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说明自己与费尔巴哈的不同。

费尔巴哈散步时在伊萨尔河畔看到了樱桃树，认为对这些樱桃树的感性直观，构筑了主体与世界的关联，人在这样的感性直观中获得了最现实、最真实的知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其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但也指出这样的感性唯物主义的问题在于将感性当成一种抽象，并没有真正让知识和哲学降到最现实的地面。

也就是说，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的人，在伊萨尔河畔通过对樱桃树的感知，并不足以获得真实世界的知识。马克思说，如果费尔巴哈早出生几个世纪，同样在伊萨尔河畔散步，就看不到任何的樱桃树，那时的伊萨尔河畔只可能是杂乱的草地，并没有排列整齐、长满红色果实的樱桃树。

樱桃树并不是凭空出现在伊萨尔河畔的，一定是所在的巴伐利亚地区发生了什么，从而使得樱桃树被移栽在这里。马克思为此给出了答案，这个原因就是巴伐利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人们有了食用樱桃的需求，因而才出现了移栽，为费尔巴哈获得“感性确定性”创造了条件。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蓝江在其所著的《事件：批判理论的事件转向》一书中谈到，马克思指出了樱桃树的问题不是感性直观的、僵死的事实，而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

也就是说，很多我们习以为常，认为本该如此、自然而然存在的事物，都是经由历史的事件才形成的。“在‘事件’之中，某个确定的感性直观的对象才能展现为历史的事实”。

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当然就不仅仅用历史概念来替代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而是从人的活动，也就是实践出发，去考察具体世界中的事物，如何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展开，呈现一个个有意义的事件，最终成为历史。

当然，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能过于夸大实践中的主体作用，人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产力、资金、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实践成效的好与坏，事件意义的大与小，从历史进程的因素来看，外界因素的影响从来就不是线性呈现的。有时会非常缓慢，有时则会以不可逆转的激烈的方式加以推动。

参照海德格尔的诠释，事件本质上是各种不确定因素汇集，产生特定的奠基性后果。历史上无数次技术革新，但引发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纺织机显然就是构成“有意义”事件的技术革新，纳入到当时英国以及部分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经济现实中，这帮助了新崛起的产业资本打败了工厂手工业，让现代工厂制度成为主流，并逐渐扩散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事件：批判理论的事件转向》这本书讨论了福柯、德勒兹、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等当代著名哲学家对于事件、意义、存在、未来的深入思考。这些哲学家选取的思考切入角度各有不同，有效加深了人们的思考。

福柯就读瑞典乌萨普拉大学时，选择了巴黎高师哲学系主任康吉莱姆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康吉莱姆对于福柯对于当代社会病态、疾病哲学思考的影响很深。康吉莱姆谈到，生命的每一次生成和变化，都意味着生命面对不同的环境和世界，意味着我们需要每一次在新的层面用知识和概念来重新建构对生命的认识。当代病理学实际上就是将生理和病理现象还原为数值关系，这就导致对于疾病、病理的认识往往是基于标准值。比如糖尿病的划分标准就是空腹血糖超过7.0mmol/L，问题是现实中经常出现有的人空腹血糖超过了这一数值，却没有任何显著的糖尿病症状，但有的人虽然血糖值未曾超过上述临界值，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视力减弱、乏力等症状。

所以，康吉莱姆指出，现代医学很多情况下忽略了具体人的身体状态、生理机能与生活环境的关系，一些从生理机能而言尚不足以被视为病态的人被划分为病人，因而会进行一系列的医药、手术干预；但另一些其实从生理机能而言已经病得很严重的人，身体内部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导致量变产生质变的“有意义事件”，却可能因为检测数据符合健康定义而得到忽略。对于这样的“误差”或者说精准度不高导致的“错误”，为了治理效率、科学效率，只能予以抹煞。

也正是因为此，福柯对于疯癫的理解，就是超越了医学和生理学，指出现代社会会出于政治和社会目的，将不可能治理的范围都界定为疯癫。而传染病危机下被广泛应用的隔离，也是沿用了这一思路。《事件：批判理论的事件转向》书中指出，“将作为事件的疯癫排除，保持了社会整体的常态性和规范性，从而保证了利维坦国家的治理技术在疯癫被排除之后的社会中畅行无阻。”

更进一步，福柯意识到，现代的主体，“是一步步被现代精神病院体制、临床医学体制、监狱体制、学校体制、雇佣劳动体制生产出的主体”。这也意味着，现代的社会中，启蒙就已经失去了在过去历史进程中的进步意义，而更接近于一种规训和调教的指南。丢弃了意义，人们在很多情况下就难以捕捉到存在、事件的来由，也就是历史性，以及现实性，造就了更广泛的内心空洞。

书名：《事件：批判理论的事件转向》

作者：蓝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