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0月，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

随即，苏维埃俄国开始查封所有适合居住的空置房产，以将之分配给无房居住的平民。到了第二年8月，取缔私房工作正式开始。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设想过如何重新分配住房，核心内容就是紧凑使用住房，“假设我们的工人民警……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二男二女住着五个房间，于是说：‘公民们，请你们挤在两个房间里过一冬吧，腾出两间房让住在地下室的两家搬进去。在我们还没有在工程师的帮助下为所有的人盖好舒适的住宅以前，你们必须挤一挤’。”

按照列宁的设想，居住条件最差的劳动群众将率先入住空住宅，以及被腾出来空房间的富人住宅。

1919年6月，苏维埃俄国卫生人民委员部发布全国住房面积卫生标准，规定人均8.25平方米，住宅超出该标准，就意味着出现了“多余面积”，必须允许他人紧凑使用。

但列宁在1917年11月18日的《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规定草案》中对于高层领导干部住房则给出了另外的规定，只限定人民委员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但未进行人均面积的限制。这意味着，苏维埃俄国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脱离群众的特权设定，为后来这种特权变得泛滥留下了隐患。

新出版的《苏联城市住房史：1917-1937》一书谈到，1917年冬天开始，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的地方苏维埃就展开了取缔私有财产权、没收私人住房的过激行动，甚至试图实现全盘市有化。在莫斯科等地，甚至出现了不顾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随意市有化的做法，也就是将红军亲属、普通工人的私有住房没收。而在大城市以外，很多地方的市有化进程则相对缓慢。

将私房市有化，下一步就是分配住房，1918年秋，3197个资产阶级家庭共1.5万人被逐出莫斯科，而2万多名工人搬进了他们的住宅。当然，这其中就导致了一些著名医生被强迫迁出的情况，高尔基给列宁写信对此表达了不认同的态度。

但《苏联城市住房史：1917-1937》书中也指出，工人大量搬迁进入原先的私有住房，与过去社会等级更高的成员，如资本家、教授、官员、演员等居住在一个屋檐下，这在当时创造出一种人人平等的切实氛围。地方苏维埃还力图直接构建共产主义的居住形式：公社房，也就是带有鲜明政治性的组织，使得相同单位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入住同一栋住房，而且不同家庭会安排入住同一套住房，由此可以切实“去私”，确保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意识对人进行彻底改造。

自然，这种剧烈的社会改造带来了激烈的反弹，而且对于很多工人来说，也带来了新问题。首先就是搬迁带给工人的大额支出。而且，富人住所虽然房间开阔，居住条件舒适，但是冬季取暖的燃料消耗对于工人而言意味着极大负担。再者，如此强烈强制的市有化导致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不满。还有，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彼得格勒，存在住房困难的群众数量巨大，很难通过迁入私宅来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如彼得格勒中央区的工人，到了1923年，也仍有60%居住在设施简陋的住房里。

为此，布尔什维克在1919年开始，也就是国内外政治威胁大大减小以后，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兴建发电站、医院、俱乐部、住房。尤其是对于大城市和工业重镇，根据工人阶级的需要，启动了大规模住房建设。与之同时，迁入市有化住房的工人以及城镇居民住户，所需缴纳的房租被降低到象征性水平，一般仅占工人工资的2%-8%，大大低于1913年时的20%-35%。

在大规模建设住房过程中，最受重视的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及其工作人员的公社房也被称为苏维埃楼、苏维埃旅馆。这类住房拥有单独房间、公共食堂、公共厨房。一些等级和条件的宾馆酒店被改造为苏维埃楼，供领导干部及其家人居住，一般还配建了图书阅览室、音乐学校、幼儿园、浴池和餐厅。如彼得格勒的党政干部及职员居住在斯摩尔尼贵族女子中学、苏维埃楼和苏维埃旅馆，有1000多名工人和职员包括医生、厨师、锅炉工、钳工和警卫为之服务。

而工人阶级入住的公社房，同样配建了幼儿园、俱乐部和托儿所，家具和燃料由苏维埃政府提供。知识分子的公社房同样如此。对于在一战和苏俄内战造成的大量孤儿，则兴建了儿童公社房。书作者指出，“政权建立之初，党政高层领导干部已经表现出住房条件的特殊化。但基于物资匮乏以及自身拒绝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差距还不是很明显。”

经由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几年的努力，尤其是新建房屋的投入使用，总体上，苏维埃俄国的城市居民住房情况大幅改善。居住在地下室和临时住房的工人数量被减少到很低比例，住所的人口密度有所降低。

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也就是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俄国开始改变之前的一些过激政策，将部分疏于管理的房产发还给个人，组建合作社来管理部分市有化住房。而为了解决建房资金不足，开始由地方苏维埃单一渠道建房转向多元化建房。此举有效增加了城市住房总面积，尤其改善了重工业工人人均住房面积，住宅内部配套设施也得到了改善，比如配置了上下水道和电力照明。

但这一阶段，以及之后很长时期，苏维埃俄国的合住房依旧很多，不少人被迫接受多户杂居，这确实创造了合住户之间的情谊，但也诱发了很多冲突。“禀赋及社会身份各异的邻里分享生活空间，融洽与不睦相伴，这种环境对居民的性格和身心健康产生了重大影响。”

书名：《苏联城市住房史：1917-1937》

作者：张丹

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