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市化聚集了成瘾生意。在乡村以及旧时的市镇，人们饮酒，也有人吸烟，一些市镇也会有情色交易，但规模都相对较小，且每种令人上瘾的物品或服务都因此昂贵。

工业化进程推动大量土地可种的农民进入城市，而由此造成的陌生人社会打消了熟人社会对于人们嗜烟、嗜酒以及光顾情色交易场所的可能顾虑。当然，城市人员集中，也便于商人和企业主通过各式各样的宣传方式来鼓动人们在成瘾放纵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无论在欧洲、拉美、北美，还是亚洲、非洲，城市形成一定规模后，通常就会形成如历史学家、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酒精和毒品史学会前主席戴维·T.考特莱特所说的恶习区。

工业时代的城市恶习区

20世纪初，在各大洲的城市，人们吸食香烟的支数要远远高于农村、小镇居民。城市的醉酒和酗酒率也更高。城市里的赌馆和妓院也更多。书作者指出，逼良为娼、诱良为娼在当时的城市非常普遍。当时的全球大城市中，恶习区最为臭名昭著就是上海的法租界，流氓恶棍在租界警察的保护下兴风作浪，拥有大规模的鸦片馆、赌馆以及妓院。“人们在城市中会做在他们小镇中不会做的事……城市匿名性带来的解放作用对于未婚的工人阶级男性尤为强烈。从家庭控制中解放出来，又有志同道合的同胞陪伴，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被发现，因此安心享乐”。

为什么城市人口尤其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城市的人口，更可能形成酒瘾？移民抱着希望进入城市，但不可避免滑入社会底层，从事最艰辛最令人麻木的工作，生活在“拥挤肮脏的住处，忍受着贫穷、掠夺和疏离”。正如恩格斯在1844年写下的，“喝酒对工人的诱惑普遍存在……烈酒几乎是工人唯一的享乐方式，而且烈酒非常容易获得”。

富有善意的中产阶级、中上阶级成员希望帮助工人阶级改变嗜酒的恶习。还有一种做法是，向工人提供更多公园、运动场等设施，以及夜校，帮助其转移注意力。但1903年，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就指出这种善良愿望其实根本行不通，因为在快节奏、强刺激的环境中，一切都可以货币化，社会不同阶层的人都难免冷酷无情、精于算计。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人们很难避免沉沦，很难经受住如此多唾手可得的诱惑的考验。

文明进步与成瘾行为

戴维·T.考特莱特在其所著的《成瘾时代：坏习惯如何变成大生意》一书中谈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成瘾方式、生意，如烟瘾、毒瘾、酒瘾以及性瘾，出现的时间其实大大早于工业化时代。而这些不良嗜好以及隐藏其后的浓厚欲望，某种意义上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动力。

烟草能够产生一种复杂的快感，包括产生浓度较轻的幻觉等毒性反应。事实上，在澳大利亚、欧洲、中美洲、东亚，早期文明的人类通过搜集类似作用的植物，来构建萨满文化，以此来与灵界沟通、治愈身心、吸纳新人。这种寻求幻觉等毒性反应来追求通灵的方式，刻入人的DNA之中，因而可以解释相当数量的人们是如此容易养成烟瘾，甚至对部分致幻毒品成瘾。当然，萨满文化作为早期文明的一种组成要件，对于语言、艺术以及组织发展确实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

酒精摄入，可以带来更为强烈而短暂的毒物兴奋反应。事实上，狩猎文明转为种植文明后，出现了粮食积余，啤酒早于面包产生，且更富有营养。酒精饮品使人产生的毒性反应，也被自然而然地解读为通神。如书作者所说，这种饮品对于早期文明“形成互惠债务、巩固集体信仰和等级制度、加强社会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来看赌博。早期文明形成食物积余、社会阶层分化后，享乐生活方式的最佳体现就是赌博。不同早期文明的考古遗址中都出现过赌博工具，有的复杂，有的简单。赌博毒化了相关文明的贵族生活，而追求更有意思的赌博玩法则刺激了数学的发展。

打击成瘾为何总是招致反弹

毫无疑问，哪怕是短期危害性最小的吸烟，对于近代以来民众健康的伤害也是非常突出的。而酗酒对于不同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工人阶级男性的健康损害，更为突出。而情色交易则使得传染疾病的扩散频率和范围均大大扩展。

至于赌博，无论是古代东亚还是欧洲，当文明发展水平提高到相当水准，但只要扩散形成广泛赌博、纵欲的享乐氛围，这样的文明距离覆灭就不会太远。

至于毒品，则几乎高度浓缩了其他成瘾方式、行为的危害。

上述成瘾方式是在近代高速扩展到全球几乎每个角落，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欧美国家的军事霸权而迫使其他国家和殖民地不能就此进行管理，而欧美国家自身的小政府体系要迟滞到20世纪才开始广泛完善公共健康部门——这也意味着，各种成瘾方式在近代数百年里几乎是没有阻碍地传播。

近代又是宗教信仰被相当程度上仪式化的时代，启蒙运动击破了各种宗教体系下对于人们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约束。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注意到对于蒙昧的解除，可以赋予人以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人身解放，却不得不承认由此带来的代价，其中就包括享乐名义下的成瘾。

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痛斥英美国家示范的所谓享乐主义进步观，认为由此带来了对于烟草、毒品、酒精、赌博以及纵欲的沉迷。但即便如此，为了打败英美军队，纳粹德国军队也配置了类同于毒品的兴奋药品。而最终击溃纳粹的苏联红军，普遍装配了充足的伏特加。

反思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堕落，包括各类成瘾，基于这样的道德焦虑，所以促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行政规制。20世纪初，沙皇俄国和美国都曾颁布禁酒令，当然这在两国都造成了严重后果。俄军在一战战场上的表现非常糟糕。而美国的禁酒令则直接催生了大规模私酿酒以及走私酒的浪潮，并带动地下帮派的快速发展，成为美国社会治安崩坏的主要动因。

公益组织、宗教组织强烈呼唤戒除各种成瘾方式，包括禁酒、禁烟、查禁毒品和赌博，重建纯洁的男女关系。这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比如禁烟的呼唤最终使得科学界关于吸烟导致肺癌等严重疾病的结论被纳入公共政策，从而启动了控烟进程。

但这种呼吁本身内含强烈的反自由意志主义。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民权运动以及青年解放运动期间，很多人故意轮番尝试各种成瘾方式。

书名：《成瘾时代：坏习惯如何变成大生意》

作者：（美）戴维·T.考特莱特

译者：刘天欣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