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香樟树与一群追梦人:我的第一本 “中国图书奖”诞生记

老编辑工作生涯里的青春注脚
​温翔 | 202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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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必强教授摩挲着深绿色封面,轻声说:“小温啊,做书和养树一样,急不得的。”三十年后我才明白,那本书的年轮里,藏着我们共同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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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纳少年与植物园的光

我总觉得自己和植物的缘分,是从西双版纳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七十年代的澜沧江畔,我还是个顶着竹笠乱跑的支边家庭出生的汉族少年。当同学们迷恋橡胶林漫天飞舞的落叶时,我却总溜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当地人叫它“勐仑植物园”。蔡希陶先生亲手种下的龙血树遮天蔽日,王莲在水塘铺开翡翠圆盘。而最让我走不动路的,是樟园区。  

那些挺拔的香樟、肉桂、阴香,叶子在指尖一搓,就迸发出辛辣的、清甜的、浑厚的万千种香气。守园子的云大生物系毕业高才生陶国达叔叔常笑骂我:“小温,你要是再敢来偷肉桂皮吃,我可就要告诉我同学老温抽你皮筋了嘎!”他不知道,有个问题已在我心里扎根:为什么同一片土地上的樟树,香气却像不同民族的语言般迥异? 

多年后我挤进昆明市书林街100号窄小的云南科技出版社医卫编辑部办公室,窗台上总养着几盆薄荷和迷迭香。同事们调侃:“小温的办公桌像中药铺子。”只有我知道,那是版纳的草木在钢筋丛林里为我留的一扇窗。  

二、标本馆里的忘年交  

1995年深秋,我通过陶国达叔叔介绍敲开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大门。樟脑混合着防虫药的气息扑面而来,高耸的铁柜如同森林迷宫。一个穿洗白中山装的老人正踮脚抽标本盒,见我进来,眼镜滑到鼻尖:“新来的?搭把手!”  

他就是程必强教授。我递过《关于邀请植物所专家编写云南樟属类香料植物》专著的筹划方案和样张——那是我当编辑后策划的第一本书,整个方案稚嫩得像棵新苗。程教授翻到具体的樟科内容样张时突然皱眉:“种属名的拉丁文正斜体全是错的,勐腊的云南樟,挥发油化学主成分上角标也错了!” 陈教授严肃地对我说:“科技专著从来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花哨的封面,科技书稿的内容哪怕文字生涩一点也不怕。但专业表述一点都不允许错,哪怕错一个小数点都不行”。他转身抽出三份泛黄标本,指点着叶背腺点:“看这里!1965年、1981年、1993年采集的样本,薄层色谱图全在这——” 

稿纸边缘瞬间爬满他遒劲的批注。夕阳把标本馆染成蜜色时,他忽然问我:“听说你是在勐仑植物园长大的?陶国达这老家伙还好吗?当年他可是蔡希陶老先生的得意弟子啊!大山里的每一种动植物他都叫得出名字---”  

从那天起,我成了程教授标本柜前的“编外学徒”。他教我辨认樟树叶脉的“离基三出脉”,告诉我如何从树皮裂纹判断芳樟醇含量;我则帮他整理散落抽屉多年的实验记录。当油墨香气的校样与植物标本在桌上重叠,一种比师徒更深的联结悄然生长。

三、四双手捧起的星丛 

“世界樟属250多种,中国现存52种,可全世界都在用日文文献!”1996年春天,程教授在木桌上摊开手绘资源分布图,墨迹随茶汽蒸腾,“我们几个攒了二十年数据,该结个果了。”   

他说的“我们”,是昆明植物所的三把尖刀:

喻学俭,实验室里的“人形色谱仪”,闻一闻枝叶就能报出主要成分;丁靖垲,翻山越岭的活地图,为采一株屏边桂能吊绳下几十米深谷;孙汉董,从日本回来的老专家,总念叨“要把分子生物学栽进云南红土地”。

当我忐忑地提出出版计划时,已任植物所所长的孙博士正用烧杯泡茶:“年轻人,你知道编这种冷门专著要赔多少钱吗?”程教授却把茶杯“咚”地按在书稿上:“科技社敢出,我们就敢把棺材本压上!”

