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初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于全球经济和社会构成严重挑战。疫情开始后，许多国家和国家对此缺乏准备，难以协调组织有组织性的快速应对。

德国经济学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爱德华兹·桑福德讲席教授、美国金融学会副主席马库斯·布伦纳梅尔在其所著的《韧性社会》一书中指出，新冠疫情预示了全球共同体在未来面临的诸多挑战，其中某些可能来自生物工程事故、气候变化灾难或网络攻击等。

换言之，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本身就应当成为不能白白浪费的教训。要从根源上控制冲击，我们就必须了解人们如何对危机做出反应，如何基于自利、心理因素达成权衡从而采取或从容或仓促的行动。

马库斯·布伦纳梅尔说，新冠疫情也让人们意识到，此前经常被论及的保护健康与发展经济福利之间的取舍，本身是短视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身体健康与经济发展本是相辅相成的，“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而在健康管理上面的经济、时间、资源投入，并不能一概论为成本。

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于这种病毒、疾病都缺乏了解，因而出现了相当普遍的焦虑、恐惧。而随着疫情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而人们对于疫情形成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但在2021年以及2022年又重新出现了几轮全球性的疫情，并因此出现了传染性更强但致死性相对较弱的新冠病毒变种。《韧性社会》书中为此发问，“为什么人们不恰当调整自己的行为？”

疫情爆发之初，一些专家根据主流的流行病学模型发表了预判观点，认为病毒在易感人群中传播，逐渐传染大多数人口，后者再逐渐康复；为此应当通过保持社交距离等举措，将疫情爆发的曲线拉平，使之控制在重症监护室的容纳能力之下，这样一来，疫情传播很可能最终导致多数人感染（但因此痊愈），最终达成群体免疫。这种预判及策略的实质就是，加速向病毒投降，使之成为与人的社会、生活共存的一部分。

《韧性社会》书中指出，这种思路忽略了人的行为对于疫情的影响。现实中，新冠疫情达到峰值的时间要早得多，受感染者在人口中所占比重要低得多，这使得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出现所谓的群体免疫。问题是，在疫情暂时受控时，人们一般就会放松警惕，导致基本传染数（每名患者传染人数）重新上升。所以，采取韧性策略，允许某些冲击出现，坚决将基本传染数控制在1以下，就足以控制病毒传播，局部暴发就可以得到控制，病毒不会大面积扩散。

《韧性社会》书中所说的韧性策略，其实与动态清零策略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动态清零”的核心在于“动态”防疫。也就是尽可能避免长时段、大规模、一体化社会封锁，尽可能减轻疫情防控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这一策略付出的社会、经济成本更低，最终“等待”新冠病毒，正如历史上的1918年病毒等曾经造成过严重疫情的许多病毒那样走向消亡。

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抗疫策略，都可能出现防疫疲劳与韧性幻觉。2021年、2022年，全球相当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反弹的疫情面前最终宣布放弃抗疫，其实就是因为基于主流的流行病学模型所采取的策略，导致了疲劳、幻觉，最终引发防疫防线的事实性解体。

《韧性社会》书中广泛讨论了全球经济、政治许多重点问题，强调应对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及其对能源供给等方面带来的冲击）、气候变化、金融市场波动、技术革新等方面的风险，应当适时从传统沿用的风险管理，转向韧性管理，也就是考虑事物、人、社会的反弹恢复的能力，让事物、人、社会接纳可以适应调整但能恢复的风险，借此让社会、金融系统、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变得更加强韧。

这就要求我们能够识别风险，究竟哪些属于具备韧性承受力的风险，又有哪些属于不具备韧性承受力的风险，避免后者将我们带入陷阱、难以反弹、留下长期负面效应的境地。

之所以社会和经济发展要鼓励创新，就是因为技术研发、商业模式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本身会创造出提供长期增长的动力，虽然这一过程中会带来旧秩序受冲击、旧的既得利益者受到伤害的代价，但可以认为那是值得的。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拒绝创新，排斥开放，固步自封，就很可能在多方面累积“不具备韧性承受力的风险”，比如，清代中期的中国，就曾经因此错失了贸易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机遇，导致与欧洲的发展差距在并不长的时间内被显著拉大。

书名：《韧性社会》

作者：（德）马库斯·布伦纳梅尔

译者：余江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