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鹏博士刊发于《美术》上的《雄关魅影：王绂〈居庸叠翠〉图考述》一文，以明代画家王绂的《居庸叠翠》为切入点，揭示了这幅作品在长城意象表达与边塞诗画传统中的独特地位。画作以居庸关为载体，不仅凝固了明代长城的雄姿，更通过诗画互文的手法，将士人阶层的家国情怀与政治理想投射于笔墨之间。这幅作品既是明代绘画思想变革的见证，也是士人群体对边疆认知与民族互动的视觉化表达。

一、长城意象：从军事屏障到文化记忆

居庸关作为明代长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关隘，其“两山夹峙、一水中流”的地理特征在《居庸叠翠》中得到了精准呈现。王绂以水墨技法描绘层峦叠嶂与关城雄姿，将自然景观与人文建筑融为一体。画面中，居庸关城隐现于云烟之间，既展现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威慑力，又通过“树繁草深”“峰峦叠翠”的笔触，消解了传统边塞诗画中“铁马秋风”的肃杀之气。这种“铁壁”与“丹青”的矛盾统一，体现了明代士人对边疆认知的深化——长城不再是单纯的防御工事，而是化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

画中题诗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意象。如唐之淳的“内华而外夷，慨然起深叹”，杨荣的“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均将居庸关视为华夏与北边民族的分界线，字里行间渗透着鲜明的“华夷之辨”思想。然而，王绂并未止步于地理空间的描绘，而是通过纪实性构图与审美化表达，将长城转化为士人阶层对国家安全、民族互动与文化身份的思考载体。这种创作策略，使《居庸叠翠》成为研究明代政治话语与艺术表达互动的关键样本。

二、士人情怀：家国理想与个体表达的交织

明代士人阶层身处王朝边疆压力与文化转型的双重语境中，其情怀呈现复杂面向。一方面，他们承袭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通过诗歌、绘画等媒介表达对边疆安全的关切；另一方面，随着明代政治生态的变化，士人群体逐渐分化，部分人开始转向山水游乐、谈禅修道等个体化生活志趣。《居庸叠翠》的创作，恰是这种集体情怀与个体表达交织的产物。

王绂作为明初画家，其身份与经历赋予画作独特的政治意蕴。他两次随明成祖北巡，亲历居庸关的军事要地地位，其创作意图受到胡广等朝臣的影响，旨在通过绘画支持迁都北京的政治决策。画中11位文士的题诗，如“宜为天下都会”等句，既是对迁都合法性的论证，亦是个体政治立场的宣示。然而，王绂并未完全屈从于政治功利，而是以艺术家身份，通过“叠翠”意象与笔墨韵律，将士人阶层的审美追求与家国理想熔铸于一炉。这种“以实写虚”的创作手法，使画作既承载政治功能，又超越政治叙事，成为士人情怀的视觉化表达。

三、诗画互文：边塞叙事与审美范式的革新

《居庸叠翠》的突破性，在于其打破了传统边塞诗画“以意造境”的惯例，转向“以实写虚”的纪实性表达。王绂以亲历者的视角，精确描绘弹琴峡、仙枕石等地标，使画面成为历史事件的视觉意象。同时，画中题诗亦多聚焦“峰峦叠翠”“岩壑雄秀”的自然气势，而非“杀敌报国”的壮志豪情。这种叙事策略的转变，反映了明代文人从“边塞想象”到“边疆认知”的思维转型，也使《居庸叠翠》成为明代绘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董海鹏指出，画作的政治功能与文化价值并存。其纪实性构图构建了隐晦的政治话语体系，既是对明成祖迁都合法性的视觉论证，亦是对“华夷一家”边疆观念的艺术诠释。而画中“叠翠”意象的审美化处理，则消解了传统边塞诗画的肃杀之气，将长城防线转化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审美对象。这种双重建构，使《居庸叠翠》超越单纯的山水画卷，升华为解读明代政治文化生态与士人情怀的视觉密码。

《居庸叠翠》以长城为媒，将士人阶层的家国情怀、政治理想与审美追求凝练于笔墨之间。王绂通过纪实性笔触与诗画互文的手法，不仅重构了居庸关的地理与军事价值，更将其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这幅作品既是明代绘画思想变革的见证，也是士人群体对边疆认知与民族互动的深刻反思。在关山万里的苍茫背景下，《居庸叠翠》最终成为明代士人情怀与长城记忆交融的永恒图景。

（供稿：王茜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