组稿会变成攻坚战场。喻教授扛来半人高的气相色谱图,丁老师背囊里滚出沾泥的树根,孙博士在白板上推导萜烯合成公式。我这个“小编辑”缩在角落狂记笔记,趁他们争论时偷偷添茶水——像当年在植物园给科研人员递锄头的少年。

四、在科学荆棘中开一条路 

编辑室的日光灯彻夜亮着。 当378页初稿和大量珍贵图片堆到面前时,我才真正踏入荆棘丛:

术语的密林:“芳樟醇型、桉叶素型、龙脑型……”几百种化学型分类看得人眩晕。我抱着《植物生物化学词典》死磕,直到梦见自己变成一株被蒸馏的樟树。程教授见状大笑:“来实验室!”他让我闻不同精油的试纸——当清冽的柠檬香冲进鼻腔时,那些分子式突然有了生命。 

数据的峭壁:丁教授的野外记录潦草如天书:“哀牢山南坡,阴香,胸径15cm,精油得率0.82%”。为核实数据,陈教授带我坐了三天班车追到保山地区。深山里,他正悬在峭壁采标本,见我们气喘吁吁出现,惊得差点松了绳索。 

图表的沼泽:孙博士的植物化学结构图像纠缠的藤蔓。美编老师哭丧着脸:“这比彝族刺绣纹样还复杂!”我们连夜发明“色谱图翻译法”:用不同色块标记组分,把二维核磁谱转化为立体图案。当孙博士看到我们设计出的立体樟脑分子结构时,眼镜后闪过亮光:“编辑有化繁为简的魔法。”   

最难忘校样阶段的“香气保卫战”。为精准描述52种(2个变种)樟树气味,我们发明了“专家临时词库”:

“屏边桂的香气是雨后竹林里折断的青枝”( 丁靖垲),“毛叶樟像刚刨开的柠檬木刨花”(喻学俭),“猴樟?分明是傣家竹筒饭的香气!”(我斗胆补充)

历经一年打磨,最终全书到清样时页码被精简到了152页。程教授在清样稿边批注:“让科学长出嗅觉,功德无量。”

五、绿皮书飞出金凤凰 

1997年4月,《中国樟属植物资源及其芳香成分》终于诞生。

简单的浅绿色封面压印着樟树叶脉,烫金的书名像阳光穿过林隙。当程教授捧着还散发油墨香的样书时,手指在烫金的书名上摩挲良久:“小温,这书比我种的樟树苗长得俊。”

惊喜在第二年秋天降临。某日接电话,听筒里传来杨新书社长的声音:“小温,你现在马上从盘龙路15号院(科技社第二办公区)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你的《中国樟属植物资源及其芳香成分》入选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啦!我们云南科技出版社第一本国家级大奖!”我抱着电话呆立,背景音里社长兴奋的笑声震得耳膜发麻。 

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评价说的很文艺:“这本书里能闻到樟树的呼吸!”

一周后,我把奖牌和精装本样书送到了那间熟悉的标本馆,我看见程教授偷偷用袖口擦封面。这位从1959年就跟着蔡希陶老先生跑遍西双版纳山山水水的老科学家,此刻像护着初生婴儿般抱着他的书。更远处,孙汉董教授对我竖起大拇指——多年后他当选院士时,我电脑里还存着那张照片:四个穿不合身西装的科学家和一个咧嘴傻笑的编辑,一起捧着“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的奖牌。

六、年轮里的回响

樟树生长得很慢。当这本绿皮书在图书馆蒙尘时,它的根系却在看不见的地方蔓延。

云南香料产业依据书中的“精油化学型地图”,在各地州建成了芳樟基地;日本某大学把它列为“东亚植物化学必读书”;香气分类法被写进教材;在独龙江发现的濒危樟树,因书中记录被列入国家保护名录; 而孙汉董教授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特别提到:“《中国樟属植物资源及其芳香成分》是中国樟科植物化学研究的里程碑。”   

尾声:编辑的土壤学 

如今我办公室的窗台,依然摆着当年种薄荷的那个小土罐。新编辑们常好奇:“社长,您总说做书如种树,秘诀是什么?” 

我指指书柜里的绿皮书:找对种子——那些在荒野中执拗生长的研究者;深扎沃土——把自己埋进他们的学识与热望;耐住寂寞——樟树苗十年才成材,好书比树更慢;信春风必来——当科学的根系足够深广,奖励只是意外的花开。  

三十年前那个在标本馆手忙脚乱的青年编辑不会想到,当年他接过的不仅是一沓书稿。那是一群科学家的青春标本,是一个边陲出版社的破晓啼鸣,更是边疆少年在樟树下许过千万遍的初心。 

此刻推开窗,昆明雨季的风裹着淡淡草木香。我知道,那是勐仑植物园的樟树,正把年轮里的光,送往所有相信土地的人。

(供稿:张丽霞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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