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会老去。而今摆在很多人面前的突出挑战是，如果真的老了，又不能工作时，怎样维持自己的收入来源，还有就是在无法独立生活时将得到怎样的照顾。

我们身处一个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代。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都不可避免面临劳动年龄人口需要不断养活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问题。而在人口保持较快增长的南亚、非洲国家，国民收入很低，卫生、教育水平很低，这意味着这些国家至少在中短期内难以承担替代现有的工业化国家以及老龄化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职能，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贸易稳定增长秩序受到挑战。

在全球相当多数的国家和地区，现有的养老金体系采取现收现付，也就是上一代劳动者退休后的养老金由这一代劳动者支付。这个负担正不断加重。尽管许多国家和地区为此出台了延迟退休制度，还鼓励超出延迟退休年龄而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继续工作，即便如此也仍然无法很好地填补缺口。各国不同程度上将养老金通过资本市场以期创造更大的回报，但出于风险管控的因素，这方面的收益不会很高。

因此，各个国家和地区而今将不得不进行一番改革，以避免养老金体系（过早）崩溃。然而，这种改革看上去困难重重，一方面，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中青年的经济负担已经很重，因而并不愿意承担额外增加的分摊成本；另一方面，老龄化程度加深，也意味着欧美日国家的老年选民相对比例加大，老年人的投票率一贯也高于年轻人，所以要通过任何可能导致养老金、医疗保障减少的改革政策，几乎无法成行。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米努什·沙菲克在其所著的《新社会契约》一书中指出，而今在教育、育儿、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关切问题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断裂、代际断裂。有些年轻人越来越对老年人抱有意见，认为自己辛辛苦苦缴税并承担社会保障缴费，而老年人过去缴费很少，却在而今占用越来越多的医疗保健服务和养老金。有些居住在小城市、农村的人们，不满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将资源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中心城市；反过来，也有大城市的居民，对于资源越来越多地投向落后地区、中小城市的做法表达非议。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对于外来移民占用福利待遇感到愤怒。

《新社会契约》这本书通过社会契约的视角挖掘这类失望情绪的根本起因。社会的运转基于协作，尤其是相互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并由此创造出个人所无法创造出的发展果实，让每个人获得基于协作的更大利益。从近代开始，这种协作其实广泛存在，这也是很多社会福利制度长期推行，在21世纪初以前并没有引起太多非议、不满的原因。

但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人的同理心具有局限性。如果基于协作的期望破裂，或者说经过理性计算、直观判断，我们对于协作的预期成果感到失望，共担风险和收益的愿望就会消失，也就注定变得不会那么慷慨。

《新社会契约》书中指出，20世纪后期出现了极快的技术革新，再加上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这首先在发达国家制造出一个受害群体：学历不高，服务于中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居民——发达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萎缩，也使得中产阶级群体减少。这两类受害群体并没能得到太好的补偿。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完成初次工业化后，不可避免要重复上述进程。这意味着中低技能水平劳动者以及过去的部分中产阶级群体产生了被剥夺感。到了21世纪初，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工智能袭来，气候变化驱动碳税、碳中和等注定影响生活方式的改革举措出台，这使得被剥夺群体扩大了，而且让初入职场的青年群体看不到奋斗的希望，更是对育儿、医疗、就业、养老等需要全社会成员共担成本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感到不满。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老龄化进程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不可逆转，但可以予以缓解，并设法刺激更多的孩子出生——然而这需要足够的时间，要满足这方面时间要求，就需要增加女性的职场投入，这却与鼓励生育更多的孩子的目标相悖。所以，这也让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决策部门在鼓励生育政策问题上显得左支右绌。

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生育率低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育儿成本不断高涨，而且主要由家庭承担。尽管相关国家和地区设法出台了类似于陪产假、育儿假等假期，以及相应补贴，但与家庭（新增）成本相较，只能说是杯水车薪。进一步提高补贴和假期呢？相应的财政成本增加，以及社会成本增长，是中老年社会群体难以接受的。

教育领域也是如此。而今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力，加大了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政府投入。但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一些没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尤其是名校教育机会的人们反对过度投入高等教育，主张更多地将资金投入到早期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上。《新社会契约》书中认为，现在的教育经费制度实际上惠及的只是少部分具有学术专长的人，而没有更多地顾及到人们的终身学习需求，辐射面不够。

相对而言，在就业领域，为因新经济替代旧行业而成为失业受害者的劳动者提供最低收入水平和必要的福利保障，所引发的社会正义最小。

《新社会契约》认为，二战战后的头三代人，给子孙后代留下的遗产既包括知识和文化宝库，发明创造、基础设施、规章制度，也有过度金融化的经济、空心化的产业、畸高的城市房价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所以应该公正地讨论代际问题，年轻人不能无视上几辈人的贡献而只谈论问题；而现在的中老年人也应当注意到一直以来相关行为的负外部性。所以，虽然在短时间内推动代际之间建立更为广泛的共识，是相当困难的，但应当鼓励增进沟通了解，创造机会增进阶层之间、代际之间、国际之中的对话，鼓励社会中上层人士尽到最大化的社会贡献，推动人们共担现有的社会和环境风险，直面问题。

郑渝川：书评、时评作家，现居成都。千余篇书评见于《深圳特区报》《信息时报》《广州日报》《上海证券报》等国内多家报媒。

《新社会契约》[英] 米努什·沙菲克著 李艳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版/69.00元

图书简介：在《新社会契约》一书中，伦敦政治经济学学院校长米努什·沙菲克依据在国际经济机构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大量专业研究成果，依次从育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代际冲突这六大民生问题切入，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的失望情绪是源于技术变革、人口压力、女性角色的转变、环境问题等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契约的失灵。在她看来，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是一个契机，让人们更直观地意识到彼此的相互依存关系，一个更加慷慨、更具包容性的新社会契约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