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鹏博士在《雄关魅影：王绂〈居庸叠翠〉图考述》（刊发于《美术》）一文中，以明代画家王绂的《居庸叠翠》为焦点，揭示了这幅作品在明代长城视觉重构中的独特地位。作为《北京八景图》的核心篇章，《居庸叠翠》不仅以水墨丹青定格了居庸关的雄姿，更通过纪实性笔触与诗画互文的手法，将明代士人对于长城的认知、边疆的想象以及家国情怀熔铸于尺幅之间。这幅作品既是明代绘画思想变革的见证，也是理解明代政治文化生态与民族互动的重要视觉样本。

一、实景创作：从地理空间到历史现场的视觉呈现

《居庸叠翠》的创作根植于王绂两次随明成祖北巡的亲身经历。永乐年间，明成祖为巩固北部边防，先后五次北征，王绂作为翰林院画家，亲历了居庸关的险要地势与军事价值。画作中，王绂以“两山夹峙、一水中流”的构图精准再现了居庸关的地理特征：金柜山与翠屏山耸峙两侧，关城隐现于云烟之中，弹琴峡的流水与仙枕石的静立形成动静对比。这种对实景的细致描摹，不仅体现了明代绘画“以实写虚”的审美转向，更将长城从抽象的防御工事转化为具体的历史现场。

画中纪实性构图与题跋诗文的互文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历史现场感。11位文士在画上题写的13首诗文，如王洪的“万里长城连朔漠，九霄佳气接蓬莱”，杨荣的“千峰高处起层城，空里岧峣积翠明”，既是对画中景致的吟咏，也是对明成祖迁都北京的政治呼应。这种诗画结合的形式，使《居庸叠翠》成为明代士人群体对边疆认知的集体表达。

二、视觉隐喻：长城意象的政治话语建构

在《居庸叠翠》中，长城不仅是画面背景，更是承载政治意蕴的视觉符号。王绂通过“叠翠”意象消解了传统边塞诗画的严肃气氛，以层峦叠嶂的笔墨韵律，将长城防线转化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审美对象。这种审美化处理，实则暗含着明代士人对边疆政策的深层思考。

画作创作于明成祖迁都北京的关键时期，居庸关作为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其形象在画中既是对历史实际的写照，也是对迁都合法性的视觉论证。题跋中“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等句，直接呼应了明成祖“天子守国门”的政治理念。王绂以画家身份参与这一政治叙事，通过隐晦的视觉隐喻，将长城从军事防线升华为文明分界线，强化了“华夷之辨”的边疆观念。

三、文化记忆：从边塞符号到民族交融的视觉载体

《居庸叠翠》的价值，更在于其突破了传统边塞诗画的叙事范式。王绂未沿袭“铁马秋风”的悲壮意象，而是以“树繁草深”“峰峦叠翠”的笔触，展现居庸关作为民族交往通道的另一面。画中虽未直接描绘戍边将士或商旅往来，但通过题跋中“关外有关”“进可攻，退可守”等表述，暗示了长城在军事防御与民族互动中的双重角色。

这种叙事策略的转变，反映了明代士人对边疆认知的深化。长城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屏障，而是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王绂通过《居庸叠翠》，将士人阶层的家国理想、政治诉求与审美追求熔铸于笔墨之间，使画作成为解读明代民族关系与文化身份的关键文本。

四、余论：画史之外的回响

《居庸叠翠》的视觉重构，不仅影响了明代绘画对边疆题材的表现方式，更在后世引发了持续的回响。清代乾隆皇帝曾亲临居庸关，题写“居庸叠翠”碑刻，并将画作收入《石渠宝笈》，使其成为官方认可的文化符号。然而，画作的政治意蕴与艺术价值，始终与其创作背景紧密相连。在明代士人情怀与家国理想的投射下，《居庸叠翠》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山水画卷，升华为一部镌刻在绢素上的历史史诗。

董海鹏博士的研究，为我们重新审视这幅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居庸叠翠》，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居庸关的雄姿与长城的巍峨，更是明代士人群体对边疆、国家与文化的深刻思考。这幅作品，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明代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复杂心态与文化自觉。

（供稿：王茜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