有一些了解。既见之后,更觉讶异。因其文质彬彬的气质,与我所想象的军人多少有些出入。但好在他那谈吐的利索、行动的爽净,并未偏离我的想象太远。这种印象在我们在京同学期间维系了半年有余,直到一个郁金花香溢满京城的时节里,才发生了实质的转变。那时我与满航一起前往北京大学赶赴一场文学盛宴。从北大西门刚进去一会儿,满航望着校园里来往不绝的教授、学子,或骑单车,或开汽车,或步履匆匆,好一派国之引擎、宇宙中心的气象,心中便似有所戚戚然,于是张开双臂,不无感慨地说道:“他们都是天之骄子啊。”这样的慨叹,若是发自他人之口,我只会觉得寻常,但发自满航之口,我心里自是一惊。我莫名地寻想,满航的心里不知藏了多少未尽宣泄的磅礴情感呢。这种情感关乎命运女神,关乎阶层固化,关乎城乡差异,关乎繁华与堕落,关乎偶然与必然,关乎一切幸与不幸。现在从《宫里》的诸篇小说来看,可知我当时所想诚非无理。

于温州五马街

作者简介:

叶桂杰,男,浙江人,现居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创作以小说、散文为主,兼及评论。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绿洲》《野草》《椰城》《美文》等刊。2015年入选“浙江省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库”。出版小说集《恍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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