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已经有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后全球化时代的问题，检视全球化带给世界的冲击。

当然，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反思声音非但不占主流，甚至饱受嘲讽。无论是主流知识分子还是广大网民，当时比较深切地接纳所谓全球化的诸多共识，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皆是如此。

全球化潮流在当时不仅仅被视为潮流，而且还是绝对正确的价值。当时也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意气风发的时代，认为哪怕是穷国、小国、弱国在既有的全球化体系中可以得到利益保障和尊严保卫。无论多么具有想象力的思想家，也不能想到20年后，代表着全球化的很多价值，也会迎来反攻倒算式的猛烈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前在检视全球化冲击、问题、弊端的部分知识分子，其实已经大抵指出了，全球化的、美国和西欧主导的思想价值和制度价值在逻辑与现实层面均存在的悖谬之处，尤其是会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民主国家也出现批量的利益受损者，而不是像主流知识界渲染的全球化、美国化会让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美国人、每一个认同美国模式的国家和个体都获得益处。

实际上，欧美思想界中，许多知名大家的意识形态谱系向来居于对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批判态度，而且一早就预料了，“全球化也使致命疾病、破坏性的想法和行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偏执狂、毒品和武器得以扩散。通过即时通信和旅行，我们彼此之间变得更近；但它不断提醒我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机会上的不同，这些会持续分裂我们，可能会比之前更痛苦”。

虽然如此，20年前的人们，还是倾向于相信市场体制、自由主义信念以及技术进步，可以解决所有因发展，以及发展不到位造成的问题。所以，依托这种推论，对于全球化不应警惕，甚至无需设防。

中国知识分子是在21世纪第2个10年即将结束时才惊愕地发现，全球化激起的不满，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更广阔地分布在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自信背景下，国外尤其是欧美的文化保护主义的兴起，无疑最为辛辣地嘲讽了此前的乐观态度。中国知识分子曾经笃定，面对全球化，文化保护毫无前途，更加应该坚定坚决地激活历史文化传统的包容开放内容，然后对接全球化谱系——但这种理由，显然无法在今天说服域外的，新的文化保护主义、保守主义。

这意味着要讨论“后全球化”，避免陷入偏执的反全球化，首先要正本清源地正视过于对于全球化的迷信和盲从。

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敦和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东在其所著的《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当今世界的机遇、嵌入与错位》一书中谈到，而今检视过去诸多有关全球化的“尖锐而晦暗的议论”是必要的，“它凸显了以往时常被忽视的、恰恰是由‘全球化’过程本身带来的新型冲突，它放大了以往曾淹没在乐观声浪中的、并不那么美妙和谐的嘈杂、爆裂与噪声”。、

也就是说，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足够惊人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但恰恰因为此，使得过去人们忽略了人类社会原本就存在而未能有效解决的诸多危机，造成危机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快速挤压与嵌入，从而“发酵出危机的平方、立方，乃至n次方”。

书作者谈到了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压缩现代性”的说法，也就是全球化快速涌入的外来现代性，使得东亚社会的文化因素在共时性空间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嵌入、变形，一个例子就是原本以家庭主义存续的东亚社会，在未健全养育、保健、教育、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快速现代化，让一两代人独自承担起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照料疾病残障成员等一系列福利责任，“工具家庭主义促使以家庭为单位积极投身教育竞争；情感家庭主义要求家庭和睦，并成为庇护、抚慰成员的避风港”。

而全球化甚至在同时拆解政府、福利体系、用工单位对于个人的保障责任，所以中青年人渐渐担负不起上述过于繁重的责任，这就使得相当数量的人们通过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来逃避。对此，以韩国为例，东亚社会喜欢以政府、社会来驱动的道德批判，来谴责做出逃避选择的个人，而不是切实增强相关的保障责任，只能适得其反地造成更多个体效仿逃避责任。

“超低生育率的本质，正是过度人口开发之下的家庭罢工”。

不仅如此，刘东教授还指出，“中国文化的正常语境中，家庭和家族作为一个放大的、延续的自我，还可以相对地缓解和释放个体对于自身死亡的焦虑，而绝不会鼓励‘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往年，或者索性像‘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般作孽，由此便有效支撑了人心中的伦常观念”。但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以来，西方个人主义，以及苏式集体主义都在申诉中国传统家庭的封建性。到了经济起飞阶段，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更多地强调个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员、养分，而没有通过经济和社会力量滋养传统家庭。

事实上，检视东亚各国的住房制度改革，也就是房产商品化进程，不难发现，这不仅仅造成个人和家庭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自然而然地降低家庭所可能抚育子女的数量，延缓生育年龄，而且因为技术迭代进步过于迅速，使得劳动力价值贬值的速度过快，甚至够不上偿还房贷的时限。

《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当今世界的机遇、嵌入与错位》这本书以全球化价值、全球化劳动模式和生产布局方式、全球化资本流动等宏大进程对于东亚家庭模式、家庭主义解构的影响，对于全球化复杂影响进行了说明。这仅仅是全球化影响一个非常狭窄的表现，如果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推究，在各领域进行深刻挖掘，并联系各领域进程、变化带来的彼此交叠、次生影响，其程度和范围显然会更加惊人。

事实上，仍以全球化、工业化和世界贸易对于工业进程影响的国家、地区、城市人口增减为例，不难发现，欧洲国家和北美的生育率困局也相当突出，但这似乎并不是资本乐意关心的问题，因为拉美、非洲、南亚等欠发达区域的生育率依然惊人，通过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进入欧美进而补充劳动力似乎也能弥合欧美的上述问题，但新移民涌入以及移民二代的大量增长必然将使得欧美国家的人口结构未来会不断发生大幅度的改变，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仍将是一个持续释放的过程。

书名：《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当今世界的机遇、嵌入与错位》

作者：刘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日期：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