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不同地区都采取过修筑“墙”的防御措施，包括秦朝及之后修筑的万里长城，还有唐朝时期渤海国建造的牡丹江边墙，清朝则在东北修筑“柳条边”，为防御和镇压捻军起义在北方一些省份修建了“长墙”。而在南方，不同时代也曾修筑边墙。

我们现在看到的《从“分治”到“整合”：明清湘黔边墙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这本书，出自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陈文元。全书深入讨论了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湘黔地区修筑的边墙，并分析了中央王朝对于湘黔边区治理从“纠偏”到“顺序”的转变，最终比较好地实现了清代后期的苗汉共融。

湘黔边区主要指的是湘西南、黔东北地区。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明代湘黔边区“苗蛮”丛生，不入版图。洪武年间曾一度希望强化对该地区的治理，设立了崇山卫，但孤悬之地实则难以长久运转。永乐年间，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归流，设置思州、思南二府，但依旧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秩序，“渐生政治疏离和权力空隙”。腊尔山区域依旧无法被官府编户入籍，难以治理。

宣德年间，朝廷基于卫所、营哨结构修筑体系化的防御堡垒，构成对“苗蛮”的军事封锁态势。然而，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湘黔边区不断爆发所谓的“苗乱”，朝廷遣兵清剿，成效也不显著。嘉靖年间，朝廷不仅再举大征，而且还广泛在湘黔边区沿线修筑边墙。万历年间，边墙体系进一步完善，“形成边墙、营哨、炮楼、关隘星罗棋布、协同巩卫的军防形态”。

书作者指出，明代湘黔边区持续的社会失序与族群冲突，根本原因并不是被贬低为“苗蛮”的苗民反复滋扰作乱，而是明廷致力于边缘化苗民，将这一群体视为统治的麻烦和障碍，并限制其活动范围。土司制度的延续又加重了苗民负担。再者，驻扎边区的明军也存在妄杀良民冒功的倾向。各种压迫的累积使得民众不堪重负。

明廷防御湘黔边区的做法，清廷进行了大幅调整。康熙中后期到雍正年间，清廷在西南地区广泛施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淘汰卫所，委派流官。

但也正是在同时，随着湘黔边区在内的西南地区大幅度地迎来中原、东南地区的汉族移民，一改这些地区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生态体系，急速推进刀割火种的农业，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再加上官府处置不当，在乾隆末年爆发了横跨贵州和湖广的乾嘉苗民起义。这种情况下，清廷嘉庆年间一度重拾明代经验建造边墙，但重点却不是为了防范苗民，而是防范汉民滋事。书作者指出，清代修筑边墙，与明代不同，本质上是“国家在湘黔边区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边墙是国家权力影响下的地域性社会政治格局划分的结果”。边墙因而重构了边区的社会整合。

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清廷在湘黔边区边墙投入重兵，还从事屯田，规范官兵职权，对于苗民和汉民等不同民族民众的侵扰相较于之前大为减轻，更重要的是，规范、促进了集市贸易，强化了稳定、和平环境下的民族交融。与之同时，清廷还规范司法诉讼。

但是，边墙毕竟是一道墙，虽然这道墙以外的苗民和汉民都不再是编外之民，但墙的存在依然成为一种提醒身份区别、妨碍更为良好实现民族融合的障碍。书中介绍谈到，清廷为缓和边区各类社会矛盾，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土地调整，明晰苗民、汉民土地边界；整合苗区民众的民间信仰，敕封白帝天王这一被苗民广泛尊崇的神祗；还积极修建书院，为边区汉民、苗民获得儒学教育以及子弟参加科考提供给支持，最终形成了边区汉民、苗民士人精英被涵盖在内的士绅群体。

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清朝中后期加速在湘黔边区推广茶树、玉米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从物质生活层面稳定了当地民众，这也成为当地苗汉交融的最重要动能。

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清代边墙调和苗汉矛盾、维护族群和平共处的意图更为突出，从而突破和超越了明代修筑边墙“围而治之”的政策。清廷围绕边墙建立了一套政务与军务、开发与建设并重的社会机制。

书作者指出，明清中央政府在南方边疆地区，也就是纳入中原王朝统治时间较短、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治理难度较高的地区修筑边墙，体现出传统王朝统治思维的缺陷，也就是对于矛盾和问题首先致力于“压”，然后才是“抚”和“疏”。而当边墙事实性地淡化其军事作用，围绕边墙配置公共功能，促进民族融合，从而打破了历史怪圈。

书名：《从“分治”到“整合”：明清湘黔边墙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

作者：陈文元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