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性传统和性伦理

郑渝川 | 2025-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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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法官论法、理性与法律》这本书的英文原版最早出版于1992年,中文初版也在21世纪初推出。虽然过去了30多年时间,但书中所讨论的婚姻、性领域及其与法律规制所产生关联的诸多问题,而今更为密切清楚地呈现在国人面前。

书作者理查德·波斯纳是美国著名法学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法院法官,学识渊博,笔耕不辍,许多作品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这本书开篇通过检视西方历史上的性态,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对于不同性恋在法律上、宗教思想上、公众观念上的对待态度,再转向近代以来在西方不同国家呈现出的对于性态的政策差异的研讨。

简单来说,在古希腊古罗马,当时的哲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区分性行为的功能和目的,承认性愉悦的存在,但指出追求性愉悦往往有悖性伦理。虽然因此搭建起了性伦理体系,但哪怕神职人员在内,从古罗马到中世纪,欧洲和近东国家中“纳妾、卖淫、通奸、私通和同性恋”都非常普遍。到了宗教改革期间,新教神学家一方面强调婚姻中性行为不淫秽,另一方面谴责罗马教廷中神职人员和信徒淫乱放荡。

值得注意的是,比如在古希腊,贵族阶层甚至平民阶层都丝毫不掩盖同性恋的倾向。当时的总体立场是,如果男子对年轻男子展示出无可遏制的性释放欲望,这是一种男子气概,还被界定为一种核心德性。这种观念延续到了古罗马,当然也以性放纵著称。大量的史料都记载了罗马已婚女子嗜好通奸,而包括皇帝在内的贵族男子经常与男童发展恋情,公共浴室更是成为性活动的高发场所,女演员登台演出不着一物。

尽管罗马帝国衰亡后,教廷的权威在千年内上升到了顶峰,如前述,教会试图用性伦理来约束人民的性实践,但效果着实糟糕。

近代迎来了科学勃兴,而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分别勃兴,使得人口被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所以规劝、遏制淫荡的理论就变成了科学主义,比如手淫会降低婚育率进而危及整个民族。

近代的工业化、城市化造成人口在空间上高度密集,识字率逐渐提升,印刷成本降低,而这不可避免带来了淫秽文学的流行,如同互联网时代初期的猛料视频一样,引发广泛担忧。这种担忧当然不是纯粹的杞人忧天,淫秽文学虽然不至于成为当时家庭价值观的摧毁者,但因为人口聚集,刺激了伴侣婚以外性行为的达成可能性,促成某种意义上的交易市场、交换市场的扩大,因而前者更可能成为一种助推。

法国革命促成了更多的性自由,相较于英国和德国,这项进程带动了法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并在19世纪末制造出空前的社会焦虑,法国人普遍担心将征收不到足够的兵员来抵抗德国。

科学的进步也瓦解了多个世纪以来神学家苦心孤诣的劝导:没有性高潮,女性也可以怀孕。不仅如此,性生物学开始越来越多地渗入性功能失调的治疗。卫道士们悲哀地发现,对于性从科学层面的研讨,逐渐全面解构了其中的神圣意味。

如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到了20世纪,西方国家的社会性习俗首先进入了一个快速松弛的阶段,婚前性行为直线上升,在多数地方,堕胎合法化或变相合法化,结婚率下降,离婚率急剧上升,取而代之的是同居替代婚姻。社会对于非强迫的性不轨行为,如夫妻间的特殊性关系方式,以及双方同意的成人同性行为的宽容度也大增。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量新生儿并非婚生,单亲家庭增多。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民权运动,这也连带着激越的性解放进程,但是在艾滋病泛滥成灾以后,美国人对于性的态度又回调到半保守的立场。

关于性与法律,比如在美国,至今沿袭着摇摆的立场,虽然总体上增强了对于自愿的性不轨行为的包容,但是非自愿的这类行为将受到严厉打击。特朗普政府的上台,意味着民众中保守主义倾向的增强,希望重建某种意义上的、更为严格的性伦理。欧洲国家对待非自愿的性不轨行为的刑罚惩处甚至更重。

《波斯纳法官论法、理性与法律》

书名:《波斯纳法官论法、理性与法律》

作者:(美)理查德·波斯纳

译者:苏力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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